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吳熊光來說，1799年2月7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詭異的日子，這一天既被稱爲嘉慶四年正月初三，但同時也被稱爲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不僅由 皇帝親自頒發天下的黃曆會同時印刷兩個年號，全國鑄造的錢幣也是乾隆、嘉慶各半，甚至專門記載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也有兩本，一本以嘉慶紀年，一本 以乾隆紀年。毫無疑問，在那一天之前，從作爲一國之君嘉慶皇帝到最底層的臣民，每個人都活在太上皇乾隆皇帝長長的餘蔭或是陰影之下，但究竟是這兩者中的哪 一種，每個人的感受各有不同。如果吳熊光叩問本心的話，可能陰影會比餘蔭更大一些，儘管他曾爲太上皇特簡入值軍機處，參與樞要，但未及半年，即被乾隆的寵 臣和珅排擠出京，改任直隸布政使，這纔不過是兩年前的事情。
但這一切，都將隨着這一天太陽升起的那一刻而被徹底改變——1799年2月7日清晨7點，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辰刻，太上皇乾隆駕崩。從此世上只有一個年號，一種錢幣，一個皇帝，一個時代結束了。
但前朝留下的遺產卻需要仔細甄別，究竟是全盤照收，還是改弦更張，選擇一旦出錯，就會陷入危困之境，特別是在權力交接的一刻尤爲如此。就在那一 天的晚些時候，吳熊光趕赴宮中，向他的前君主乾隆皇帝表示最後的敬意，也因此見證了轉折時刻的來臨——他被嘉慶皇帝祕密召見，目的是詢問對一個人的看法， 這個人就是在兩年前將他排擠出軍機處的乾隆寵臣、首席軍機大臣、舉國勢焰最熾的權臣和珅。皇帝的問話已經體現出其明確意旨——他要改弦更張：“人言和珅有 歹心。”
吳熊光的奏答坦率而直接：“和珅貪縱，罪不容誅，若謂有歹心，臣不敢附和”。接着，他陳述了自己的理由：“凡懷不軌者，必先收拾人心。和珅則滿 漢幾無一歸附者，即使伊中懷不軌，誰肯從之?”接着，他勸說皇帝應當對和珅處置從速辦理：“若不速辦，無識之徒，觀望夤緣，別生滋事”，最後，他表示皇帝 “辦得速，是義之盡，收得速，是仁之至。”
一如吳熊光所陳奏的那樣，嘉慶對和珅的處理確實“仁至義盡”，其效率之高令人瞠目。2月7日這天，皇帝先命和珅辦理乾隆喪儀，將其誘入宮中。次 日便褫奪其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官職，將其軟禁在殯殿之中，與此同時，嘉慶開始動手改組六部官員，將最重要的吏、戶、兵三部副職都換爲自己私人心腹，並將 維持京師秩序的八旗都統、副都統進行換血。2月8日這天，確定一切盡在掌控之中的皇帝突然頒佈諭旨，指責剿平白蓮教匪之役勞師糜餉，徒勞無功，明裏看來是 皇帝親政發威，告誡臣下“勿謂幼主可欺”，但所有臣工皆心知肚明，和珅纔是剿匪事宜的督辦要員。
到2月9日，接到皇帝明確暗示的臣工一改從前的緘默不語，接連上書，列款參劾和珅及其同黨福長安婪贓翫法、僭奢無度，一些罪行甚至追溯到十多年前，彷彿這些沉積數年的逆跡直到最近才得以昭彰一般。
