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說，其實這二位都曾有過飽覽祖國大好河山的經歷。李白從二十多歲出川到去世，安生在家時少;杜甫也曾有十年壯遊，而後半世漂泊。
要說造成二人不同的原因，我想大致有如下一些。
排第一位的應該是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這個事件不僅影響了唐朝的走向，也改變了無數人的人生軌跡。如此影響巨大的事件，必須有一個比較漫長的醞釀期，這應該就是734年李林甫爲相之後。
在這個之前李白早已離開四川進入中原，結交了許多名人大咖，混得有模有樣。之後又入京城，供翰林，走向了輝煌的頂點。
儘管安史之亂爆發後，因把握不準，受永王李璘牽連遭流放，但一生當中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光環之下，揮金如土，衣食無憂。
而小李白11歲的杜甫就不那麼幸運了。他在豐盈的家庭裏度過了幸福的青少年時期，正是躊躇滿志之時，開始了浪漫的遊歷生活。
23歲首次參加科考，遭遇李林甫“野老無遺才”的鬼話，錯過了人生中最璀璨的時光。之後結識李白和高適，三人游來蕩去，作爲小弟的杜甫更是覺得風光無限。國運不濟，又遇家道不立，父親的早逝，斷了杜甫的財政高速路。
他一下子從一個公子哥轉變成必須要想辦法養活一家老小的家庭頂樑柱。爲了生計，只好十載長安困守，“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再也浪不起來了。
排第二位的應該是個人性格和家學淵源
李白出生在小亞細亞的碎葉，是混血兒。性格里既有漢族的聰敏又有胡人的膽氣。加上商人家族出身，年少時又練過劍術，自稱“唐代第二劍手”，大方，豪爽，不拘小節，自然成了其性格的組成成分。
商人家庭除了不差錢外，還沒有被儒學文化禁錮了手腳。而這些爲他日後廣交天下英才豪俊，養成獨立不羈的性格與“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如草芥”的風骨，意義非凡。
而他狂放不羈的性情、純真率性的風采、灑脫可愛的風神，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那種人體人格意識受到正統思想壓抑的文化傳統中，無疑有着巨大魅力。
杜甫生於中原長於中原，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傳統官僚世家，從小接受正統的儒家教養，把走上仕途施政報國作爲人生最高理想。可這一目標必須得到社會狀況的許可。
不幸的是，在他正要步入社會時，卻遭遇了奸臣當道，使像他一樣正統的讀書人的上升通道一下子變得異常艱難。
加上家庭變故，又不能大把大把的去撒錢鋪路，只能低聲下氣的求人，而這難免大蝕臉面，讓人瞧不起。進而又養成了難免發點小情緒的毛病，更讓有些人不入眼。
排第三位的是信仰和朋友
李白信奉的是道教。道教在唐朝的地位非常特殊。李淵一家本就是混血兒，跟北方少數民族血脈相連。爲了給自己找一個正宗的根，李唐宗室說自己是李聃的後人，李聃就是道教創始人老子。
於是，道教就成了唐朝的國教。唐玄宗的胞妹玉真公主就是忠實的道教徒。她很敬佩當時道教的頭面人物元丹丘，又是一個忠實的文藝粉。
而元丹丘和李白又是鐵哥們(曾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這樣，李白就結識了玉真公主，又通過玉真公主和唐玄宗掛上了鉤，進而做了唐玄宗的第一祕書。
杜甫信仰的是儒教。他一心想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物純”，心裏裝滿了黎民蒼桑，看到的大都是不滿意，不停的在詩作裏碎碎念。
詩才是展示出來了，也和當時的大boss們都有點交情，但真心願意幫他的不多，只有高適和嚴武可以“託付終身”。
可據說嚴武也有一次差點和他鬧翻。可見，杜甫的情商還是有點問題的，只是我們今天不好找到依據。
最後要說的是，其實在唐朝時，李白和杜甫的地位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上。
如果說李白是當時的歌唱家，杜甫充其量只是一位歌星，或者也就一歌手。杜甫在詩壇的地位，最早是在宋朝被提起來的。
一是因爲他的詩作，從內容到形式，讓更加務實嚴謹的宋朝人非常入眼;
二是因爲他憂國憂民的思想，讓理學家們找到了一個既切近又標準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樣板。之後的歷朝歷代，更是把他樹爲了愛國主義的旗幟，號召人們學習，這纔有了他和李白的雙峯對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