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一朝吏治好轉不僅僅因爲高薪養廉。在推行養廉銀政策的同時，雍正皇帝也在嚴厲整飭官場，一年查處的貪官就多達數百。而鼓勵廉潔的養廉銀，逐漸被官員視爲理所當然的收入。官員收入的增加，反而推高了官場賄賂的價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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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即位後，山西巡撫諾岷和布政使高成齡提出將山西每年徵收的50萬兩“耗羨銀”悉數上繳國庫，再從其中拿出30萬兩發給山西各級官員，作爲辦公經費以及“養廉”之用。
所謂耗羨，是當時徵收稅銀在計量、轉運途中會產生損耗爲藉口，向老百姓額外加收一筆錢，稱之爲“火耗”或者“耗羨”。徵收全無一定之規，往往多達正稅的四五成，有時甚至比正稅還多。這筆錢多半落入各級官員的私囊。但對當時的官員來說，這種做法似乎又有不得已之處。
清初官員的薪俸極其微薄。各級官員的辦事、僱員經費，都要從自己的薪水裏掏錢，還要迎來送往。所以，皇帝也默認了這種普遍的非法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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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間，曾有御史說，知縣從百姓處斂財，督撫向下屬收取賄賂，一開始都是因爲不得已。但是天長日久，貪贓財物積累越多，官員自知已經罪大惡極，不如恣肆貪污。於是越禁止貪污，貪污越嚴重。他勸皇帝增加俸祿以止貪。
但是康熙認爲官員私下徵收耗羨情有可原，但是變成帝國的法律則萬萬不可。雍正皇帝則決定將徵收的耗羨銀全部歸公，再給官員們發放養廉銀。很快，各級官員的養廉銀被大體釐定出來。根據各地方的收入和事務繁簡不同，養廉銀的數額也有相應的調整。但一般而言，總督的養廉銀約爲2萬兩白銀，是法定薪俸的130倍。力主推行養廉銀政策的山西巡撫諾岷每年有養廉銀3萬兩，推行有功的河南巡撫田文鏡，每年所得養廉銀也有2.89萬兩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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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羨歸公之後，各地虧空逐漸補足，國庫的存銀則積累到6000多萬兩。至於吏治，也確實比康熙時大有好轉。但是，雍正一朝吏治好轉不僅僅因爲高薪養廉。在推行養廉銀政策的同時，雍正皇帝也在嚴厲整飭官場，一年查處的貪官就多達數百。但雍正皇帝在位時，可以用皇帝的權威去推動，但是到了他的繼任者手中，這樣嚴格而費力的治國之道，就不免被懶惰和懈怠所取代了。而鼓勵廉潔的養廉銀，逐漸被官員視爲理所當然的收入。官員收入的增加，反而推高了官場賄賂的價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