嘉慶對這些來自和珅同僚的指控照單全收，留存至今的上諭顯示，皇帝似乎將整治自己父親昔日的寵臣當成了某種發泄。一般來說，上諭都是軍機大臣面 承皇帝口諭，然後口授值班軍機章京繕寫，即使皇帝聖意更動，執筆修改的也是軍機大臣和章京，皇帝是不會親筆書寫諭旨的。但在和珅一案的所有上諭，幾乎都可 見到嘉慶御筆改動的痕跡。在開列和珅罪狀的上諭中，嘉慶的御筆修改甚至苛細到了遣詞用句。他將“臣工列款參奏”，改爲“科道諸臣列款參奏”，以顯示和珅的 罪惡不僅限於京中朝臣，更爲天下諸臣所知，積怨盈天。當罪狀寫到和珅在乾隆崩逝後，將“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的諭旨擅自改爲“已未出痘者俱不必來 京”時，本來最終定罪是“不顧國家撫綏外藩之意”，但皇帝卻親筆加上“其居心實不可問”，暗示和珅想藉國喪之機意圖謀逆，這也是嘉慶想向吳熊光證實“人言 和珅有歹心”的原因——在太上皇權力下壓抑太久的皇帝，期望可以藉剷除這個先朝寵臣，來清除心頭長長的陰影。
在這封長達1200字的上諭最末，皇帝突然表示自己對那些昔日沉默不言的臣僚的深深理解，相信他們乃是“自以爲皇考聖壽日高，不敢煩勞聖心”， 又“實則畏懼和珅”，所以才“鉗口結舌”的。而現在，走出“皇考”陰影的皇帝，諭令他們張開嘴：“著通諭各督撫，將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 跡，各行據實迅速覆奏。”
“不得已之苦衷”：表態政治學
上諭被裝入匣內，外裹黃綾，於2月15日從京中啓程，被遞差星夜兼程，送往全國各省督撫大員手中。當浙江巡撫玉德接到上諭時，已經是8天后的2 月23日，他循例設案叩首後，便展讀諭旨。幾乎可以想見玉德內心驚異之情：僅僅一個月前，他還依照舊規，將年節禮銀差人致送京中和珅府上——作爲清代陋規 之一，地方官員向京官饋送年節禮銀乃是常事，其他各省督撫亦復如是，所以想來驚訝之情應當不亞於玉德。但這件事引發的一系列後遺症絕非將和珅的名字從送禮 名單上劃掉這麼簡單，皇帝的諭旨看來似乎相當明確：要求這些昔日和珅的同僚加入這場檢舉揭發的大潮中，齊心協力擺出一付公審機器的架勢，讓人相信處置和珅 乃是衆心所向。
但仔細讀罷整篇上諭，卻能發現箇中情由絕不可簡單視之。儘管皇帝要求“將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各行據實迅速覆奏”，但從上 諭中字裏行間的火藥味就已經能感到皇帝的深深恨意：“無君無父，莫此爲甚”、“罔顧廉恥”、“其居心實不可問”、“種種專擅，不可枚舉”——皇帝早已給和 珅罪行定性，他需要的不是傾聽全國各地臣僚的各抒己意，而是暗示他們要領會君心，表明對和珅一案的政治態度，一個聰明的臣僚是會以君心爲心表達出皇帝需要 的態度來的。而玉德很幸運是那個聰明人。
“臣跪讀之下，仰見我皇上於至公至明之中，兼苦心立斷之意”在審慎地揣摩了皇帝心意之後，玉德在回奏中如是寫道，他也按要求回憶了自己在9年前 由安徽布政使升任刑部侍郎回京供職時“時見和珅自大意滿，事多專擅，日見其僭奢踰制，目無綱紀”，而且表示自己與同在朝廷的諸位大臣“共見共聞，同深憤 懣”，之後玉德雖然離京外放，但也對和珅“更形驕縱”的劣跡時時耳聞，在奏疏的最末，玉德模仿皇帝口氣，指責和珅“狂悖不法、貪瀆營私、肥家蠹國，誠如聖 諭，實爲罕見罕聞”，有鑑於和珅如此“喪心病狂、舞弊負恩”，玉德請求皇帝將和珅“立置重典，以彰國憲而愜輿情”。
