學界普遍認爲“愚公移山”僅見於《列子·湯問》篇(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59-161頁)，譬如，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篇中就說“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列禦寇之書氣偉而採奇”(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309頁)。《列子》“愚公移山”故事的原創性似乎無可置疑。但是，偶然的一次翻閱使我對此有了新的看法。《大正新修大藏經》(第02冊，No.0135，第857-859頁，以下簡稱爲《大正藏》)收錄了晉代名僧竺法護的一種譯經，題爲《佛說力士移山經》(以下簡稱爲《移山經》)。經文開篇曰：
聞如是：一時佛遊拘夷那竭國力士所生地大叢樹間，與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臨滅度時，時國臣民皆出來會。佛問阿難：“斯國大衆，何故云集?”賢者阿難白世尊曰：“有大石山去此不遠，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妨塞門途，行者回礙。五百力士同心議曰：‘吾等膂力，世稱希有，徒自畜養，無益時用，當共徙之，立功後代。’即便並勢，齊聲唱叫，力盡自疲，不得動搖。音震遐邇，是故黎民輻湊來觀。”
我們試比較“愚公移山”的開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儘管故事的主角不同，二者描述移山背景的語言和情節卻非常相似，如“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與“有大石山去此不遠，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與“妨塞門途，行者回礙”，“聚室而謀”與“五百力士同心議曰”，再如：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這段話與《移山經》“吾等膂力”四句的表述，似相反而實相承;至於下文愚公“雖我之死，有子存焉……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陳述，也不過是對《移山經》“當共徙之，立功後代”的進一步發揮。《移山經》隨後說：
於是世尊問諸力士：“汝等何故體疲色顇?”答曰：“今此大石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欲共舉移。始從一日，勤身勠力，至於一月，永不可動，慚恥無效，取笑天下。是以疲竭，姿色憔悴。”“此何所希冀?”力士答曰：“唯然大聖，我之福力，莫能踰者，庶幾欲徙石，光益於世，著名垂勳，銘譽來裔，使王路平直，荒域歸伏。”佛告力士：“明汝至愍，意不堪任，吾爲爾移，遂汝本願，使汝戴功，慎無愧懼。”力士歡喜，啓曰：“敬從!”於時世尊更整法服，以右足大指蹶舉山石，挑至梵天，手右掌持摶之，三轉置於虛空，去地四丈九尺，還着掌中。
我們再比較“愚公移山”：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誇蛾氏二子負二山。
“明汝至愍，意不堪任”就是“帝感其誠”的意思，在這裏，釋迦世尊以神力移山被置換爲天帝“命誇蛾氏二子負二山”。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列子》“愚公移山”與《移山經》在文本上的相似，絕非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此二者孰先孰後?晉人張湛的《列子注序》(《全晉文》卷一百三十八)關於《列子》思想內容的評述爲我們提供了可靠的線索：
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覆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鉅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
作爲《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註釋者，張湛對《列子》的流傳和文本情況當然也是比較瞭解的。在先秦時期，佛教尚未進入中國，至於佛經的廣泛流行，則始於晉代。這是衆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換言之，張湛已經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列子》一書不是先秦古籍。在張湛看來，《列子》一書的內容頗多佛學思想的滲透，而語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載體，這意味着《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與佛經有關。章炳麟《菿漢昌言》卷四“湛謂與佛經相參，實則有取於佛經爾”，如此理解是正確的。對此，季羨林先生做過非常具體的研究。1949年2月，季先生撰《〈列子〉與佛典——對於〈列子〉成書時代和著者的一個推測》(《季羨林文集》第六卷《中國文化與東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3頁)一文，該文爲《列子》的斷代問題提供了有力的論證。季先生敏銳地發現《列子·湯問》篇和西晉竺法護譯的《生經》都有關於“機關木人”(就是木製機器人)的記述。在經過細緻的文本比對和深入的考察、探討之後，他指出：“《列子》與《生經》裏機關木人的故事絕不會是各不相謀的獨立產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個抄襲的另外一個。現在我們既然確定了印度是這個故事的老家，那麼，《列子》抄襲佛典恐怕也就沒有什麼疑問了。”