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位之爭
舜以後，王權進一步強化，傳說姒禹塗山會盟時“執玉帛者萬國”，“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
此塗山就是河南嵩縣的三塗山，亦即會稽山，正在夏人活動中心地區附近，可見經鯀、禹兩代經營，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強大的勢力，爲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隨着王權的產生，氏族制度的機關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拋棄，唯繼任領袖的人選要經議事會認可的形式尚存，而從嬀舜到姒禹正處於社會大發展的時代，各種人才輩出，首先被舉爲姒禹繼任者的是當時曾掌五刑、負責獄訟的皋陶，皋陶先姒禹而死，部落聯合體議事會又推舉了益，即伯益，他是顓頊和少典氏的後裔，又名大費，與皋陶有一定的血緣親屬關係，曾協助姒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嬀舜的器重，被任命爲掌管山澤、調馴鳥獸的“虞”，古文獻曾有“益主虞、山澤闢”之說，有學者認爲他的功績在首創畜牧業，所以按照傳統習俗，姒啓作爲領袖之子在議事會討論繼任者人選時，雖被優先提名，但他的功績與威名無法與益相敵，益很自然的成爲議事會認可的法定繼承人。
然而，在益和啓的時代，傳統習俗已被新的價值觀念取代，禹死後，啓立即發動了對法定繼承人的攻擊，奪取了領袖的職位。
關於這場鬥爭的經過，有記載說：“益代禹立，拘啓禁之，啓反起殺益，以承禹祀”;或說“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還有說“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
總之，鬥爭很激烈，而幾經波折，“叛亂”的姒啓曾遭益的有力反擊，一度處於劣勢，甚至被拘禁，終於因有姒禹的經營和培植，夏后氏根基更深、實力更強，在擁護者的支持下，夏后氏及其擁護者聯合起來對益發動戰爭，終於殺益，使啓奪得領袖的權位。
2、武觀之亂
對財富和權力的追逐，終於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發生的共同體權力，國家出現了，但對財富和權力的追逐不僅沒有結束，而且愈演愈烈，姒啓用暴力手段結束“禪讓制”後，他的兒子們又發生了爭奪繼承權的骨肉相殘，這就是武觀之亂。
在周代文獻中，曾將“夏有觀、扈”和“虞有三苗”並論，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觀則爲武觀，或作五觀，還將他與堯子丹朱、舜子商均、湯子太甲、文王之子管蔡相比，說“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可證姒武觀是姒啓之“奸子”。
關於武觀之亂的經過留下的記載很少，僅見今本《竹書紀年》中有：“(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師師徵西河，武觀來歸。”
時代更早的《逸周書·嘗麥》篇也記述了對這次叛亂的征討：“其在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兇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卑正夏略。”文中的“五子”當爲“五觀”之誤。
據今本《竹書紀年》啓在位十六年，約略可知在姒啓的晚年已發生了諸子爭立的動亂，季子武觀因此被放逐西河，後來，當繼任問題進一步提到日程上時，姒武觀發動叛亂，效法姒啓用暴力奪取繼承權，這場權力之爭幾乎瓦解了夏王朝的統治，幸而有彭伯壽率師出征西河，才平定姒武觀的叛亂。
關於西河之地望歷來說法不一，較多說法是在河水之東的晉南或河水之西的陝西韓城一帶，還有河南安陽附近的內黃說等，以在晉南河汾之間的可能性最大，關於夏文化的考古發現、研究成果也爲晉南說提供較多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