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春天的一個深夜，北京紫禁城狂風怒號，沙土飛揚。一隊急匆匆的人馬，擡着一頂八乘黃轎，在寒風中直奔養心殿。當人們揭開轎簾，發現轎中那個哭鬧不止的孩子早已歪倒酣睡了，可愛的小臉蛋還掛着溼淋淋的淚珠兒。
這個不足四歲的孩子名叫愛新覺羅·載湉。他哪裏知道，這一夢醒來，自己的命運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因爲他已搖身一變成爲這個龐大帝國的皇帝，年號“光緒”。除延續道光皇帝血脈之意，更兼“光大未竟之功業”。清廷把重振國力的厚望全都寄託在他的身上。
當這個一臉淚珠鼻涕、“臍間常流溼不幹”的小孩被稀裏糊塗扶上皇位時，在煥然一新的日本帝國，轟轟烈烈的明治維新已經開始整整七年了。二十三歲的明治天皇，這個光緒皇帝未來的強大對手，已然長成一個雄姿勃發的青年。在分發到日本各所學校的天皇照片上，他腰挎戰刀，全副武裝，目光堅毅，冷酷驕橫。繼上一年發動侵略中國臺灣的戰爭後，這一年他又將炮口對準朝鮮，並就北部領土問題在與老對頭俄國人的談判中旗開得勝。當紫禁城的老太監們還在爲小光緒皇帝體弱氣虛，哭鬧拒食而頭痛不已時，明治天皇正駕着日本帝國的瘋狂戰車東征西伐，攻城略地。短短十年間，日本建立鞏固起以天皇爲中心的中央集權政府，帝國可怕的銅牙鐵齒開始磨得霍霍有聲。
性格決定命運。一個人童年的成長經歷，對其稟賦氣質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若是凡夫俗子則罷，而這兩個男人主宰的卻是兩個帝國的命運。他們出生經歷雖然大同小異，而成長過程卻有天壤之別。
中國的帝王，絕大多數都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光緒特殊的成長史，更是一部辛酸不幸的奴化史。慈禧作爲中國近代中上舉足輕重的女人，其權力慾望之強，古今罕見。當時的清王朝，歷經兩次鴉片戰爭，已是“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然而，面對艱難時局，慈禧仍置國家社稷於不顧，首先考慮的仍是滿足自己的政治慾望。她之所以將年僅四歲的愛新覺羅·載湉扶上皇位，完全出於一已之私，因爲載湉的母親是她的親妹妹，這樣幼主即位，容易駕馭，不致於大權旁落。光緒只不過是她君臨天下的御案上一個不可缺少的擺設罷了。在權力舞臺上，她是超一流的魔術師，得心應手地把一個泱泱大國像一個村莊般控制得服服帖帖；而在政治舞臺上，她卻是一位缺少遠見卓識的獨裁者，短視與貪婪令人無奈。曾國藩初次與她會面後，就失望地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兩宮（東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衝齡，亦無從測之。”
慈禧爲了長期操控皇權，建立一種特殊的人身依附關係，將光緒從小馴化爲惟命是從的提線木偶，可謂煞費心機，毫不手軟。天生孱弱的光緒不但沒能培養起堅強自信的品格，反而變得更加膽怯懦弱。
爲了讓光緒心悅誠服認定自己纔是他的“母親”，慈禧嚴格實施“威權”教育，處心積慮地制定了斷親情、立威嚴、傳孝道的教育方針，讓光緒不倫不類地稱呼她爲“親爸爸”。據慈禧的貼身女官德齡公主在《瀛臺泣血記》中回憶：
當光緒初進宮的時候，太后就囑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輸什麼軍事知識一樣的天天跟他說，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經不是醇王福晉的兒子了，他應該永遠承認太后是他的母親，除這個母親之外，便沒有旁的母親了。
既然是母親，本該給幼年入宮的光緒一份母愛和關懷，可慈禧爲了在這個孩子幼小的心靈中強化她絕對權威的形象，使其言聽計從，她無時無處不施其霸威：
西太后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呵斥之聲不斷，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太后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爲之破。
--梁啓超《變法通議》
史料記載光緒“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責問，益戰慄不能發語。”長此以往，光緒後來連聽到鑼鼓吆喝之聲，也嚇得臉色大變。華裔史學家黎東方撰文說，光緒是中國歷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從進宮到囚禁，他幾乎沒有一天不向慈禧長跪。“不命之起，則不敢起。”德齡回憶說光緒帝“一至太后前，則立嚴肅，若甚懼其將死者然，有時似甚愚蒙。”其母子之間，嚴厲之甚，根本沒有一點兒人倫親情的味道。
由於幼年光緒經常受到慈禧的嚴斥和懲罰，加之年齡又小，宮中照顧他飲食起居的太監們未免見風使舵，對他心存不敬。光緒自幼性情敏感，體弱多病，經常“腹痛不思飲食”，由於飯菜乾冷難嚥，有時想叫御膳房做點可口飯食，膳房必須奏明慈禧，慈禧動輒以儉德責之，光緒再不敢聲張了。
