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萬曆皇帝的故事，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萬曆皇帝，可以說是明朝最具爭議性的一位皇帝。他創造了多個明朝皇帝的記錄：沖齡繼位，在位長達四十八年時間 ，是明朝享國最久的皇帝，超過了他明太祖朱元璋;另外一個記錄是長達28年不上朝，超過了這一記錄的保持着他的祖父嘉靖皇帝。清代人編的《明史》中有一句話：
“明之亡，實亡於萬曆”。——《明史·神宗本紀》
那麼問題就來了，既然萬曆皇帝這麼多年不上朝，爲什麼沒有被架空權力呢?這種說法其實也不完全正確，所以也就給這個問題帶來一些開放的答案。
首先，需要從明朝特殊的政治制度入手分析。
1)我們都知道，明太祖通過胡惟庸案，對朝堂進行了一場大清洗，受牽連的人員達到2萬多，不可不謂之爲大案。爲了徹底根治相權過大的問題，朱元璋索性廢除了“丞相制度”。對於精力旺盛的全國首席勞模朱元璋而言，可以自己親自上陣夜以繼日批閱奏摺，處理政務，然而後世子孫就沒有這麼敬業了。於是“內閣制度”應運而生，最初在洪武和永樂年間內閣成員官階較低，沒有實權，主要是諮詢功能，而在仁宗和宣宗年間才得以發展和完善，而且內閣學士還往往兼任六部部長，因此權力也越來越大。當然，這一內閣制度，跟現代政治制度的內閣並不是一回事，姑且可以理解爲其雛形吧。有了內閣後，皇帝工作量大大減少，內閣大學士分擔了大部分批閱奏摺的工作，其權力稱爲“票擬”，即擬定相關批閱內容，供皇帝批准和下發。在這種制度的發展下，文官政治隨之而起，成爲影響朝局的重要力量。畢竟官員的選拔基本以科舉制爲主，內閣大學士幾乎都是每科考試的前幾名中產生(當然，不是說考中狀元、榜眼、探花就能直接入閣，而是先選爲庶吉士，經過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鍛鍊才行)。
2)光靠內閣制度能夠行得通嗎?歷史上權臣獨攬大權，架空甚至推翻皇帝的事件比比皆是。於是，另一套制衡措施隨之而生，這就是明朝歷史上備受詬病的太監參政——表現形式爲司禮監的“批紅”。批紅的意思是用紅字對內閣的票擬內容做批示，也稱“批朱”。準確說，內閣之初，批紅是皇帝的工作，但畢竟國事繁巨，雖然已經有內閣的票擬，依然需要皇帝看這些內容是否得當，不是每個皇帝都有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的旺盛精力，明宣宗時，設立內學堂，教授太監識字，從而幫助皇帝批閱奏摺，由是，司禮監地位提高，逐漸發展爲獨立於內閣的“內廷”。畢竟在皇帝看來，這些太監在自己的絕對控制下，而且朝夕相處，與文官相比，更容易相信。因此，宦官勢力就被用來牽制以內閣爲首的文官，並代表皇權監督和控制政府機構的施政活動。不僅如此，太監還掌握東廠和錦衣衛這些特務機構，權勢煊赫，所以明朝有名的太監也很多，比如英宗時大太監王振、武宗時劉瑾、熹宗時魏忠賢無一不是權勢熏天，一時無二。但需要注意的一點是，跟唐朝太監亂政不同的是，明朝太監的權力全部來源於皇帝的信任，而一旦出現信任危機，或者皇帝換人，這些人很快也就走到了盡頭。
因此，理論上說，只要皇帝掌握好內閣和司禮監，皇權就不會旁落。這是明朝的一大特色。也算是相對普遍性的特點。
回到特殊性，也就是萬曆皇帝本身。
1)這位10歲即位的皇帝，由於年紀小，無法獨立秉政，也開啓了張居正執政的十年。其實這看來很具有諷刺意味，明朝爲防止丞相權力過大而廢除丞相，但內閣首輔的權力在張居正時甚至超過丞相，用張居正的說法“我非相，乃攝爾”。當然，張居正當政的十年，發起的“萬曆新政”，確實爲明朝發展注入活力。但是，這對於皇帝而言，並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未成年的皇帝可能還沒有太大的感覺，但成年後，權力的意識和慾望被喚起，由是產生的反抗情緒也越來越重。於是，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發起倒張運動，對其進行清算，張居正被弄得家破人亡，下場悲慘。內閣的權力也在此後被大大削弱。張居正能夠操柄國政達十年之久，跟其與萬曆生母李太后以及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結成的“鐵三角”分不開關係。萬曆吸取此教訓，司禮監被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們可以看到，萬曆年間，馮保後沒有再出現權勢盛的太監。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內閣還是司禮監都無法一家獨大，所以，雖然萬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朝，卻依然能保證權力握在手中，而不至於被架空。
