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朝代的興衰與更替，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接下來小編帶您走進北宋大才子范仲淹的故事。
散文
宋建國至仁宗七十多年來，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謹，浮華奢靡的背後潛伏着種種危機。范仲淹洞破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重視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張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關係到社會風俗的醇厚訛薄、國家的興衰成敗。在經世濟時思想的影響下，范仲淹反對宋初文壇的柔靡文風，提出了宗經復古、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點在於政而不在於文，在價值取向上與揚雄、王勃、韓柳以及宋初復古文論一樣，具有歷史意義和復古精神，對宋初文風的革新具有積極作用。
散文創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書信居多，陳述時政，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蘇軾曾評價《上政事書》“天下傳誦”;《靈烏賦》一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名篇《岳陽樓記》，借作記之機，規勸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記敘、寫景、抒情、議論爲一體，動靜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爲雜記中的創新，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爲千古名句。
詩歌
詩歌上，范仲淹主張“範圍一氣”、“與時消息”。范仲淹繼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氣”，又將曹丕的“文氣說”、陸機、鍾嶸的“感物說”和“天人合一”的詩學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認爲，詩人創作的衝動與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氣”，感於萬物並通過萬物體現出來。范仲淹的“與時消息”則繼承了劉勰的“爲情而文”觀和白居易“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主張，把政治教化和爲情造文有機有機結合起來，范仲淹批判宋初詩壇的盲目模仿之風和無病呻吟之態，主張詩歌創作要忠於生活現實，符合時事，不爲空言。
范仲淹詩歌存世305首，內容非常廣泛，或言志感懷，抒寫偉大的政治抱負;或關注民生，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或紀遊山水，歌頌祖國大好河山;或詠物寄興，展現自己的人格操守。詩意淳語真，藝術手法多樣，以清爲美的特點尤爲突出，以文爲詩、議論化的傾向非常明顯，同時注意白描手法和疊字的運用，與當時的白體、晚唐體及西昆體相比，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爲宋初詩歌由唐音向宋調轉變的重要一環。
詞
范仲淹詞作存世共五首，雖然數量較少，但首首膾炙人口，在宋詞的發展中起着承前啓後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國至宋仁宗，生活享樂漸成風尚，以豔情爲主要創作話題的歌詞亦趨向繁榮。范仲淹於仁宗年間登上詞壇，其詞作內容和風格豐富多樣，有直接寫豔情者，也有跳出豔情之外者，正是過渡時期遺留下來的深刻痕跡。
《漁家傲·秋思》一詞，反映了邊塞生活的艱苦，表達了作者反對入侵、鞏固邊防的決心和意願，同時還表現出外患未除、功業未建、久戍邊地、士兵思鄉等複雜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詞這一新的詩體形式來描寫邊塞生活，唐人韋應物的《調笑令·胡馬》雖有“邊草無窮日暮”之句，但沒有展開，且缺乏真實的生活基礎，因而，範詞實際上是邊塞詞的首創。不僅如此，這首詞的內容和風格還直接影響到宋代豪放詞和愛國詞的創作，爲詞世界開闢了嶄新的審美境界，也開啓了宋詞貼近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創作方向。《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和《定風波·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制》兩詞，讀史、詠風景，題材寬泛，與豔情無關，與北宋前期詞壇的創作風格合拍，表現了從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壇衰變的一個過程。
范仲淹的豔情之作(《蘇幕遮·懷舊》、《御街行·秋日懷舊》)，總是寫出一種宏大的時空背景，與同時代其他詞人“小圓香徑”、“庭院深深”的狹深環境迥然不同。而沉摯真切、婉麗動人的風格，也極大地改變了宋人的創作觀念，引導着詞壇創作風氣的轉移，對後世詞壇產生着深刻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