皇帝顯然對玉德的表態相當滿意，尤其是“我皇上於至公至明之中，兼苦心立斷之意”兩句尤爲契合君心，皇帝特意在旁加上藍批：“此二句盡之矣”，在奏摺後面，皇帝寫道：“朕不得已之苦衷，非筆墨所能述，汝但勉爲良吏，上報皇考之恩”。
“不得已之苦衷”這句話，是嘉慶在各省督撫的回奏中批示的最多的一句話，也是開列和珅罪狀的上諭中的一句，皇帝似乎想要向臣僚表示，太上皇剛剛 駕崩，喪期未過便處置先帝寵愛重臣乃是一件不得不爲的難事，會讓他揹負不孝的罪名，希望能得到諸位臣僚的諒解。但其背後更暗示可能會引發整個朝野的恐慌 ——如果連和珅這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都被如此輕鬆拿下的話，那麼沒有人是真正安全的。
各省的督撫大員幾乎都是乾隆時代一手提拔起來的老臣，除了極少數臣工，如在藍批中被贊爲“督撫中聲明優者，朕所素知”的江蘇巡撫費淳、直隸佈政 使吳熊光等，其他地方大員大都與和珅有所勾連，最典型的是湖廣總督景安和雲貴總督富綱，前者懵于軍事，在圍剿白蓮教匪時一再延誤軍機，殺良冒功，其遲鈍的 軍事才能甚至被敵軍輕蔑地稱爲“迎送伯”，但卻因爲黨附和珅，所以一直安居督撫大位;而富綱則是和珅在外地的斂財能手，贓污狼藉，但卻同樣在和珅的蔭庇下 平步青雲。這兩個人自然也接到了皇帝開列和珅罪狀的上諭，其震驚程度較之玉德這樣與和珅若即若離的臣僚當會更甚，但他們同樣在回奏中咬牙切齒地痛斥自己昔 日阿諛逢迎的對象“罪不容誅”，稱讚皇帝“敕法明刑、仁至義盡”強烈要求皇帝將和珅“即正典刑”、“按律問擬，以彰國憲，而昭炯戒”。
嘉慶對這兩個人黨附和珅的情狀不會毫不知情。不久之後，他就下旨逮治景安，只是因爲他的老師朱珪向他求情稱“臣聞景安不要錢”才僥倖豁免。而富 綱儘管暫時兔脫，卻在次年漕督任上因攤牌索賄事發而被處死，沒人會相信這與前一年的和珅倒臺毫無關係。但此時，皇帝給這兩個人的奏摺藍批卻不見一絲波瀾： “已賜令自盡矣，實出於不得已之苦衷也”和“不得已之苦衷，自蒙上蒼昭鑑”。
“已賜令自盡矣”這句寫在景安奏摺上的藍批，多少吐露出這場集體政治表態的實際作用，那就是沒有任何作用。就在上諭發出的7天后，2月22日， 皇帝就已下旨賜和珅自盡，爲了加重其震懾的效用，皇帝還特意安排等待秋後處決的和珅同黨福長安在旁近距離觀看整個死亡過程。而此時，全國各地的絕大多數官 員還在等待上諭和揣測聖意之間徘徊。發給浙江巡撫玉德上諭在一天後纔會送到他的手上，而像江蘇、湖北、湖南的官員更遲至23日才接到上諭，河南巡撫倭什布 到28日纔看到上諭、廣東巡撫陳大文則又晚了兩天。至於帝國最邊遠的省份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則分別到3月7日、12日和15日才知道和珅倒臺的消息， 但這三個省恰恰是和珅黨羽的重災區，而此時，這三省官員毫不知情自己託庇的大樹已經倒塌將近一個月了。
實際上，當和珅被賜死時，除了京中朝官的議論和直隸官員的意見外，沒有任何一份地方官員的政治表態奏疏呈送御前，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送到了， 其中的內容也不會對君心有所改變。皇帝處死和珅完全是乾綱獨斷，也無需徵詢他人意見。就像吳熊光在陳奏中所說的那樣“若不速辦，無識之徒，觀望夤緣，別生 滋事”。皇帝真正擔心的是時間會讓和珅黨徒餘燼復熾，而自己的猶豫則會成爲“無識之徒”“觀望夤緣，別生滋事”的土壤。2月15日的上諭與其說是一份徵詢 意見書，不如說是一份忠誠度試卷，皇帝需要從中讀出地方各省是否能體察君心，與皇帝同心無二，對很多官員來說，還要表態與昔日阿附的權臣斷絕關係，效忠唯 一應該效忠的嘉慶皇帝。如果說皇帝真的有什麼“不得已之苦衷”的話，這纔是皇帝真正的苦衷和難言之隱。