2)還是說萬曆皇帝本身，大權獨攬之後，他才發現，朝臣並不是那麼容易控制的，尤其是文官，經過百年下來，他們已經形成固定的模式和勢力，甚至是皇帝都無法改變。張居正在世時，通過各種手段比如“京察”，言官對內閣負責等措施，勉強能夠掌控局面，而現在這些制約一下子沒了，再加上沒有強勢的司禮監壓制，文官就像彈簧一樣，被壓制久了，完全釋放出來後，就沒那麼容易再被控制。萬曆皇帝發現，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受到各種阻力，稍有問題，甚至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會被朝臣唾沫星子淹沒。畢竟他就是一個人，百官每人一封奏摺，一句話，也能讓其疲於奔命;這個時候的內閣首輔，也沒有張居正的強勢地位，無法引導和駕馭百官，反而經常被百官“綁架”，被拉着一起跟皇帝作對，其中比較有名的一位首輔申時行，慢慢變成了著名的和事佬，只能在百官和皇帝間和稀泥，短時間內還能湊合，時間久了，兩邊都沒法討好。朝廷政事也就算了，更有甚者，萬曆皇帝自己的私生活，也要被大臣們指指點點，比如他寵愛鄭貴妃，而對皇后不怎麼熱心，引來大臣不滿，認爲皇帝應該尊皇后，並且要雨露均沾，不能獨寵一人。愛一個女人都要被指摘，雪花似的奏摺飛來。想想，當皇帝也不容易，整天要面對這羣打了雞血似的朝臣，還有更嚴重的超級“噴子”——六科言官，一羣專職挑毛病的官員，這誰受得了?足不出戶的萬曆皇帝被罵爲“酒色財氣”的昏君，氣得萬曆牙癢癢、直跺腳，發誓必要嚴懲這些官員，然而最終在文官系統的“騷操作”下，僅僅是以涉事官員貶謫草草了事。皇帝竟也無可奈何。
於是，萬曆皇帝發現，他根本鬥不過這幫人。還有一件大事最能說明問題，這就是萬曆年間“爭國本”，也就是選擇繼承人的問題。萬曆沒有嫡長子，所以也就出現了可操作空間，到底立長子還是愛子呢?羣臣當然搬出宗法制，支持立皇長子朱常洛，但皇帝並不喜歡這個孩子的母親，更別說兒子了，萬曆偏愛鄭貴妃，就想立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就這樣一件事，明神宗萬曆皇帝整整與羣臣鬥法達15年之久，最後還是輸給這幫大臣，由是引起的黨爭問題，後果其實更爲嚴重，不知道萬曆皇帝是否看到這一點。其實這也是萬曆皇帝性格軟弱的一個表現，既然沒有嫡長子，他完全可以強勢立自己喜歡的兒子，而不與朝臣糾纏，以當初“倒張運動”的氣勢，結果可能也會好一些，畢竟這些文臣雖然愛名，卻也不得不考量一下是否敢於冒着被摘烏紗帽甚至被梃杖的風險而與皇帝作對，而且還能遏制黨爭的發展和惡化。然而，萬曆畢竟是萬曆，他沒有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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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雖貴爲天子，卻終被羣臣所制，於是在一件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中，與大臣鬧掰，也逐步對朝政失去興趣，開始怠政。“躲進小樓成一統”，惹不起我總躲得起，朕就躲在後宮裏面陪着我的愛妃鄭貴妃吧，你們愛咋咋地，朕不跟你們玩了。正面打不過，萬曆皇帝就消極抗戰。你們官員開缺了，我也不同意補人，你們想這樣，我也不批，你們也別想見到我。這樣卻加劇了朝政的混亂。
當然，對於國家大事，他也不敢含糊，畢竟江山還是老朱家的，所以“萬曆三大徵”--平定蒙古叛變的寧夏之役，抗擊日本入侵朝鮮的朝鮮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吐司叛變的播州之役都能取得勝利。當然，這些勝利所需的物質基礎，其實還是張居正改革時期留下的財富，否則真的是要不知所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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