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kolae Ceausesku，1918年1月26日—1989年12月25日)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總司令兼愛國衛隊總司令，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社會主義民主和團結陣線全國委員會主席，全國勞動人民委員會主席。
1918年1月26日生於羅馬尼亞奧爾特縣的斯科爾尼切什蒂村的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在10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11歲時到布加勒斯特一家修鞋鋪當學徒。關於他的童年，齊奧塞斯庫後來回憶道：“作爲一個農民的兒子，我嚐盡地主的壓迫和資本主義的剝削”。15歲時因參加罷工和遊行而被捕。1933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1948年—1965年稱羅馬尼亞工人黨)，並作爲民主青年的代表參加全國反法西斯委員會。1933年—1936年先後任布加勒斯特市、普拉霍瓦州和奧爾特尼亞州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委書記。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在布加勒斯特、克拉約瓦、肯普隆格和勒姆尼庫沃爾恰等地執行黨的任務，多次被拘捕。羅馬尼亞王室的祕密警察機關稱他是“危險的共產主義鼓動者”和“共產主義和反法西斯宣傳活動的傳播者”。
1936年6月被反動當局逮捕，在布拉索夫被法庭判處2年監禁並以藐視法庭罪額外判處限定居住在斯科爾尼切什蒂1年零6個月，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有“羅馬尼亞的巴士底獄”之稱的多夫塔納監獄中度過的，在被關押期間，他結識了一批傑出的共運活動家(包括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埃米爾·波德納拉希、基伏·斯托伊卡、亞歷山德魯·莫吉奧羅什)，1939年獲釋出獄。1939年10月當選爲羅馬尼亞共青團全國組織書記。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年輕的共產黨員、紡織女工埃列娜·彼特列斯庫，兩人於1946年結爲終身伴侶。1940年8月再次被捕並被關押在吉拉瓦監獄，1942年轉押卡蘭塞貝什監獄，1943年先後轉移到瓦卡瑞什蒂監獄和特爾古日烏集中營。在獄中參加了以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爲首的羅共領導核心，成爲喬治烏·德治的得意門生和黨內“監獄派”的骨幹。
1944年8月23日羅共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武裝起義時他被營救出獄，1944年—1945年任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八·二三”武裝起義勝利後，參加了羅共領導和組織人民羣衆奪取並鞏固政權、建立民主政府、進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重要活動。此後相繼進入羅馬尼亞軍事學院專修班、布加勒斯特經濟研究學院和“斯特凡·喬治烏”社會政治學院(羅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
1945年10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爲羅共中央候補委員。1946年—1948年先後任羅共多布羅加和奧爾特尼亞州委書記。1946年11月當選爲大國民議會代表。1948年5月13日—1950年3月18日年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國務祕書，任內積極推進農業集體化政策，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倡導者之一。1950年3月18日—1954年4月19日先後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武裝部隊部副部長、武裝部隊部第一副部長，併兼任武裝部隊總政治部主任，1952年4月爲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1950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52年晉升爲中將。
1952年當選爲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兼中央組織局委員。1954年4月20日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當選爲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55年12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羅馬尼亞共產黨“七大”)上當選爲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組織工作和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羣衆團體的工作，一躍成爲黨的最高領導層中的核心人物，迅速崛起爲羅馬尼亞政壇的一匹”黑馬“。1960年6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在黨內排名第二。1964年起，喬治烏-德治的健康狀況不斷惡化，齊奧塞斯庫開始更多地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成爲後喬治烏-德治時代權力角逐的有力競爭者。
1965年3月19日，喬治烏-德治逝世，在3月22日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上，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當選爲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1965年7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爲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常設主席團委員(1974年11月起爲中央常設局委員)、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此後在1969年8月羅共“十大”、1974年11月羅共“十一大”、1979年11月羅共“十二大”、1984年11月羅共“十三大”和1989年11月羅共“十四大”一直當選爲羅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常設局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齊奧塞斯庫在羅共九大上強調集體領導和集體工作的原則，反對兼職，並通過黨章規定“一個黨員在黨或國家機關中只能擔任一項需要經常工作的政治領導職務”，並藉此機會解除了兩名中央政治執委的行政職務。