“仁至義盡”：禁止爭議
向皇帝做出表態的地方官員在焦慮中等待着自己忠誠測評的成績。但他們尚不知道的是，就在和珅被賜死的次日，2月23日，皇帝就已經發布諭旨，表 示和珅一案至此“業經辦結”，不會再借題發揮，進行政治整肅。不過皇帝另外表明，他對“和珅所管衙門本多，由其保舉升遷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員奔走和珅門 下，逢迎賄賂皆所不免”這一點心知肚明，儘管他沒有說破，但查抄和珅府邸時，定然搜出了不少雙方往復的信件和賬簿，而皇帝並沒有說明它們是銷燬了還是被收 藏起來了。皇帝此時很願意扮演一個仁慈君主的角色，安撫那些受到驚嚇的臣工“若能選善改過，皆可爲國家出力之人，即有從前熱中躁進，一時失足，但能洗心滌 慮，痛改前非，仍可勉爲端士，不至終身誤陷匪人”。
無論這是帝王推心置腹的寬免之心，還是純粹出於實際政治的考慮，擔心根究株連，會引起政局失穩，總而言之，這些地方官員終於能暫時保全首領，度 過這一危機了。皇帝對他們絕大多數人的政治表態奏疏也表示滿意，儘管反饋的成績要等到多日後纔會看到。除了一位名叫江蘭的雲南巡撫。從仕途履歷來看，江是 個典型的庸才，無論在哪一任官職上都無所建樹，但卻一路坐上巡撫大員的位置，可見背景深厚。在他的奏疏中，竟然勸告皇帝“治罪嚴大不敬之條，按律有非常赦 之例”，暗示皇帝應該考慮給和珅一線生機。皇帝一改“不得已之苦衷”，很不客氣地批示江的奏疏“仍屬含混覆奏”，警告他“此等事，亦非汝所知，不必再 議”。次年，江蘭即因粉飾災情而被罷官革職。
如果說江蘭是誤解了皇帝嚴懲的聖意而做出錯誤的表態引起君心不悅的話，那麼有些人則是因爲解讀太過而在表現出了太過強烈的政治態度。內閣學士兼 副都統的薩彬圖就是其中之一，薩彬圖的父親達椿曾任禮部侍郎，但因不肯附從和珅而被其短毀褫落，這位揹負宿仇的官員相信皇帝願意對和珅一案窮究到底，甚至 藉此進行政治清洗，當然，或許也參雜了一舉翻身的慾望。在皇帝宣佈和珅一案結案的三個月後，這些複雜的感情形成了一份奏摺。在奏疏中，薩不僅聲稱要求重新 查抄和珅家產，以找出那些埋藏寄頓的財產，更指責刑部在審查時意存含混，而內務府官員也同樣心存袒護，要求皇帝密派大臣嚴訊追究。如果這道奏摺被執行的 話，那麼一場查抄之風將很快會刮遍京師。
嘉慶對薩彬圖連續要求嚴查和珅家產的奏疏相當惱火，因爲這位臣子顯然不明白在皇帝心中，政局穩定纔是第一要務。這一切都反映在5月29日的上諭 中。就像當初關於和珅一案的上諭一樣，皇帝也在這份上諭中親加圈改，將“其言不足憑信”改爲更嚴厲的“其言不足取”，皇帝更懷疑薩彬圖認爲自己辦理和珅一 案的目的是覬覦其龐大的家產，在“豈薩彬圖以朕爲好貨之主，敢以此嘗試乎?”後面，皇帝又想起號稱“多難興邦”的唐德宗借查抄大臣家產來充實內庫的典故， 提筆加上“或伊必欲陷朕等於唐之德宗?伊未必有此伎倆也!”最後，皇帝判決薩彬圖實爲“聚斂之臣，朕斷不用”，將其交部嚴加議處。同時告誡大小臣工“不得 再以和珅資產，妄行瀆奏”。
儘管皇帝嚴令禁止討論關於和珅家產的任何問題，但和珅龐大的財產已經成爲了一個閭巷風言的傳奇，即使是出於好奇的目的，提出這樣的問題也是有必要的，那就是：和珅的家產究竟有多少?
