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仲殊大師，像才子，像文士，像浪蕩兒，像風流無賴漢，就是不像和尚。在杭州寶月寺掛單的時候，他跟當地方長官的蘇軾認識了，兩個人經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每當這時候，老和尚就眉開眼笑，談到興頭上，還會鬼鬼祟祟地告訴蘇長官，哪家酒樓裏的姑娘唱歌最好聽，哪家的花魁其實有點名不副實……仲殊大師這樣的和尚，做出什麼出格事來，都是不稀奇的。
仲殊大師平生有兩大愛好：一是寫詞，二是吃蜂蜜。不管任何飯菜，都要拌了蜜才吃，這種飲食習慣很討人嫌，大家都不喜歡跟他同桌吃飯，幸好遇上嗜甜的蘇軾，纔算碰上了知音。
仲殊大師吃蜜是有原因的。大師俗家姓名叫張揮，原是蘇州城內有名的浪蕩子，被所有家有適齡兒童的家長作爲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此人頭腦聰明，年紀輕輕就中了進士，真是前程無限。
然而，他卻成天呼朋喚友，尋花問柳，在外面鬼混，把老婆拋在家裏不管不顧。他老婆是個有志氣的女人，不甘心做命運的奴隸，終於有一天，忍無可忍，給老公的酒裏下了砒霜。大概是她經驗不足，劑量下得不夠，浪蕩子又被人灌了大量蜂蜜給救活了。爲了保證毒不再發，從此他必須每天吃蜜，而且不能吃肉。浪蕩子一想連肉都不能吃了，人生好無趣，索性出家當了和尚。
他當和尚也沒事幹，每天東遊西逛，喝喝酒，看看美女，興來填幾首小詞，日子過得好不逍遙。老婆再也管不住他，俗世的規則，紅塵中的名利，也都拿他沒辦法，真正是“隨緣化，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了。
關於他的生平，歷史上的記載並不多。作爲一個之前是浪蕩子、後來在寺院裏混日子的和尚，一本正經的史書，當然不會給他留空間。而他自己，從中了進士卻不思進取、亂七八糟度日的時候起，大概也對青史留名、建功立業之類的宏大詞彙並無共鳴。
又沒興趣研究佛理，又不愛守清規戒律，他做和尚，也是吊兒郎當。此人的心態，大抵類似唐朝的富貴人家女子去當女道士，只是爲了行動方便，戀愛自由。而且，最主要的一條是，不事生產，就安安穩穩有飯吃。試想，就算你當官，還得八面玲瓏地應酬，得整點政績出來給上面看;經商吧，商人之辛苦，更是“不當人子”。唐代重視道教，宋代則推崇佛教，出家人待遇挺好的，有廟產、有香火，還有政府的優待政策，實在是無業男女青年的好去處—只要你捨得放棄俗世那個家。
而家庭，對於仲殊大師，很明顯，就是個累贅。妻子那杯憤慨的毒酒，倒幫了他一個大忙，生死場上滾過一回，爬將起來，拍拍灰土，從此海闊天空。
“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這個評語是蘇軾下的，以蘇子之才和眼界，可見仲殊大師是真的才華出衆。後人評價他的詞作是“篇篇奇麗，字字清婉”。宋代的著名文人，因愛研習佛理，詩詞中也常有學佛談禪的作品，而仲殊大師，作爲一個正宗的和尚，卻完全沒有出家人的自覺性，實在是很奇怪。更奇怪的是，他的文人朋友們，卻對他讚賞有加，蘇軾和他關係最好，說他是“胸中無一毫髮事”“通脫無所着”，這又真的像靈臺澄澈，不需拂拭了。
他根本就是一個深深熱愛這軟紅十丈的浪蕩子，喜歡美酒、美景、美人，想要一生瀟瀟灑灑，快快活活。這個世界上總是不缺少浪蕩子：不求上進，無所事事，甚至放蕩墮落的生活。“你們見我在喝最賤的燒酒，而我無非在風中行走。”再正經的人，都偶爾有緊張生活中的一個失神，渴望着兢兢業業中的一次小小放縱。所以浪蕩子雖然爲人們所不齒，可有時候，又未必不讓人暗中羨慕。