“《列子》既然抄襲了太康六年譯出的《生經》，這部書的纂成一定不會早於太康六年(285年)。”如此爲《列子》成書斷代是科學的合理的。但張湛《列子注序》稱“遭永嘉之亂……僅有存者”云云，對此，季先生指出：“永嘉之亂大概是指的永嘉五年(311年)晉懷帝的被虜。”“永嘉五年上距太康六年只有二十六年。我們絕對不能相信，在《生經》譯出後短短二十幾年內，在當時書籍傳播困難的情況下，竟然有人從裏面抄出一段湊成一部《列子》。”此說則可商榷。其實古人編書和傳播書籍，速度非常之快。即以《列子》爲例，其《周穆王》篇乃攝取汲塚書《穆天子傳》而成，甚至連“機關木人”也被套裝在“穆王西巡狩”的敘述中。《晉書》卷五十一《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因此，《穆天子傳》的流傳必在束皙等人的整理本完成以後，即太康二年至太康六年之間(281—285年)。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列子》一書應當始創於太康六年之後永嘉五年之前這26年之間(285—311年)。而特別令人驚喜的是，《生經》的譯者竺法護也是《移山經》的譯者!而“愚公移山”和“機關木人”的故事也都見於《列子·湯問》篇!如此看來，《列子》的始創者曾經比較系統地閱讀了法護譯經。
《佛說力士移山經》，又稱《力士移山經》或《移山經》。南朝梁釋僧佑《出三藏記集》卷第二：“《移山經》一卷，舊錄雲《力士移山經》。”(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35頁)隋沙門法經等撰《衆經目錄》卷第三：“《移山經》一卷，一名《力士移山經》，晉世竺法護別譯。”(《大正藏》，第55冊，No.2146)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第十三：“《力士移山經》一卷(或直雲《移山經》)，西晉三藏竺法護譯。”(《大正藏》，第55冊，No.2154)其作爲法護譯經的真實性是沒有問題的。實際上，移山神話乃是中古時期佛典的常見物語。我們試讀：
昔佛在王舍城竹園中說法，時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卻後七日，皆當命盡。自共議言五通之力，反覆天地，手捫日月，移山住流，靡所不能。(晉法炬、法立譯《法句譬喻經》卷第一，《大正藏》，第04冊，No.0211)
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第二、卷第九和卷第三十都有相似的表述(《大正藏》，第04冊，No.0212)，東晉太元時期的名僧竺曇無蘭所譯《佛說忠心經》也有關於“梵志三盡道力”的移山故事(《大正藏》，第17冊，No.743)。凡此均導源於《移山經》，由此足見其流佈之廣與影響之深。《移山經》是《列子》“愚公移山”故事的“前文本”，這一點比較容易發現，而另外兩個“前文本”則相對深隱：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篇，楊伯峻《論語譯註》，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1頁)
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山海經》卷第三《北山經》，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頁)
所謂“北山愚公”與“河曲智叟”之名，即從《論語》所載孔子“上智”“下愚”之說而來，《列子》的作者反其意而用之，故“上智”與“下愚”是“可移”的，而非“不移”的;其次，“愚公移山”的寓言乃是針對《山海經》中精衛填海的神話攝取天竺佛典而創作的(如《山海經》夸父逐日的神話被《列子》攝取，其文本位置緊隨“愚公移山”之後，見楊伯峻《列子集釋》，第161—162頁)，移山與填海正好匹配，因爲這兩個故事張揚了同樣的人文精神。如果沒有精衛填海的神話，也就不會有“愚公移山”的寓言。基於《列子·仲尼》篇的儒學語境，我們對“愚公移山”與《論語》之關係尚可深入討論。《論語·子路》篇：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楊伯峻《論語譯註》，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35頁)
孔子並非鄙視勞動，更非鄙薄體力勞動者，而是客觀說明其與農圃社會分工之不同。《孟子·滕文公》所載孟子關於社會分工的言論實際就是對孔子這種思想的進一步發揮，其結論是：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楊伯峻《孟子譯註》，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24頁)
而《列子》“愚公移山”的寓言則張揚了勞心者未必智、勞力者未必愚的人類平等思想，於是，我們看到了“叩石墾壤”、志在移山的勞動人民的身影。在魏晉門閥世族主導的等級森嚴的社會中，這是極其光輝燦爛的人文景觀!在張揚儒學的同時，《列子》又援佛入道，融化西來之佛學思想，以溝通釋、道二家之津樑，其孤明先發已經爲南北朝時期儒釋道的文化融合導夫先路了。在儒釋道合流的前夜，在歷史天宇的深處，《列子》彷彿是一顆幽棲的孤星，雖然光彩熠熠，而周遭的卻是難以穿越的寂寥。《力命》篇彷彿是日神的恣意歡歌，《楊朱》篇彷彿是酒神的猖狂舞蹈，其作爲全書之核心(其他六篇都是對此二篇的“學術掩護”)，無疑是與其所處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王肅(司馬昭的岳父)構建的僞儒學以及在此僞儒學支配下的行爲方式相背離相牴牾的(王氏公然僞造孔子言論，編成《孔子家語》《聖證論》和《孔叢子》三部僞書)，故《列子》的作者不得不託名於古人，不得不暗淡了自我。因此，如果有人一定要說《列子》是僞書的話，那麼，我更願稱它爲一部傑出的僞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