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多爾袞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丙子之役，朝軍抵抗清朝鐵騎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清朝征伐朝鮮，史稱“丙子之役”，次年兩國結城下之盟，朝鮮向清朝稱臣納貢，確立了清朝的宗藩體系。而清、朝兩國以後的發展，似乎並未因戰爭而走向不合，反而朝鮮越來越安於“韃虜”的保護之下，以“小中華”自稱的朝鮮爲何能心甘情願向“韃虜”稱臣納貢，這和清朝創業者之一的多爾袞與朝鮮王國繼承人昭顯世子的私人友情密不可分。
一、朝鮮世子入質瀋陽背景
1636年清朝對朝鮮發動“丙子之役”，清軍勢如破竹，朝鮮八道盡失。此時清軍的行爲實在不能讓人恭維，因爲清朝此時尚未入關，未大規模接受華夏文明，仍是野蠻部落習氣，以搶劫掠奪爲樂。清軍所到之處“閭閻殘蕩”“人家皆燒盡，雞豚鵝鴨無所見，只有犬吠，飽人肉而狂走”(孟森《清史講義》)，可見清軍之野蠻。但也有例外，多爾袞所轄之軍隊，孟森先生在《清史講義》中說“多爾袞於徵朝鮮時，《朝鮮實錄》記載其舉動，在滿洲中獨爲溫雅得體”。與其他清軍攻佔一地就“各自搬運所擄而出”(李翊《燃離室記述》)相比，多爾袞攻佔江華島朝鮮王駐地後，不僅嚴束部衆，保護朝鮮王李倧及其臣子，還送還了一部分被擄人口。多爾袞對朝鮮王表現出對一國君主基本的尊重，給足了朝鮮王面子。
1637年清、朝兩國締結了“三田渡盟約”，正式確立了清、朝兩國的宗藩體制。盟約規定，朝鮮必須把昭顯世子李[wāng]等貴族子弟送到瀋陽爲人質。在清朝看來，人質是臣服的表現，是朝鮮遵循盟約的保障，因爲質子是朝鮮未來的君主，掌握了世子，一般情況下，朝鮮不敢造反。多爾袞對此心知肚明，既然質子是未來朝鮮王，爲了以後清、朝關係，自然不能對世子趾高氣昂。《李朝仁祖實錄》有記載，在朝鮮王給多爾袞及世子送行時，多爾袞雖然能主宰朝鮮王父子的命運，卻未以戰勝者自居把朝鮮王父子視爲階下囚。相反多爾袞許諾朝鮮王會對世子“厚遇之”，世子“必不久還來”(《李朝仁祖實錄》)。
二、入質瀋陽途中，朝鮮世子與多爾袞的初步聯繫
在入質瀋陽途中，皇太極給多爾袞的命令是“朝鮮王之二子，恐有脫逃，宜加意防守，攜之以行”(《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可見清朝皇帝對朝鮮並不信任。但到了執行人多爾袞這裏，多爾袞意識到清、朝宗藩體制初建，必須要化解雙方的不信任和矛盾。所以，一方面執行皇太極的命令，對朝鮮世子監視防備;另一方面又對朝鮮世子不斷安撫、照顧。多爾袞在行軍中不斷派人到世子營帳中問安。對朝鮮世子的禮遇也以外國世子之禮相待，如《瀋陽狀啓》記載，多爾袞見世子以主客之禮相待，世子行禮，多爾袞也回禮。世子告辭，多爾袞也“起立而送之”(《瀋陽狀啓》)。這些友好行爲，收到了預期效果，果然增加了世子對清朝的信任。
世子長於深宮，不知疾苦，行軍途中難免勞累，所以臨行時朝鮮王多次拜託多爾袞照顧世子，多爾袞而並未食言。“九王(多爾袞)等頗有款待意”(《瀋陽狀啓》)，世子也進行了回禮，多爾袞雖以世子“以情饋之，不可不受”爲由，但也僅僅接受了朝鮮禮物的一小部分，其餘大多退回，顯示了清朝的大國氣度，是以雙方交往更密。因爲長時間的行軍，清軍“陣中人馬多病”(《昭顯瀋陽日記》)，向朝鮮要求醫生、獸醫救治，朝鮮也無不應承。雖然僅僅是私人交情上的，但雙方還是確立了最初的合作。
三、入京途中多爾袞對“丙子之役”的善後和清、朝關係的升溫
