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長河不停的流淌，歷史在不停的發展，讓小編帶大家撥開歷史的迷霧，回到那刀光劍影的年代，看看鄭成功的故事。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明朝砍殺日本倭寇的“戚家刀”，居然是一種仿造自日本刀的長刀?》中，我們向大家講述了明帝國中期東南沿海抗倭戰爭的歷史細節，文章底下有些讀者留言，說大伊萬“怎麼把鄭芝龍也給算在‘海寇’的行列裏了”、“鄭成功集團的性質是什麼”。因此今天咱專門寫個“番外篇”向大家科普一下鄭氏集團的歷史。
電影《英雄鄭成功》劇照，右側爲鄭芝龍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向大家闡明，明代中期橫行於東南沿海的倭寇，主要有兩個來源：第一是因日本的“戰國內亂”而選擇出海劫掠的西南諸侯浪人，更主要的則是因明帝國的“海禁政策”而異常猖獗的東南沿海走私海商。這兩股人馬雜糅在一起，一手拿着算盤，一手拿着軍刀，呈現出“一面是海商、一面是海盜”的複雜圖景，鄭芝龍自然也不例外：
根據歷史記載，鄭芝龍是福建南安人，少年時就跟隨走私商人下南洋謀生，先是到過葡萄牙人盤踞的澳門，然後又到過菲律賓的馬尼拉等地，不僅學得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語，甚至還接受過天主教的洗禮，取過一個“尼古拉”的教名。天啓三年，鄭芝龍因爲機緣巧合，結識了旅居日本長崎的泉州華僑、著名海商李旦，並“以父事之”，利用自己在東南亞人脈廣泛的優勢，爲李旦經營東南亞的商業貿易，很快發了家。
鄭芝龍畫像
由於李旦膝下無子，天啓五年其去世後，全部的產業與商船隊均由鄭芝龍繼承，鄭芝龍這下走上了人生巔峯，成了明帝國末期中國東南沿海、東南亞最大的海上走私集團。
因此，鄭芝龍在清軍越過仙霞關之際就選擇投降清帝國，並要求清帝國保全其在國內、國外的商業利益，在當時的鄭氏集團看來，無疑是最佳選項，只不過以清帝國的中央集權程度，無疑比費拉不堪的明帝國高了不止一個檔次，怎可能容忍有一股尾大不掉的勢力盤踞在東南沿海不聽朝廷招呼?鄭芝龍在面對清廷時，情況都不清楚就胡亂下注，直接決定了其悲劇性結局。
清廷絕不會容忍東南沿海的鄭氏集團
雖然鄭芝龍被清廷軟禁，但是其在面對明清交替之際的政治考量與戰略選擇，也無疑對鄭成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導致其在明清之間始終搖擺不定、曖昧不明。說到尊奉明帝國，鄭成功在永曆皇帝於安龍即位後倒是一直使用着南明的“永曆”年號，也遙奉永曆皇帝爲正朔，但實際上鄭軍依然不聽明帝國招呼，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動，如清順治十一年同時發生的張煌言與張名振三入長江、晉王李定國會攻兩廣之戰，儘管戰前李定國多次寫信同鄭成功聯繫協同，請求鄭成功與自己相向進軍，夾攻廣東，一舉蕩平兩廣，但鄭成功面對如此大好機會依然不爲所動。
不爲所動也就罷了，鄭成功反而認爲這是向清帝國提高價碼的好機會，從順治十年到順治十一年先後和清方展開了多輪談判，當時按照清方給出的價碼，願意冊封鄭成功爲“海澄公”，並允諾按照鄭成功的要求，將潮州、惠州、漳州、泉州四府交鄭家管轄，令其永鎮東南，但到清帝國的使者真的到來、鄭成功“設香案、三跪九叩頭”表示臣服後，突然又提高要價，要求把福建全省和浙江省寧波、紹興、溫州、台州、處州五個府也交給鄭家，面對鄭氏集團反覆無常的態度，順治皇帝認爲鄭成功“詞多乖戾，徵求無厭”，此番招撫鄭氏集團的努力自然也是以失敗告終。
