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發生在重慶的一場戰役改變了張獻忠“僭位之初，假施仁義，以博民心”的想法，這年春天，明總兵曾英擊敗大西軍守將劉廷舉部，攻佔了重慶，張獻忠派大將劉文秀率幾萬士兵反攻重慶，卻被曾英部擊退。重慶失守，對張獻忠來說，不僅僅是一次軍事上的失敗，鑑於明朝將領據有綦江、黎雅、敘州(宜賓)等重鎮，四川南部淪爲弘光政權夥同四川官紳地主顛覆大西政權的重要基地。
張獻忠對朱明宗室深惡痛絕，入川后即下令：
凡王府室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爲了防範敵探奸細，還推行了嚴格的戶籍、城禁和特務制度。幾十萬大西軍的糧食問題通過沒收和打糧這種暴力方式解決，當時的四川，家有餘糧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這種見糧就搶、見豬就殺的政策，必然會觸及一般農民的利益，這些情況發生在政權初建，敵對勢力尚未反撲時尚沒什麼危害，可一旦所有反對者在南京弘光朝廷號召下集合起來，趁機反撲，大西政權必然在四川站不住腳。官紳地主是敵對勢力，要消滅掉，於是張獻忠於1645年舉行“特科”，將來成都參加考試的各府縣生員約5000多人全部殺光，聽說自己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即被殺害，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張獻忠怒不可遏，又派軍隊對當地居民實施屠殺。而僧道、醫卜、陰陽諸流，及百工技藝人，這些流民中的各類人員，自然也難逃被殺厄運。
一旦按下屠殺這個按鈕，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就像上了發條的殺人機器一樣，再也停不下來。懷疑叛亂的分子潛藏在城市中內應外合，張獻忠竟然做出“除城盡剿”的決定，分遣軍隊到所屬州縣搜殺百姓，連西京成都也不放過，《聖教入川記》中，詳細記載了西方傳教士目睹張獻忠下令將成都“城內居民一律殺絕”的殘酷情形。
爲什麼張獻忠在統治四川前後期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學者楊鴻基認爲，大西軍之所以會發生“以殺戮爲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的現象，是由於各地“義兵”把張獻忠“所置郡縣賊吏”“羣起而殺之”的結果，大西軍一味用殺戮和剿洗去平息反對勢力的方法，恰恰暴露了張獻忠“非帝王之器，無綏靖之能”，也揭示了大西政權的根本弱點。
不過張獻忠之屠蜀導致四川人口急劇下降的論斷，多少有失偏頗。明朝軍閥的屠戮平民、清軍的濫殺無辜，連年兵荒馬亂導致的生產大面積停頓，人民大批量地逃亡，都是導致四川許多地方荒無人煙、人口銳減的原因，按顧誠說法，“直到張獻忠犧牲，大西軍轉入雲貴時，四川遭受的破壞還是比較有限的”。
江口之戰 爲尋寶埋下伏筆
1646年正月，人心盡失的大西政權在四川逐漸失去控制能力，只能把兵力集中在成都附近，爲了挽回局勢，張獻忠命孫可望、劉文秀、王尚禮等率軍南征，張獻忠親率大軍攻楊展於嘉定，結果在彭山江口被楊展所敗，退歸成都。就是在彭山江口，張獻忠爲他的金銀珠寶埋下了伏筆。
關於江口之戰，清代蜀人筆記多有記載，如彭遵泗《蜀碧·楊展傳》載：
“獻忠忿展盡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殺成都居民，率衆百萬，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戰於彭山。”交戰中，大風起，張獻忠船隊起火，楊展率數位前鋒前往殺敵，張獻忠軍大敗⋯⋯當時江口兩岸逼仄，前後數千艘船，首尾相銜，驟不能退。風烈火猛，勢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槍銃弩矢，百道俱發，賊舟盡焚，士卒糜爛幾盡，所掠金玉珠寶及銀鞘數千百，悉沉水底。”
按清人劉景伯考察，張獻忠從四川各州郡的富商大賈處掠取的錢財，少則數千兩黃金，多則上萬，這些都被裝進了張獻忠的運寶大船中，交戰失敗後，千船金銀沉入水底，張獻忠只帶少數親軍退歸成都。對於張獻忠江口所沉金銀，楊展並不知情，其後還是通過從張獻忠部下逃脫出來的船伕口中得知此事，楊展才開始組織士兵在江口打撈遺金。得益於這一批飛來橫財，楊展“自是富強甲諸將。”“於時全蜀，惟嘉定(楊展家鄉)不飢”。
由於江口沉銀數量之大，乾隆年間，有漁者在江口河中獲刀鞘一具，總督孫士毅得知此事後，立馬派人赴江口打撈數日，“獲銀萬兩並珠寶玉器等物”。後來在江口河道里，不斷有人打撈出明代銀錠、金銀器等。2005年，江口古鎮岷江河道出土的明代銀錠，從其銘文可看出來自湖南的沅陵縣、湘潭縣、巴陵縣;湖北的京山、黃岡等地區，爲崇禎時期所徵解的稅銀，而且與張獻忠轉戰路線及所佔地點十分吻合，側面證實了張獻忠江口沉銀之說。
“殺人魔王”張獻忠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生前劫掠財富無數，命隕鳳凰山後，竟會以“散落財富”的方式爲世人惦記，“施惠”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