在清軍返軍途中，多爾袞已決定送還朝鮮被擄人口，釋放朝鮮人民，卻終因兩國關係尚未正常而成效不大。但多爾袞的努力，朝鮮世子看在眼裏，朝鮮世子在政治層面上加深了對多爾袞的信任。恰在此時發生了“焚船事件”，朝鮮統御使不知和約已成，下令焚燬清軍船隻，當清軍要求返還船隻之時，朝鮮無船可還，不得已只能告之實情。多爾袞並沒有震怒，沒有追究朝鮮責任，用寬大的態度化解了“丙子之役”後，清、朝第一次矛盾。這僅僅是清、朝關係上的一個小插曲，真正讓朝鮮世子心甘情願爲清朝馬首是瞻的是徵兵朝鮮的交涉。
1637年，清朝爲攻打皮島而決定徵兵朝鮮，可朝鮮剛經歷過戰火，百姓離散，經不起大規模徵兵。面對清朝苛刻的徵兵要求，朝鮮王方面一無所措，世子則因近在多爾袞身邊，就近觀察了清朝政局，認爲“加減操縱，專在於九王”(《瀋陽狀啓》)，所以去求多爾袞，經過一番交涉，最終決定徵發約兩千名朝鮮士兵，大大減少了原定的一萬二千五百名之數。多爾袞幫助朝鮮應徵之兵，無疑大大加深了朝鮮世子對多爾袞的好感。
四、進入瀋陽後，昭顯世子與多爾袞的交往及朝鮮的臣服
崇德二年(1637)四月中旬，朝鮮世子抵達瀋陽(當時名盛京)，朝鮮世子雖然以質子之身份，但卻便於觀察清朝政局，發現多爾袞雖然是臣下卻權勢甚大，加之多爾袞對朝鮮世子一行多有禮遇，所以也願意結交多爾袞，一時間雙方交往甚密。物極必反，多爾袞於崇德六年(1641)私自允許甲兵歸家，並遠離錦州駐地，皇太極怒，把多爾袞降級罰俸，剝奪多爾袞的參政權，多爾袞政治失意，只能將全部注意力集中於和明軍作戰。多爾袞十分委屈，爲了發泄怒火，一時竟以朝鮮爲出氣筒，對朝鮮不再如當初友好，甚至出現了勒索朝鮮之事。
崇德七年(1642)年，明清鬆錦之戰，明軍慘敗，多爾袞憑此官復原職，對朝鮮之態度立即大變，不再苛責勒索，並宴請世子，重修舊好。恰在此時崇德八年(1643)皇太極去世，多爾袞當上攝政王，順治年幼，實權皆在多爾袞之手，可鬆錦之戰艱苦的作戰環境加之被貶心情憂鬱，多爾袞身心俱損，所以祕密求藥於朝鮮世子。朝鮮世子“以勉副之意達送”(《瀋陽狀啓》)，對多爾袞的要求不無滿足，以至藥物採集地都空了，所謂“應求之地爲白” (《瀋陽狀啓》)。但從側面表現出了多爾袞對朝鮮的信任，多爾袞剛當攝政王，地位未穩，此時不能泄露他身患疾病，不然定會政局動盪，而朝鮮的表現讓多爾袞十分滿意，使多爾袞對朝鮮產生信賴。出於回報，同樣是崇德八年，朝鮮王病，多爾袞派“有職之人”護送世子回國省親，目的無非是，一旦有萬一，讓“有職之人”幫助世子等親清派，讓世子順利登極，穩定後方，繼而好讓清朝順利入侵大明。不過朝鮮王未死，朝鮮世子省親之後仍回瀋陽。
五、世子歸國及世子入質對清、朝關係的意義
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日，多爾袞入北京，朝鮮世子陪同。此時清、朝關係發生變化，在多爾袞的構思中，大明滅亡已成必然，朝鮮不再是清朝的同盟者，現在要讓朝鮮安於自己的藩國身份，不能再以質子威脅，世子歸國成爲必然。順治元年九月，朝鮮世子再隨順治皇帝遷都北京，十一月初一祭天告極，之後多爾袞召朝鮮世子，“世子以東國儲君，不可久居於此，今宜永還本國”(《瀋陽狀啓》)，次年正月，世子東歸，而世子歸國後頗得人心，可惜順治二年，世子去世，諡號昭顯，未來得及繼承王位。
朝鮮世子入質不會因朝鮮世子的身死而全無意義，首先世子是一羣人入質中國，世子雖死，但陪同世子入質的人見到了清朝強盛，知道了清朝勢不可擋，不可能養十萬兵直搗關外，復大明江山，也完全沒機會報神宗皇帝的再造之恩了(萬曆朝鮮之役，明軍幫助朝鮮復國)。到康熙皇帝1683年收復臺灣，明王朝最後一面象徵性的旗幟也覆滅了，朝鮮終於安於自己的藩屬國地位，以後對清朝也“義則君臣，恩猶父子”了，尤其在近代列強的威脅下，事事指望清朝，毫無主見，日本侵略還指望清朝救命，清朝幫他平定了“壬午”“甲申”之亂，最終爆發了甲午戰爭，中國終於打不過了，朝鮮也就亡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