光緒讀書時經常出現血糖太低，體力不支的情形，有時餓急了，竟然跑到太監房內偷找吃食。據信修明《老太監的回憶》說：光緒帝“十歲上下，每至太監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監追上，跪地哀求，小皇爺之饃饃，已入肚一半矣。小皇爺如此飢餓，實爲祖法的約束，真令人無法。”這樣便造成光緒帝“先天既體弱，後天又營養不良，以致膽氣不足。”不僅如此，有時太監還爲一些小事到西太后那兒告小皇帝的刁狀，使光緒經常“受責”捱罵。光緒六年，慈禧生病，光緒的生活更加無人過問。太監們讓他自己照顧自己：小光緒自己爬上去鋪炕，弄得手指頭出血；自己倒水，結果手上被燙起了泡。小皇帝堂堂一國之君，淒涼至此，惟一關心他的師傅翁同見狀氣得大罵：“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識事體！”
光緒長年面對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咄咄逼人的訓斥，面對刻薄寡恩的宮廷禁院，沒有童年的歡樂和自由，變得抑鬱多病，優柔寡斷，更失去了作爲至高無上的帝王獨斷乾坤的尊嚴和君臨天下的霸氣。親政後的光緒帝，目睹國家的鉅變，憂國傷時，也想有所建樹。尤其是甲午戰爭，對光緒帝來說是一場惡夢，使他蒙受奇恥大辱，他不甘做傀儡皇帝，更不堪設想做亡國之君。熟悉光緒帝的德齡女士，對甲午戰爭後光緒帝的心境有這樣的記載：“光緒爲想挽救他的國家，使他在國際上得到一個較好的地位。至少是他心裏所想往的那種地位，幾乎連飲食睡眠也忘掉了，他恨不能立刻就使他的國家一躍而爲世界上的一等強國。”應該說，變法給光緒提供了一個情緒的突破口--只有變法，才能在公私兩方面給光緒提供反叛慈禧的契機，使他站在道德和公理的制高點上與慈禧一決高下。但是長期養成的懦弱性格，使光緒遇事畏縮，“雖有親裁大政之名，而無其實”（梁啓超：《戊戌變政記》），他根本沒有膽量與實力去和慈禧對抗。
美國人查爾斯·約翰斯頓在《中國的危機》中這樣描繪光緒：
光緒皇帝身材瘦小，身體虛弱，看上去幾乎像個孩子。他的眼睛大而憂鬱，面部微呈橄欖色。他的表情透着隨和，更多是表明了夢想而不是將夢想付諸行動的力量。蒙古部落的後裔中有這麼空靈的一個人是很奇怪的。不過光緒皇帝也許可以被當做運氣不佳的東方聖人的典型。
每當在養心殿召見羣臣時，光緒猶如在玻璃房子裏辦公，雖然正襟危坐，但身後慈禧太后的目光卻令他如芒在背，凡事必須由“親爸爸”定奪，連在挑選皇后這樣的事情上也不敢擅作主張，只能作一個唯唯諾諾的“兒臣”。對光緒頗有好感的維新人士張元濟在變法期間應召去見光緒，說光緒語氣極溫和，而面貌“殊欠剛健。”其實，光緒的性格更是“殊欠剛健”。待到戊戌激變，大事臨頭，光緒手足無措，任人宰割。蘇繼祖在《清廷戊戌朝變記》中這樣記述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慘遭痛斥的場面--
1898年9月21日，慈禧親自指揮鎮壓了變法，狠毒地杖斃了光緒身邊的兩位親信太監，把奕勖等親王大臣召集至大殿，令光緒跪於案旁，並置一竹杖於案前，氣氛威嚴，殺氣騰騰。慈禧對跪在面前的光緒厲聲斥罵道：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爲！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任，汝何敢任意不用！乃意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刑。何物康有爲，能勝我選用之人？康有爲之法，能勝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
一言九鼎的帝王，瞬間墮落爲亡國敗家的禍首，光緒連大氣也不敢出。慈禧餘怒未消，繼續指斥：“變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爲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憒至此？”光緒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表現出的軟弱真令人揪心，他戰戰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並不敢取康有爲之法也。”可憐情狀，躍然紙上。
對於光緒複雜的性格成因，張宏傑先生在《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一文中分析得頗爲透徹。他認爲，按照傳統的政治設計，中國的帝王必須是由超人的意志和道德感組合起來的完人，因爲中國這架龐大無比的政治機器必須要依靠皇帝一人隻手操縱。過高的標準以及嚴苛的環境使光緒從小成爲最容易體會到挫敗感的孩子。聖王教育使他成了一個完美主義者。他的信條是要麼最好，要麼乾脆最壞。要麼傾盡全力，做得盡善盡美；要麼破罐破摔，逃避現實。有時候，他把自己的意志水平調動到極高的程度，一絲不苛地“學做聖人”，表現得非常振作進取。然而由於先天缺乏剛毅氣質，他難以長時間地剋制自己。他的行爲中透顯出衝動與魯莽，他的意志又缺乏韌性與耐力。一旦受挫，他又會對自己極度失望，陷入長期的萎靡不振狀態。他缺乏那種退而求其次的現實主義態度，實質上是一個間歇性的抑鬱症患者。
這種不成熟的心理模式，給國家前途和個人命運帶來的惡果可想而知。光緒最後孤家寡人、泣血瀛臺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民族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