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劉備。
彭城之戰時，敗逃的劉邦爲了給馬車減重，曾三番五次把孩子推下車;劉備雖沒有這個動作，但他也確實多次拋棄妻兒倉皇逃命。
同時，與趙雲幫劉備尋找妻兒相比，劉邦也有尋找老婆孩子的動作：“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史記·高祖本紀》)
因此，若說劉邦比劉備更狠，其實並不嚴謹;雖然兩人舉動的細節有差別，但本質都是一樣的;如果因此就說劉備更仁義，那顯然是五十步笑百步。
相對於祖宗劉邦，劉備的“拋妻棄子”之所以被人們大度的原諒，是因爲佔了時代和對手的便宜。
史書編撰的時代不同、作者身份不同
關於劉邦推子女下車的記載，最早來自於《史記·項羽本紀》：
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
除了這個明顯的黑點外，《史記》中對劉邦其他各方面的記載，也從不避諱那些看似負面的內容，尤其他對儒生無禮、做事不擇手段、立國後對功臣手段兇狠等等。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史記》修編時，正是儒家被確立爲封建正統思想之後，從司馬遷本人在史書中表達出的態度來看，他的價值觀深受儒家觀念的影響。劉邦則出身秦朝基層官吏，他的一些言行在士大夫看來，確實顯得格格不入;
其二，《史記》是司馬遷個人編纂的作品，不是官方的史書，因此帶有很多與統治者喜好不符的內容，極具批判性。
此書修成後，司馬遷一直防着它被漢武帝焚燬，以至於“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漢書》說，“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即司馬遷死後，此書才逐漸流傳於世。他的女兒司馬英家中也藏着一部《史記》，其中一個外孫楊惲自小研讀此書，立志將外公的著作發揚光大。
後來，出生於底層的漢宣帝劉病已當政後，漢朝的政壇極爲清明，此時被封侯的楊惲趁機上書漢宣帝，把《史記》獻了出來，並獲准公開發行。
而對劉備的記載，則主要來自《三國志》。當時，兩漢已持續了四百多年，官修史書已成爲史學界的慣例;同時，其主編陳壽起先是蜀漢的史官，蜀漢被滅後，他又在西晉朝廷任職。公元280年，東吳被滅後，陳壽歷時十年編成了《三國志》。此書修成後，深受當時朝野的盛讚;夏侯湛當時也在撰寫《魏書》，當他看到陳壽的《三國志》後，毫不手軟地將手稿銷燬。
也就是說，陳壽是以晉臣的身份編寫三國曆史，因此對於各方，他不可能抱有太濃厚的主觀偏見。如果考慮到晉是取代魏而建立這一層關係，他甚至有理由稍微擡高蜀漢——畢竟暗示曹魏的非法性，才能往司馬氏臉上貼金。
至於《三國演義》的立場，那就更不用講了。在尊劉抑曹的論調下，曹操幹了再多好事，那也是心懷不軌;劉備即使再拋妻棄子，那也是爲了光復漢室、忍辱負重。
二人及對手的身份有差異
歷史人物的形象，並不是完全由史書決定的，民間的心理、老百姓的好惡，往往具有重大主導效應。
劉邦之所以被人視爲小混混，那主要因爲他的對手是傳統貴族。項羽雖成爲了失敗者，但由於他對滅秦的巨大貢獻、多次以少勝多的輝煌戰績、失敗後乾脆利落自殺的磊落表現，使得他在後世廣受讚譽;在向來以勝敗論英雄的史學界、輿論圈，項羽堪稱唯一的例外。而相比較之下，劉邦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作風，就顯得有些“猥瑣”之嫌。
因此，大家明明知道劉邦代表着時代的進步，卻往往抑制不住對項羽喜愛。很不幸的，劉邦“拋妻棄子”這種古代帝王的“常規操作”，就成了他爲人卑劣的重要證據。
而劉備的運氣則好得多。他所處的時代，劉氏的漢王朝已持續了四百年，甚至成了一個民族的稱謂，“民心思漢”的大輿論，使得劉備天生佔有道德制高點。
此外，與他那些出身豪門的對手們相比，劉備雖爲皇室後裔，但已淪落到“織蓆販履”的地步，起點低、底子薄，但他最終卻戰勝一衆強敵，成就三分天下的偉業，這樣的勵志故事，使得他的一切舉動都“情有可原”：你看看，爲了成就大業，人家的犧牲多大，連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同時，“桃園結義”的傳說讓人熱血沸騰，“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傳言也頗讓一些熱爲之讚賞不已。
而他的主要對手曹操，不僅是個宦官之後，更是被《三國演義》塑造成了一個“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漢賊。
因此，在各方面的對比之下，劉備的一切舉動都具備了合理性，別人拋妻棄子是沒人性，他這樣幹就成了忍辱負重，真讓人服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