兩年後，1967年12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齊奧塞斯庫提出爲消除“目前在黨和國家機構中存在的平行和重疊現象”而“應由黨和國家領導中的一位同志來負責一個部門的工作”的建議，隨即在1967年12月9日兼任了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委員會主席，從而取代基伏·斯托伊卡成爲羅馬尼亞的國家元首。1968年8月前蘇聯侵捷事件發生後，齊奧塞斯庫譴責五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部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重大錯誤，是對主權國家的粗暴踐踏。爲動員全國人民保衛祖國，羅馬尼亞決定在全國各工廠、企業、農村、機關普遍重新組織建立愛國衛隊，包括步兵、偵查、反特、工兵、防空、反坦克等兵種。此外，還在1968年8月還成立了“青年保衛祖國軍訓隊”，主要由尚未服兵役的青年組成。1968年11月兼任新成立的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團結陣線(1980年改稱羅馬尼亞社會主義民主和團結陣線)全國委員會主席。1969年4月7日起兼任新建立的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併兼任武裝部隊總司令和愛國衛隊總司令。1969年8月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黨章修正案，決定黨的總書記不再由中央委員會選舉而由全國代表大會“直接選舉”產生，這就使齊奧塞斯庫處於不受中央委員會約束的地位。1973年起兼任新建的、權力高於部長會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1974年3月29日當選爲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仍兼任國務委員會主席。1977年起兼任全國勞動人民委員會主席。1985年當選爲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和名譽院長。
齊奧塞斯庫在一系列講話和工作報告中，強調獨立自主，主張各黨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制訂自己的政治路線，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反對統一模式;主張嚴格遵守國家關係中“權力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原則。1969年齊奧塞斯庫在講話中強調羅馬尼亞“把平等、尊重民族主權和獨立、不干涉內政、同志式的互助這些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當作羅馬尼亞“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基礎”。1970年12月在接見各國使節時說：“羅馬尼亞過去和現在都一貫爲發展同世界所有國家(不管其制度如何)的關係而行動”。他強調羅馬尼亞“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控制、專橫和侵略政策，即實力政策，堅決反對施加壓力和進行奴役以及干涉他國內政的種種形式”，“反對霸權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針對1968年11月勃列日涅夫拋出的“有限主權論”後，齊奧塞斯庫說，“限制或放棄華沙條約某一成員國的主權的理論(即有限主權論)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準則”。20世紀70年代起，前蘇聯推行華沙條約組織“軍事一體化”，即在締約國聯合武裝部隊之外，由蘇軍和各成員國的一部分軍隊組成包括海軍、空軍在內的“一體化部隊”，由聯合武裝部隊總司令部指揮。對此羅馬尼亞領導人和黨報多次強調：“華沙條約參加國的軍隊之間合作聯繫是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信任、尊重國家主權的基礎上的;這些準則排除了對任何一國軍隊的內部事務進行任何干涉。”強調羅馬尼亞軍隊的“唯一領導者是黨、政府、本國總司令部，只有它們可以對羅馬尼亞軍隊發佈命令”，“根本不能理解把黨和政府對軍隊的指揮權和領導權的哪怕是多麼小的一部分讓出去的作法”。齊還拒絕華約軍隊在羅領土上舉行軍事演習，在華約內部取得了類似法國在北約中的相對獨立地位，被稱爲東歐的“戴高樂主義”。在經濟上，齊奧塞斯庫同樣反對前蘇聯提出的“一體化”方案。1969年4月重申羅馬尼亞“不主張一體化，不希望參加超國家的聯合機構”，並指出經互會各國之間的合作“不應導致踐踏國家主權”，“不應侵犯”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的意願自主地決定發展計劃的權利”，並延續了喬治烏-德治時代的抵制前蘇聯的“分工專業化”的政策。
齊奧塞斯庫在疏遠前蘇聯的同時，與西方、中國、以色列建立和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對美國和西歐奉行開放政策，在華約組織國家中率先承認西德，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是僅有的兩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簽署貿易協定的東方集團國家。羅馬尼亞還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和調解國際衝突，在中蘇關係、中美關係、中東和平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並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保持正常關係的國家。這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外交舉措爲羅馬尼亞贏得了廣闊的國際活動空間，大大提高了羅馬尼亞的國際地位和聲譽，齊奧塞斯庫由於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立場，頗得人心，在國內外的威望升高，他長期活躍於國際政治舞臺，出訪過三個世界的許多國家。
在國內建設問題上，齊奧塞斯庫上臺之初，即注重經濟建設，關注民生，他在羅共九大所作的黨在“八大”和“九大”之間的總結報告中說，社會主義在羅城鄉已經取得了完全勝利，在整個經濟中建立社會主義關係的過程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現象永遠消滅了，羅已進入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九大”提出了1966~1970年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指示草案和關於能源發展的和國家電氣化的十年計劃，草案規定黨的政策的中心仍然是國家的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機器製造業。齊在報告中強調，沒有國家的工業化就不可能使羅達到高度的文明和福利，就不可能向共產主義邁進;工業化是通向進步和文明、保證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唯一途徑，也是縮小同經濟上先進國家差距的決定性因素。“九大”確定了在繼續高速度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將更加重視農業和提高農牧業生產。羅共“九大”在羅馬尼亞歷史上是一個新的轉折，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更改國名的建議，同年8月大國民議會通過了新憲法，將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改爲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時把黨名恢復爲羅馬尼亞共產黨，並通過新了的黨章。
