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雍正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衆所周知，雍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勤政皇帝之一，他每天都會批閱大量奏摺工作到深夜。
雍正自己都說：“各省的奏摺，一日少之二三十件，多則五六十件不等，每本親自批閱，從無遺漏。”在歷史博物館裏，雍正朝現存的漢文奏摺有35000餘件、滿文奏摺6600餘件，共是41600餘件，這個足以證明雍正勤於政。他在位14年，批閱了41600餘份奏摺是真的。
不僅如此，他還要求大臣們做事也要踏踏實實不應弄虛作假，並直接告訴大臣們：“自己這輩子最憎恨的就是虛詐，最厭惡的就是虛名。”
由此可見，雍正皇帝對虛僞、欺詐等腐敗風氣，是非常厭惡的。
在封建官場之中，多數大臣上報的奏摺，都有一些虛假的成分。那些弄虛作假，阿諛奉承的話，可以哄騙那些不務正業的皇帝，但是，在勤政而務實的雍正皇帝面前，卻是行不通的。
當時的清朝官場，就有一種陋習，就是：文武百官在自己剛上任的時候，都會上奏說，當地的吏治民生是如何如何的糟糕，然後，過了幾個月又會說，通過自己的整頓當地發生了怎樣好的變化，從而，顯示自己的才幹和政績。對於這些事情，雍正皇帝只會信一半。
古代，奏摺用於君臣之間的溝通，是上傳下達的工具。而清朝所有文武官員的奏摺，都是派專人送到京城的皇宮之中的，這就需要人力、財力和物力的支持。那麼，一個官員一年要上奏幾次呢?雍正皇帝在給寧夏道員鄂昌的一條指示中曾這樣說道：“如果有應該呈報的事情，就是一個月上奏幾次都是應該的;如果沒有可奏報的，幾年不上奏也可以，我是不會怪罪的。”
並且，除此之外，雍正還反覆強調，做事一定要注重務實，而不要過於在乎奏摺的上報。可見，雍正是非常注重務實精神的。即便如此，還是會有官員頻繁上報，經常是無事找事。
那麼，這又是爲什麼呢?
那是因爲：這些官員想通過上報奏摺，加深與皇帝之間的感情聯絡，這就是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對於這樣的官員，雍正皇帝都是會嚴厲斥責的。
一次，時任廣東巡撫的年羹堯就一連上了三個奏摺。
雍正皇帝在看完奏摺之後，說：“這些事情不是早就上報給了其他部門嗎?爲什麼還要再次上奏呢?難道是因爲廣東沒有什麼事可報，非要找事上奏嗎?這麼遠的路程，耗費那麼多的人力、財力、物力，而上報這些沒有用的奏摺，到底是什麼用心呢?”
作爲一個非常務實的皇帝，雍正常常告誡文武官員：“對自己的旨意，要靈活運用，要根據具體的實際情況去執行，不能一味的去迎合，生搬硬套。”甚至，他還要求一些封疆大吏，不要因爲諭旨而影響自己的主見。
這一點，在雍正給湖北巡撫馬會伯的諭旨上，就說的很明白：“凡是我的旨意，都要根據具體的實際情況去執行，可能有的事情適合我這裏，而不適合你那裏。”對於這些事情的執行也是一樣，雍正要求官員：“不能因爲他的旨意，而影響自己的判斷，影響自己的主見。”
對於這樣的事情，雍正很早就發現了，有很多的官員，不管大小事情，自己從來不拿主意，都要看皇帝的臉色和口氣行事，而且，在沒有得到具體指令之前，他們是不會有任何行動的。針對這種現象，雍正是非常痛恨的，說：“這些人是推卸責任，自己給自己做官。”
雍正在繼承皇位一年之後，他更是告訴諸位大臣：“治理國家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腳踏實地去辦事，做實事，而不是耍花招，講麻痹人的一些好聽的話，去博取一個虛假的美名。自從我登基以來，看重的就是清明的吏治，人民的安居樂業，不是爲了留下好的名聲。”
不過，即使雍正時刻強調，清朝這麼多的官員，也是有漏網之魚的。
一般官場上，都存在着報喜不報憂的習慣，對此，雍正也是反覆告誡內外官員：“你們一定要如實上報，千萬不能有任何的隱瞞。”對於敢講真話的大臣，雍正也會特別的嘉獎，當時，川陝總督嶽鍾琪，就因爲“報憂”而多次受到了雍正的嘉獎。
雍正時期，嶽鍾琪把川陝兩省亂攤、亂派的名目，一一進行了整理，並如實上報給了雍正。雍正就稱讚嶽鍾琪：“毫不護短，一片苦心。”還指出：“除了四川、陝西有這種現象外，其他各省也有這種現象。”
隨後，雍正就選派了一大批官員，前往四川和陝西，並且，讓嶽鍾琪堅決果斷地替換各府州縣的不法貪官。
雍正皇帝不僅對大臣們非常嚴格，對自己也是一樣。他對於自己不瞭解，不能決斷的事情，往往不會輕易下結論。
一次，雍正收到了一件有關臺灣事務的奏摺，他看到之後，認爲：其中有許多地方都是可以執行的。不過，他沒有立刻下令執行，而是十分謹慎的做了批示：“對於當地的情況，我沒有具體的瞭解，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不能隨便下旨。”
之後，雍正就把奏摺轉給了福建總督滿保，讓他與臺灣的官員一起商量，根據實際情況去執行。縱觀雍正執政的十三年，在國家治理方面，雍正是非常的務實，他不僅是清朝的唯一，更在中國歷代皇帝中，也算是非常突出的一位。
從這方面來看，雍正確實是一位非常不錯的皇帝。
雍正皇帝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對於懲治腐敗弊症、振作朝綱、整頓吏治，確實是一劑切中要害的良藥。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革除了康熙皇帝后期遺留下來的弊政，緩和了社會矛盾，還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推動了清王朝的發展，爲他的兒子乾隆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