浪蕩子的結局，一般不外乎兩種：或是浪子回頭，洗心革面，做社會中堅、家庭的頂樑柱;或是，在親人的悲哀、世人的鄙視中淪落至死。仲殊大師是個很聰明的人，他在這兩種結局中巧妙地鑽了個空子，找了個安身立命之所，也許可以把它稱作“禪機”。
他頂着和尚的腦袋，實質類似於一個資深驢友。揹着行囊，打着雲遊的旗號，到處遊山玩水，探親訪友，談天完畢，掏出一個鉢來，阿彌陀佛，蹭吃蹭喝。那年月沒有數碼相機，拍不下來沿途美景，他便用詩詞記錄。
從詞集中看，他主要在吳楚一帶混，在蘇州、杭州住的時間最長，在鎮江也待過些日子，還溜達到過成都。都是美人如雲，山水靈秀之地。每到一地，他自覺自願地承擔起旅遊宣傳工作，寫下一堆讚美本地風土人情的廣告詞。
他的詞裏，小令最佳，小令又以寫旅途、寫風光物事最出彩。今天讀起來，有記錄時代的韻味。
仲殊大師的死，卻是一個有點兒驚悚、有點兒怪異的事件。
那時他已經挺老了，回到了最初出家的地方，蘇州承天寺。有一日，他忽然跟寺中衆僧道了個別，當晚就在院子裏找了棵枇杷樹，上吊死了。
佛門子弟，不得以任何理由自殺，否則無法轉生，無從得道。臨死還要犯一回戒律，而且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來生之事，他就這麼不瞻前，不顧後，甩手走了，灑脫得近乎於殘酷。可見，骨子裏，他還是信奉中國人的“現世爲大”想法，不問生死，不問鬼神，活在當下便好。感覺活得差不多了，那就不活了唄!自己選個死的良辰吉日：大家好，大家早，大家再見。這也是浪蕩子的做法。
仲殊大師生前還曾幹過一件不着調的事。有個雨天，他去拜訪郡裏的官長，談話之間，看到庭下有一個來打官司的女人。女人很執著，頗有秋菊打官司的堅持勁兒，冒雨站在那裏。郡守很無聊，便說，大師，這情況，您能寫首詞嗎?大師更無聊，脫口而出一首《踏莎行》：“鳳鞋溼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閒公事。”
寫得倒是很生動，寥寥數語，女子形象盡出。可也實在是沒什麼意思，把民女的苦楚拿來當風景觀賞，這兩個男人真是夠欠扁的。仲殊大師自縊之後，便有輕薄少年，將兩句詞改了：“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真讓人哭笑不得，細一想，還有點恐怖片的效果。
這個和尚，死了之後，都沒辦法給他裝上一個正經的套子，好好入土爲安。
仲殊大師這一生，在俗世繁華與佛門清淨中出入，名利的枷鎖，清規戒律，都沒能束縛住他，就這樣左右躲閃着，把日子過得挺快活，挺圓滿。而且，這種快活和圓滿，也不是我們平常人所能學會的。
因爲誰也不能像他那樣，只爲了踏山川，看美景和美女，就果敢拋開一切責任、情感、物慾、理想、親人的期盼……每根鞭子都驅趕着人們，在狹窄路上蹣跚前行，即使疲倦，也不敢鬆懈。偶爾擡頭，看見路邊有朵野花，便已經是了不起的安慰了。雖然不甘，但人生，本來就是從一個被父母抱着的包袱，慢慢變成自己一路拾起新的包袱，背上身，再不斷前行的過程。
誰會拋家棄業，用全部身家，只爲換個徹底的自由空間?不完全是因爲沒有勇氣，還是爲了，在被規則所約束，被包袱所困擾的世界裏，也有着珍貴的、心愛的東西，如珍珠般閃亮，讓我等只能化身爲蚌，去咬牙承受憋悶和痛苦。
仲殊大師的世界，的確是好啊，又灑脫又風流，可是，那一杯自由的毒酒，並不是每個人都喝得起。你我皆凡人，做不得神仙，做不了天才，連和尚都做不成，那就做個待售的豬頭也罷—豬頭也有他的高老莊，放不下的高翠蘭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