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出身貧寒，於他而言，讀書做官不只爲實現“致君堯舜”的遠大抱負，也爲改善家族生計。貞元二年(786年)，19歲的他開始參加科考，接連三次折戟而歸，直到公元791年才成爲進士。但要得到實際官職，還需通過吏部考試，他又是屢戰屢敗，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這時他才意識到，可能是自己文章的“古文”習氣不符合推崇“時文”的主考官的口味，於是他違心學起“俗下文字”的駢體文。這對“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來說，無疑是種恥辱。但即使如此也沒給他帶來好運，於是他又將失敗歸咎於“干謁不力”。那段時間，他給很多達官貴人寫過吹牛拍馬、祈求賞飯的文章，如著名的《三上宰相書》《應科目與時人書》等。
但他的內心矛盾而苦悶，爲在其中找到平衡，他不得不煞費苦心地字斟句酌，在求官的同時保留一點自尊，所以他的干謁之文有個獨特的現象：既搖尾乞憐又自命不凡，反覆強調失去像自己這樣的人才是朝廷莫大的損失，甚至將自己比作天池之畔的怪物、豐山之巔的大鐘，只因無人賞識而暫時埋沒。
雖然韓愈後來終身都以那些干謁之文爲恥，但仍屢受詬病，比如素來忠厚的司馬光就曾刻薄地說：“觀其(韓愈)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慼慼於貧賤如此。”當時干謁成風，而世人之所以對韓愈如此苛責，還是因爲將他看作道統的象徵，不能忍受某個時代集體信仰的崩塌。
爲了生活，他一邊準備考試，一邊繼續幹謁，同時到地方節帥府中就職以養家餬口。他甚至羨慕“一簞食，一瓢飲”的顏回，因爲顏回雖窮卻有聖人之道作爲精神寄託，他卻只能寫文自娛。那時他想過隱居，但還是爲了家人而繼續面對泥濘的現實。
公元802年，35歲的韓愈終於時來運轉，被舉薦爲國子監四門博士，後來不斷升遷。對於突如其來的好運，他自稱是因文名日盛，其實恐怕與他曾干謁京兆尹李實不無關係。李實貪婪殘暴、官聲不佳，韓愈卻在文中誇他“赤心事上，憂國如家”，並表示願隨其左右。但就在這年，李實謊報京城旱災以致朝廷賑濟不能落實，韓愈上疏說明真相，遭到貶黜，三年後纔回京復職。可見在大是大非面前，韓愈還是很有原則的。
官運亨通的同時，爲人寫墓誌銘成了韓愈發家致富的副業。其實憑本事賺稿費並不丟人，問題在於他有時會爲墓主刻意“洗白”，比如河南府尹杜兼兇殘嗜殺，因嫌京官俸祿低而請求“下基層”，意欲搜刮地方油水，韓愈卻說他是因品行端正、政績優良而被派到地方去爲百姓服務的，爲達“下放”目的甚至不惜犯些小錯。
就這樣，韓愈徹底“鹹魚翻身”，在長安置了豪宅，並作一首五言長詩《示兒》來描述新居環境之好。此詩格調不高，連向來膜拜韓愈的蘇軾也有微詞，“退之《示兒》所示，皆利祿事也!”
韓愈在文壇、政壇頗有作爲，死因卻有些不體面—因沉迷聲色而服食硫黃。即使有這些不光彩的地方，仍不影響世人對他的敬仰，北宋元豐七年(1084年)，宋神宗封他爲“昌黎伯”並配享孔廟—史上得此殊榮的人屈指可數，而“百代文宗”韓愈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