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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三大才子的下場爲什麼一個比一個慘?

來源:歷史趣聞網    閱讀: 1.79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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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如果我們有人被人稱爲才子,肯定標誌着這個人很有出息,但是,在古代中國,稱爲才子的人,一旦擁有個性,與“狂”連在一起,則往往命運多舛,特別是明清時代,混跡官場的個性才子,出路非常窄,結局大多悲慘。接下來小編就帶來歷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明朝有公認的“明朝三大才子”。解縉排列第一,其餘兩位分別是楊慎和徐渭,當然,這兩位僅僅是才氣接近解縉,其他無論是名氣還是地位、敢言度,都沒有超越前者。

但是,三人命運卻無比相似,甚至可以說:一個比一個命苦。

關於解縉,我們知道,他是被明成祖朱棣以“無人臣禮”治罪、凍死牢中。

再說明朝第二才子楊慎。

如果大家對這個人不很熟悉,我念一首歌詞,你們可能馬上就產生記憶甚至敬意了——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明朝三大才子的下場爲什麼一個比一個慘?

沒錯,這是家喻戶曉的《三國演義》的開頭詞《臨江仙》,作者可不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羅貫中,而是才子楊慎。本來,元末明初羅貫中版的《三國演義》出現在楊慎出生之前,當然是沒有這首詩的。但明嘉靖年間楊慎在流放途中寫了此詩,廣爲傳頌,後來被清初文學評論家毛宗崗採用,置於毛宗崗版《三國演義》卷首,於是此詩便和楊慎的名字一同流芳千古。

楊慎,號生庵。明朝著名政治家楊廷和之子。他是正德年間狀元,官居翰林撰修。楊慎入仕時,時值明朝江河日下的中後期,政治腐敗,學風虛僞,大明學界不是固化儒教的程朱理學當道,就是不務實的王陽明心學流行。而楊慎文才卓越,學術求真,自成一派,力批欺世盜名。因爲在大是大非上他毫不含糊,不想騎牆,所以這個樣子的楊慎就不慎,在官場屢入深淵,最後倒了在“大禮儀之爭”上。

什麼是“大禮儀之爭”?說在嘉靖年間,因爲嘉靖皇帝朱厚熜這個皇位不是從父親那裏繼承的,而是從堂哥明武宗朱厚照那裏接班的,“兄終弟及”,所以,他當了皇帝之後,還挺孝順,一直惦記着,要給那個一天也沒當過皇帝的死去的爹爹沾點皇氣,封爹爹爲明睿宗,給自己生父上“太上皇”禮儀,這種情結從親情的角度或許是可以理解,但卻亂了綱常法紀,國家法紀如同兒戲,正直的內閣大臣立刻提出反對意見,這就是著名的“大禮儀之爭”。

在這場爭議中,楊慎與身爲內閣首輔的父親楊廷和表現得最爲堅決,強烈反對,勸阻嘉靖不要這麼幹、亂了國家法紀。從而惹得嘉靖大怒,什麼是法,我就是法,偏這麼幹,跟皇帝叫板的楊廷和被罷了官,兒子楊慎被兩次動了大刑,最後充軍發配雲南,一去三十年,結局是死在南疆。

這就是明朝第二才子的命運。而明朝第三才子徐渭的命運,比楊慎還慘。

徐渭,號文長,所以徐渭又稱徐文長,這個名字更爲人們所熟知些。他也是嘉靖年間的人,自小被稱神童,學富五車,志在仕途,但一生都沒得到一官半職。科舉屢試不第,後無奈中年做了師爺。給福建總督胡宗憲當幕僚,這位胡總督非常器重徐文長,但不想胡總督卻是首輔嚴嵩的人,嚴嵩倒臺,他也跟着一起吃了“鍋烙”。主人下獄後,徐文長每天戰戰兢兢,深怕株連到自己.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選擇自殺結束自己生命,但幾次自殺未遂,最後精神失常,貧病而逝。

由此可見,這些才子的命運大同小異,他們在學術上很有造詣,但在官場卻一敗塗地。當然,並非所有的才子都像他們一樣。解縉死後,更多的大明才子,向着另一條方向發展。那是一條什麼方向呢?

就是我在開頭所講的丁士美之路——“縝密端重”,安身立命。爲皇帝做事規規矩矩、在皇帝面前恭恭敬敬,不越雷池半步。可以說,以丁士美爲代表的才子,是明朝中後期主流。也就是說,自從解縉死後,大明才子的主流羣,已漸漸嬗變爲一個精緻的“御用美容師羣”。他們不得不“夾起尾巴做人”,寫寫四平八穩的“臺閣體”,去專心研究滿篇廢話套話的八股文。

才子文人,只能爲皇帝塗脂抹粉。這是爲什麼呢?

要追本溯源,這得從明朝前的中國人才制度說起。

雖然中國有長達兩千年的封建歷史,但人才體制的顯規則並非一成不變。從秦朝到明朝這近兩千年間出現了很大變遷。譬如秦朝規定“窮人不能當官”;漢朝“孝子優先當官”;三國“唯纔是舉”、唐朝“胡漢合流”;宋朝“重文輕武”……等等等等,形態各異,姿態萬千。但不管怎麼變,君主專制下、中國封建王朝官場的用人潛規則不會變,這些潛規則,可以歸結爲一副對聯:

上聯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下聯是: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橫批:不服不行。

誰說你行就行呢?皇帝。你不服誰不行呢?還是皇帝。

所有的官場潛規則,都是皇權的影子,所謂封建王朝的王法,其立法原則,就是保護皇權神聖不可侵犯。整個國家當然包括所有的人才,都是爲皇帝一個人存在,全國都伺候一個人。所以,哪怕你才高八斗,即使你出發點好,可一旦當你侵犯了皇權,哪怕冒犯了皇帝的一點點顏面,人才的口袋罪就會撲面而來。

這些口袋罪,從“泄禁中語(泄密罪)”到“謗訕(誹謗罪)”,再到“無人臣禮(藐視領導-藐視法庭罪)”,比比皆是。

而到了明朝,因爲君主專制的升級,才子的存活空間已經壓縮到史無前例。表面上看,解縉的悲劇是因爲錯把桀紂當堯舜,暴君當明君,天真任性所至,而實際上他是被明朝極度專制者改造文人的政治空氣所埋葬。

因爲在明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奠定了皇權專制基調,開闢了變態級的君主專制制度環境,廢相、八股取士、意識形態定儒教理學於一尊,徹底扼殺文人士大的權利和個性,使得“君尊臣卑”登峯造極,君臣關係已經完全變爲“主奴關係”,主子沒表態,奴才不能發表意見,否則就是“位卑言高則爲罪”。

殺戮,廷杖,八股,二祖皇帝胡蘿蔔加大棒,就是讓士人俯首帖耳地聽朝廷的話,不可再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見。誰敢越雷池半步,等待他們則是悲慘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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