羅共“九大”後，齊奧塞斯庫重新審視羅共歷史上的冤假錯案，通過撥亂反正和批判喬治烏-德治個人迷信，爲“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凝聚了黨心、民心，成功樹立了自己的威信和聲望。
在以齊奧塞斯庫爲核心的羅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第四個五年計劃規定的各項指標勝利完成。由於國家工業化的實現，大大改變了羅馬尼亞的面貌，羅在不到25年的時間裏，從一個工業不發達和農業落後的典型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具有強大工業和處於全面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工業農業國。20世紀60年代末，齊奧塞斯庫主張高速度、高積累(把國民收入的30%以上作爲發展基金)、高指標的發展國民經濟，提出到20世紀末把羅馬尼亞建成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向共產主義邁進的宏偉目標。爲實現這個目標，從羅共“十大”至“十二大”，先後制訂了三個五年計劃(1971年~1975年、1976年~1980年、1981年~1985年)，力圖爲在羅大體上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但實踐證明，羅共的這些理論、計劃和設想是不符合羅的實際情況，急於求成，因而在實際建設過程中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計劃難以完成，經濟陷入困境。1972年7月羅共全國代表會議前夕，首都布加勒斯特市委提出了“四年半完成五年計劃”的倡議，並得到齊奧塞斯庫的支持。對此，黨內是有不同意見的，部長會議主席毛雷爾就公開提出“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的主張，結果與齊奧塞斯庫發生矛盾。由於羅共與前蘇聯及其他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一樣，長期堅持片面發展重工業而忽視農業的發展觀點，在這一時期，羅馬尼亞經濟雖然暫時取得了某些進步，人民生活水平也相應得到了一些提高，但從長遠後果來看，卻埋下了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的禍根，使國家經濟非但不能協調，反而日益走上惡性循環的道路。到了70年代後期，這種惡果逐漸表現出來。80年代以來，羅馬尼亞經濟困難持續多年不見好轉，而齊奧塞斯庫堅持在十年內還清所有外債，羅爲了償還外債，嚴格限制進口，極力增加出口，並用大批農副產品出口換取外匯還債，造成市場供應十分緊張，肉、蛋、奶等基本食品短缺，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至1989年3月，羅馬尼亞終於還清外債，人民卻爲此“勒緊了十年的褲腰帶”。黨內和羣衆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
1982年12月在羅共全國代表會議上，齊奧塞斯庫也曾公開承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提出要“消除已產生的一些矛盾和失調”。但齊強調羅不存在改革問題，堅持其20多年來所走過的路是正確的，繼續推行過分集中的經濟體制，實行高速度、高指標的發展方針，同時批評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是倒退、是回到資本主義的老路。80年代末，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挫折，西方在全球竭力掀起反共狂潮的大背景下，西方國家加緊對羅馬尼亞施加壓力，進行滲透和顛覆活動。羅因對改革持批評和否定的態度，與各社會主義國家和兄弟黨的關係也日趨冷淡，在國際上越來越孤立。由於齊奧塞斯庫的政策失誤，大搞個人迷信和家族統治，導致了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引起廣大黨員和羣衆的不滿，工人罷工事件和反齊傳單時有出現。
在齊奧塞斯庫執政的最後一年，1989年春，羅共元老六君子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曾任羅共中央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大國民議會主席，劇變後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勞動黨名譽主席，曾在羅共十二大上批評齊奧塞斯庫安排自己任黨的總書記的做法“在國際共運中是罕見的”，還批評齊奧塞斯庫“逃避黨的監督”)、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曾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亞歷山德魯·伯爾勒迪亞努(曾任羅共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常設主席團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是羅馬尼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者之一，劇變後爲羅馬尼亞參議院議長)、科爾內留·曼內斯庫(曾任總政治部主任、外交部長、羅共中央委員，劇變後爲羅馬尼亞議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西爾維烏·布魯坎(曾任黨中央機關報《火花報》總編輯，羅共權威理論家和思想家之一)、格雷戈裏·揚·勒強努(曾任羅駐美國和聯合國大使，資深外交官)聯名上書，批評齊奧塞斯庫的現行政策。此舉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
1989年12月16日，羅馬尼亞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爆發了大規模羣衆遊行、示威活動，迅速波及全國和首都布加勒斯特。1989年12月21日，由羅官方組織的萬人集會演變成反政府和反齊奧塞斯庫的大規模示威遊行。1989年12月22日羅馬尼亞政局發生劇變，國防部長瓦西里·米列亞在拒絕執行向示威羣衆開槍的命令後自殺身亡，軍隊倒戈並與忠於齊奧塞斯庫的安全部隊(包括國家安全部隊、特種部隊以及愛國衛隊)爆發激戰，示威者佔領了電臺、電視臺、黨中央和政府大廈等重要設施。齊奧塞斯庫在宣佈全國實行緊急狀態後攜夫人倉皇出逃，於當日在特爾戈維什蒂被抓獲。23日，揚·伊利埃斯庫爲首的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委員會宣佈接管國家權力。25日，齊奧塞斯庫夫婦一起被特別軍事法庭以“實施種族滅絕，屠殺六萬人”、“危害國家”、”破壞公共財產“、“破壞國民經濟”、“在國外銀行有超過10億美元的祕密存款並企圖叛逃國外”等5大罪狀(後證明這些罪名中，國外存款一項爲不實罪名，其餘諸項有的基本屬實，有的認定牽強)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至此連續執政長達25年的齊奧塞斯庫政權瞬間土崩瓦解，羅馬尼亞共產黨亦不復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