說到這裏，我們完全可以看出，相對於李定國、張煌言、張名振等人堅決抗清的態度，鄭成功乃至整個鄭氏集團在明清易代之際的戰略選擇完全沒有固定立場，一切以最大化自身利益爲主要導向。所謂的反清復明事業之於這些人，更像是一個可大可小的籌碼，對於鄭成功與鄭氏集團的態度，清廷的兩廣總督李率泰可謂看得真切，他在給順治皇帝的上疏裏面說，(鄭成功)“無三省，則舍我而忠於彼;有三省，則舍彼而忠於我”。但是鄭成功乃至鄭氏集團在明清之間投機的態度，其惡果很快顯現了出來，由於鄭成功的置身事外，順治十一年南明政權主導的會攻兩廣、三入長江之戰均以迅速失敗告終，其後南明政權再也沒有力量發動足夠的戰略進攻，單憑鄭成功一家的力量，顯然無法對清帝國形成決定性的威脅了。
除了在明清交替之際的戰略選擇上充滿了機會主義和搖擺不定，鄭成功在具體的作戰策略上也充滿了海盜式的“撈一把就跑”：我們前面提過不止一次，鄭氏集團作爲憑藉海上貿易發家的、擁有大量戰船和制海權的商業與軍事集團，其整個戰略與戰術思維充滿了海洋民族乃至海盜的特質，對農耕文明在戰爭中的霸田搶地興趣不大，認爲在掌握制海權的情況下就足以支撐整個戰爭進程了。
基於這種思維，鄭成功既不注重建立自己的陸上戰略縱深，也不注重對己方在岸上立足點的經營，偶爾有主動進攻的行動也伴隨着普遍的海盜式的徵發與搶劫，如在與清帝國長期拉鋸的過程中，鄭軍長期縱橫閩、粵、浙等地沿海，每到一地無不伴隨着大量的徵糧和搜刮，在當地人民不得已結寨以自保的情況下，鄭軍又往往認爲本地百姓都是“逆民”，一言不合就開始“絕其族類，剿殺無遺”。
如鄭成功手下官員楊英所著《先王實錄》裏，就起碼記載了十幾起此類屠殺事件，如南明永曆四年鄭軍攻和平寨，破寨後“盡殺之”，攻和尚寨，“男女一併剿殺無遺”，永曆五年鄭軍攻打霞帳寨，攻克後“剿殺無餘”，永曆八年攻打松下寨，攻克之後“逆民不支，具被剿殺”，永曆九年鄭軍攻仙遊縣城，破城之後“焚殺甚慘”。尤其是永曆十一年鄭軍攻潮州澄海鷗汀寨之戰，按《潮州志》所記載，鄭軍破寨後，“屠男女六萬餘人，僅百人身免”，最慘無人道的是鄭軍屠城後撤走，當地百姓自發前來收斂遇難者遺體，結果鄭軍又殺了回來，把前來收拾的百姓再度屠殺殆盡，結果數萬遺體無人敢收斂，一直到第二年，新任的澄海縣令祖之麟才組織人手把屍骸火化，火化後的骨灰竟然足足收集到了四萬斤。
就在這種反覆的拉鋸、打劫中，鄭氏集團不僅把自己與清帝國討價還價的本錢越玩越少，連本地的民心都開始向清帝國傾斜，一直到了清順治十三年，鄭成功終於開始“轉變作風”，打算趁着清軍主力大舉進攻雲貴，派兵向長江流域進攻，真正開拓自己的根據地，甚至連打到南京城下“先祭孝陵”都打算好了。
而一開始，鄭軍進展十分順利，沿途百姓也都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但是等到鄭軍在南京城下戰敗，開始全線潰退時，這股勢力的海盜作風又開始發作了，到處強搶婦女、劫掠財物，按照浙江一名“明朝遺民”李鄴嗣的記載，鄭軍進入其家鄉鄞縣後，“縱兵大搜，殺東鄉萬餘人”，連他自己的好友也因爲鄭軍大肆搜刮，“索其財，無有，因殺之”，鄭軍這種做法不僅連帶在浙江等地也臭了大街，也令很多想“一心恢復明朝江山”的人士大失所望，反而幫助清帝國在江南穩固了統治。
鄭軍的海盜作風一旦發作，百姓就遭殃了
就這樣，伴隨着鄭成功和整個鄭氏集團的不斷折騰，到了清順治十八年，除了鄭成功以外的抗清力量基本上不是敗亡，就是失去了給清廷形成足夠威脅的能力。而鄭成功和整個鄭氏集團，在明清交替的風雲變幻後，也終於到了無法在大陸立足的那一天，不得不選擇重歸海外。這次，鄭成功選擇了被荷蘭殖民者盤踞的臺灣作爲擴張對象。但是，這就是咱們提過的另一個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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