抄家：“貪污之王”的真相
1799年2月26日，就在皇帝宣佈和珅一案結案的三天後，直隸布政使吳熊光的一份奏摺被呈遞到皇帝手中。自從上次君臣奏對之後，吳就被皇帝委 派查辦和珅及其家人名下財產。吳熊光辦事迅速慎密，到22日即已將和珅在直隸產業查清並上報，次日奏摺即到皇帝手中，但此時皇帝已經下旨對和珅一案不再株 連追究，所以，在23日的奏摺上，皇帝批示“此案大局已定，和珅已賜自盡，不必過於株連搜求”，同時表示對和珅及其家人隱匿寄頓在民間的財產放過一馬，因 爲這些財產不會產生任何危害，但“若稍滋事，所損大矣”，要吳熊光“慎之”。
在26日的奏摺中，吳熊光對皇帝的“仁至義盡、折衷至當”表示出深深地欽佩，同時提醒皇帝，和珅雖然已伏國憲，但是其生前變亂舊章的餘毒仍在， 譬如吏部銓法的弊病、戶部各省報銷的陳賬等等，對和珅個人逆跡的清算理應到此爲止，如今是該到了振刷政治陳弊的時候了，君臣雙方在這一點上達成默契，皇帝 很欣慰的在吳熊光新的奏摺後寫道：“所奏諸條，皆應次第更正者，具見爲國之誠，嘉慰”。
吳光熊在私人回憶錄《伊江筆錄》中記載自己親歷的抓捕和珅過程
但實際上，和珅的財產一事並沒有皇帝在吳熊光奏摺御批上的那麼簡單，就在吳的第二份奏摺呈遞的同時，另一份來自內務府的密奏也被送到御前，比起 吳熊光這個從二品的布政使，這份奏摺的三個作者卻都是皇室宗親，他們分別是肅親王永錫、貝勒綿懿和剛在2月12日履新的總管內務府大臣永來，這份奏摺的內 容只有一個，那就是奏報在海甸查抄和珅及其同黨福長安花園財產的情況，並繕寫清單供呈御覽。與皇帝在吳熊光奏摺上“即稍有隱匿寄頓其財物，總在民間，亦復 何害”的寬容大度的御批完全不同，永錫等人在奏摺中明確提到他們將“仍嚴飭該旗並派內務府、提督衙門番役留心密訪有無隱匿寄頓”的財物。皇帝在這份奏摺上 沒有任何批覆，但顯然，他對這一切的處理表示很滿意。因爲在同一日諭旨(當然是密旨)中，皇帝下令將“和珅、福長安花園內金銀器皿、銀錢、房間並內監交內 務府入宮辦理”，而玉器、衣服、什物則“照例交崇文門分別揀選進呈”。
但這並不是查抄運動的終結，恰恰相反，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端而已，3月5日，內務府奏摺(同樣是密摺)又報告提督衙門交到查抄和珅家產案內摺合庫 平銀2833249.61兩，已交入內務府廣儲司內收訖。甚至到兩個月後的5月2日，定親王綿恩還在奏摺中稱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劉全等家產，將查出的二 兩平金33551兩和白銀3014095.33兩一同交給內務府廣儲司收訖，同時還表示對那些尚未追回的造車價銀也會“移諮內務府就近着追”。皇帝從來沒 有像吳熊光奏摺御批上的那樣寬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終盯在和珅的家產上，只不過，對像吳熊光這樣的漢人臣子來說，他們只要相信皇帝的寬容大度就足夠了，至於 查抄家產這樣細緻入微又隱祕審慎之事，當然應當交由肅親王永錫、定親王綿恩和內務府總管永來這樣的滿人親貴來辦才能讓皇帝放心。
那麼皇帝爲何對查抄和珅的家產如此傾心?難道真的是因爲像後世筆記中所說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從史夢蘭的《止園筆談》到薛福成的《庸盦筆記》、歐陽星的《見聞瑣錄》、無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類鈔》、天台野叟的《大清見聞 錄》，一份“和珅家產清單”通過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筆記在民間傳抄流行。在這份清單中，和珅成了毫無疑問的貪污之王。按照這份清單記載，和珅被抄家產共計 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伍千一百六十兩。按照另一本《檮杌近志》中的統計，“其家財先後抄出 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兩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此比例算之，又當八百兆兩有奇”，是書更聲稱“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 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這也正是現在時下流傳的和珅家產達到8億，相當於大清國十餘年財政收入的總和來源。
