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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通鑑》卷201記載說：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後所制，上不勝其忿。
武則天之所以這樣，大概是由於高宗多病，武后又辦事幹練，有很多政事，沒有請示高宗，自己則擅自處理了，所以，高宗認爲武后“專作威福”。
另外，還有的史籍，所記與此略有不同，說武則天立爲黃後，“已得志，即盜威福，施無憚避，帝亦儒昏，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這條史料與上述那條有所不同。是說高宗“儒昏”，處理朝政，不如武后那樣，英明果斷，因此，高宗處理朝政而“使不得專”，受武后掣肘，時間久了，便忿然不平。這一情況，也許是符合史實的，因爲這時，武后的地位已經鞏固，因常常參與軍國大事，政治地位變了，於是她也變得不那麼溫良恭順，乃至於獨斷專行，因此招致了高宗的不滿。
不僅這時武后有些“專作威福”，就是由她所提拔的李義府也有恃無恐，變得越來越跋扈了，這也引起了高宗的反感。
李義府時任右相(中書令)，主持官吏的選舉工作。他雖被貶官後，升爲宰相，仍是惡性不改，重操舊業。在他改遷祖父墳墓時，周圍的七個縣令親自出馬，徵調民間牛車，爲他祖父載土築墳。
其中高陵令不堪勞苦，累死在途中。在安葬時，他又興師動衆，70里長的路上人流相繼不絕。
唐初以來，即使王公送葬，也從沒有這種宏大的排場。李義府本無藻鑑官吏的才能，又“怙武后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讟”。儘管他把選官事，搞得烏七八糟，怨聲載道，但是，百官畏懼而不敢上言。時間久了，高宗也對李義府的一些醜事有所耳聞。
663年(龍朔三年)4月的一天，唐高宗從容地對李義府說：“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爲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戒勖。勿令如此”。
本來，高宗好意從正面告誠他，不要讓其子、婿等親屬，胡作非爲。不料，李義府聽了以後，不但不反省自律，反而勃然變了臉色，氣呼呼地質問高宗，這是誰告訴陛下的。高宗見他如此蠻橫無理，也十分氣憤地說：“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
李義府雖見高宗有些惱怒，卻一點兒也不在乎，反而若無其事一樣，“殊不引咎，緩步而去”。
李義府自以爲背後有武后撐腰，有恃而無恐，並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大概這一次唐高宗執意要懲治李義府，而武后心有餘而力不足了。高宗下令將李義府逮捕入獄。由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大理寺的官員共同審理這一案子，並由司空李勣總監其事。經過審查，罪證確鑿無疑，三天之後，即下詔罷掉李義府的一切官爵，遠流雋州(今四川西昌市)，其諸子、女婿也都罷掉了官職，流放到庭州。高宗除了朝廷中的一大公害，真是大夢快人心，“朝野莫不稱慶”。
也活該李義府倒黴。這時恰巧有個叫杜元紀的陰陽先生，說李義府居宅有“獄氣”，當積累20萬緡錢，才能鎮壓這刑獄之氣。李義府信以爲真，急忙千方百計，大肆搜刮，以湊足20萬緡錢，於是鬧得羣議鼎沸。
時李義府正遇有母喪。朝廷每月初一、十五給兩天哭喪假，但他卻不在家哭喪守靈，卻常常脫去官服，換上平民服裝。與杜元紀悄悄地來到長安城東，登上古墳。觀察風水。
他雖然行動詭祕。但還是被人發覺了。有人告發他鬼鬼祟祟，行蹤可疑。說也湊巧，他的兒子李津，時任右司議郎，借其父權勢，私下召回長孫無忌的孫子長孫延，從中受賄700緡，讓長孫延做了司津監官。此事也被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告發。
這次，唐高宗不顧武后的可否，決心要嚴懲李義府，故將他流放後，規定即使遇到大赦，他也不在赦免之內。因此，李義府被流放到雋州之後，再也沒有生還的希望，不久便憂鬱成疾，很快一命嗚呼，命歸西天了。
只是過了30年以後，武則天做了皇帝，思念他詡贊皇後有功，追賜他爲揚州大都督，還賜李義府之子左千牛衛將軍李湛實封300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