但經常被人忽略的一點是，《檮杌近志》這本書初版於1910年，並且被收入革命黨人胡樸安的《滿清野史》當中(胡本人可能正是這本書真正的作 者)。所以對革命黨而言，這個天文數字般的貪污記錄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國恥與貪腐緊密相連，足 以喚起民衆排滿之心。而和珅貪污8億兩的傳說，也由此擴散開來，成爲今天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不易之論。
那麼，和珅的家產究竟有多少，考慮到檔案缺失的緣故，這個數字至今尚難計算。一份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名爲《和珅犯罪全案》的檔案中包含 一份詳盡的《預覽抄產單》，看似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但其真實性，經過馮作哲的嚴密考證，已經被證明是道光時代的產物，且其中收錄的上諭、折片錯漏百出。而 這份所謂的《全案》，實際上恰恰是後世那些以訛傳訛的稗史筆記的源頭。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諭、參與查抄臣僚的奏摺和內務府的折片，而這裏面的 數字加在一起，總數甚至不會超過兩千萬兩白銀，更保守的估計，則指出這個數字也許僅在一千萬兩上下——這恐怕是這位貪污之王真正的極限了。
錢都去哪了?皇帝的荷包
真相誠然令今人失望，但在嘉慶時人看來，也是一個令人心悸的數字了，在清中葉時，戶部庫存最豐裕的時候，也只有800萬兩白銀左右。考慮到當時 川陝白蓮教起事，朝廷連年征剿，大筆銀兩被投入到平弭內亂的無底洞中，所以和珅的這筆查抄財產，可謂久旱甘霖，足以爲前線官兵再添助力。當然，前提是這筆 錢確實被用在軍費開支上。
像所有良好的願望一樣，事實總是會毫不留情地將其戳破，人們往往只關注於一個貪官究竟貪污了多少錢款，並且爲天文數字般的鉅額贓款目亂神迷，切 齒於其肆無忌憚的貪腐行爲，並未朝廷再次揪出這樣一個國之大蠹而歡欣鼓舞，並將國家出現的一切積弊都歸咎於這個倒臺的貪官身上，就像《清朝野史大觀》的作 者所切齒痛斥的那樣：“蓋至乾隆末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氣，殆盡斫喪於彼一人之手矣”。
卻很少有人追問，這筆錢款的去向究竟會是哪裏?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產的奏摺中頻繁出現的“內務府”及其下屬的“廣儲司”，而這個部門恰恰是和 珅查抄家產的真正去向——它們既沒有被存入國庫之中，以備不時之需;也沒有成爲軍費，支援前線官兵，而是分類按批進入內務府的不同部門之中。
內務府可能是有清一代最神祕的有關部門之一，其神祕性不在於其組織結構和職官設置，這些都很容易在公開編纂發行的《大清會典》中查到。它的神祕 之處在於，這個機構完全是由一個圍繞在皇帝身邊的小規模政治集團所掌管的，其各部堂官完全爲皇族親貴所壟斷，下屬的各部郎中、司員都是由政治可靠的滿人擔 任。整個內務府的唯一作用和目的就是爲皇室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主要是財政方面的。在整個清代，一個對國事稍加留心的士人足可以不甚費力地看到國家財政的 收支情況，瞭解戶部庫存銀兩的消長，但除了內務府的總管和皇帝之外，很少有人能知道內務府的財政狀況，人們唯一清楚的一點是，從乾隆朝以來，每年國庫都會 固定向內務府劃撥60萬兩白銀用以皇室支出，但另一點需要肯定的是，內務府的收入決不至於此數。
被嘉慶賜死的和珅就曾經主管內務府，深知箇中玄機。這位善於斂財之道的臣僚在內務府總管任上頗得乾隆聖心嘉悅，因爲他很擅長無中生有地巧借各種 名目爲內務府招財進寶，來填補乾隆皇帝日益豪奢之心。其中和珅最出名的一個發明就是議罪銀製度，典型的罰議罪銀近乎於釣魚執法，皇帝在得知官員過誤後，會 寄一道密諭給該官員，當官員戰戰兢兢地讀完皇帝嚴厲申斥後，看到御批最末的“自行議罪”和“自問該當何罪”時，就明白到了該掏錢的時刻了。如果皇帝對官員 爲自己罪愆付出的罰款滿意，就會在奏摺的後面批上一個“覽”字，待官員將罰金如數交上後，這筆君臣間的交易就算圓滿完成了。這當然是一筆祕密的一錘子買 賣。
大部分交易記錄都會仔細記錄在一份名爲《密記檔》的檔案中。有學者統計過從1749年初具雛形到1805年嘉慶皇帝廢除該制度之間的110宗罰 議罪銀案例，發現最盛時恰恰是和珅當政的1778年至1795年，共計101件，其中共罰銀兩合計499.55兩，其中流入國家公共財政體系的，僅佔其中 的29%，用於海塘河工和軍費的部分分別只佔16.2%和10.6%，而其中高達285.05萬兩，佔到總數57.1%的部分，全部作爲皇室經費流入內務 府和乾隆皇帝最喜好的南巡盛典之中。
同樣，皇帝也不會放過那些罪大惡極的貪官的財產，而每一次抄家少則數十萬兩，多則上千萬兩的收入，自然也比議罪銀零敲碎打式的進賬來得更快更多，皇帝在對貪腐行爲的龍心震怒之餘，用抄家的鉅額進項進行來作爲一點微不足道的心理補償是再合理不過的了。
因此，當和珅倒臺之後，他龐大的財產，無論是三千萬還是一千萬，都順理成章地落入皇帝的荷包。儘管這筆錢也許不像8億兩這樣數額龐大，但也相當 於二十餘年的皇室固定經費。當和珅被下獄賜死的那一刻，對其遺下財產的分配就成爲了內務府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完成。皇帝爲了表示自己不是一位好貨之主， 盡力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態將這些昔日的贓款進行公平分配。珠寶玉器、金銀器皿、首飾、字畫、古玩、鼎彝、皮張、綢緞等等都先行歸入內務府庫中，再拿出一小部 分讓近支王公利益均沾，以免過多的賞賜開啓這些人的貪鄙之心。至於房產，除了一部分(按照皇帝上諭是一半，但實際上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給和珅之子豐紳殷德 和他的妻子，同時也是皇帝的姐姐和孝公主，其它都分配給了成親王永瑆、儀親王永璇、慶郡王永璘和貝勒綿懿。幾家當鋪，除了其中的三家賞給三位近支王公之 外，其餘也都收歸內務府進行繼續經營，一些皇帝近身的太監也分得聖恩雨露，得到了綢紗袍服和棉衣的賞賜。
對普通市民來說，他們能分得的，除了可能隱匿在民間還未被內務府苛察的眼睛發現的和珅餘產之外，就只有被崇文門稅關變賣的破舊物件好戲裝。唯一 的例外是從和珅府上收繳的人蔘，據稱有六百餘斤，由於庫房已滿，所以內務府決定將其變賣，但由於一時之間拋售大量上好人蔘，使整個北京奢侈品消費增長激 增，導致市面上一時竟出現貨幣短缺的現象。如果這條記載屬實的話，它應該成爲貪腐經濟學的一個典型案例。
當1799年結束時，大清帝國沉浸在聖君治世的集體夢境之中，一位甫才親政的年青君主，以“仁至義盡”的迅猛手段剷除了前朝權奸，一掃朝廷暮 氣，他終於走出了自己父親的漫長陰影，意得志滿地開始了自己的全新統治，而他的臣民，毫無疑問也相信，在揪出瞭如此大的一個國奸巨蠹後，這個國家將迎來一 個清正廉明的“中興時代”，或者就像這一年年末一位叫法式善的國子監官員在奏疏中所寫的“親政維新”。
但皇帝的反應卻出乎人的預料，他明白表示自己“以皇考之心爲心，以皇考之政爲政，率循舊章，恆恐不及，有何維新之處”。下旨嚴查“法式善有無劣跡，並著國子監堂官明白回奏，將此通諭知之”。
中衰降臨
老朽之人總是生活在年輕時代的夢囈中，很多年後，當已是衰朽殘年的吳熊光回憶起自己早年經歷時，感到的更多是憂慮和不解。此時距離他陳奏處置和 珅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在他的私人回憶錄《伊江筆錄》中，這位一聲耿介的官員不無滿足地回憶起自己當年爲官理政時的機敏果敢和隨侍君側時的抗顏直 諫，難道不是因爲他的勸諫，才讓嘉慶皇帝堅定從速處置和珅的決心嗎?難道不是他的直言，才及時將皇帝仿效先帝南巡的奢驕之心消滅於無形的嗎?
但此時嘉慶時代也已經和扳倒和珅時的乾隆時代一樣，都成爲過去，眼下已經到了嘉慶皇帝的繼任者道光統治的時代。按理說，扳倒了一代權奸，又經歷 三代君主的聖聖相因，勵精圖治，國家理應蒸蒸日上纔是，但環顧四周，吳熊光目之所及，卻全是一片凋零景象，銀貴錢賤的財政危機從1808年開始大舉爆發， 到道光時代已經氾濫成銀荒之勢。吳熊光相信這是西洋狡詐夷人用含銀不足的劣質銀元大量套換中國的優質銀兩，“洋錢成色低，潮、粵民因其用便，轉將紋銀先換 洋錢，甚至倒添成色，更流行江浙”，才導致這場危機到來，吳熊光建議選擇廉潔通曉大體的官員任海關監督，責成其稽查洋錢，並在江浙等省傾鎔成成色上好紋銀 方準使用，以次由內地推廣至閩粵沿海，同時禁止金銀下海被洋船帶出國內，或許可以挽回利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