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文史精華》2005年12期
這是一位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年輕人的死亡檔案。說他年輕，是因爲他死的時候只有３４歲。如果他活到今天，該是一位７６歲的老人。１９６３年５月１１日，人們發現他死在單位一間破敗不堪的獨身宿舍裏。極少有人去過他的住處，因爲“那裏埋汰，臭味燻人”（調查人李文發、馬傑、張丙中１９６３年５月１３日記錄）。
北國長春的５月，草木返青，繁花初綻。
背景複雜的“張氏家族”
張旃，男性公民。原籍廣東省樂昌縣，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生於北京。在１９５３年由該廠保衛科填寫的“嫌疑分子登記表”上，貼有一張發黃的照片。彼時的張旃戴一副近視眼鏡，穿着整潔的白襯衫，氣質溫文爾雅。
類似的表格有十餘張，雖詳略不一，但大同小異。
張旃６歲時在廣東入讀小學，１９３７年日軍大舉侵華，局勢緊迫，張旃轉入香港九龍一所小學就讀，１９３９年又由港轉入重慶歌樂山小學，後又升入重慶高中，１９４６年９月轉入上海南洋模範中學，於顛沛流離的戰亂中完成高中學業。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後，考入北京清華大學機械系。１９５２年於該校畢業，分配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同年９月調到６３６廠（即國營柴油機廠）任見習技術員。
張旃調入國營柴油機廠的時候，正值建國初期，剛剛走出校門且“社會關係極爲複雜”的張旃，理所當然成了被重點監視的對象。
張旃的家庭背景被看成是“一類反革命家庭”（“登記表”之００００６）。據當年記載，其祖父張昭芹是前清舉人，曾任樂昌縣縣長、廣東軍首領餘漢謀手下的主任祕書長、國大代表。１９４５年“九三”勝利後，由香港赴南京參加國大選舉，爾後轉去臺灣。
張旃的父親張茲闓，國民黨員，南開大學畢業生，曾赴美留學。抗戰爆發後，任國民政府經濟部工礦調整處副處長，１９４４年改任戰時生產局材料處處長。１９４５年“九三”勝利後任經濟部特派員，前往蘇州、浙江、皖南“接收”，爾後又任資源委員會中國石油公司協理、總經理。到臺灣後，曾任國民黨“駐聯合代表團”代表，並任國民黨“駐菲律賓中國銀行”總經理等職務。
張茲闓去臺後，成爲臺灣早期經濟發展的“關鍵人物”之一，又被稱爲“臺灣金融界的第一顆天王星”。１９６０年７月卸任臺銀董事長。還曾在國民黨政府擔任要職。
張旃母親麥翠穎，操持家務，在“家庭情況”欄內特別註明：“系官僚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反動”。
張旃還有一兄一姐，哥哥張彬，國民黨員。當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任助教。姐姐張初榮於１９４３年在重慶南開中學參加國民黨軍隊，在蔣經國主持的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學習。１９４６年留學美國，１９５０年與邵和國結婚。邵曾擔任過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部長，和李宗仁先生關係密切。
在相關文字的材料中，還詳細記載了張旃父親的朋友孫越崎的情況。孫越崎建國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計劃局副局長。建國前曾任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是張茲闓的上級。１９４８年下半年，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翁文灝舉薦他爲財政部長。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計劃將資源委員會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廠礦及其物質財產分３路（即廣州、臺灣、重慶）遷移，蔣介石親自召見了孫越崎，佈置了這項任務。此時，李濟深、邵力子曾多方做孫的工作，勸他參加新政府（即我中央人民政府）。在李、邵影響下，孫越崎表現“柔意動搖”，並親自在上海主持召開了政府財政部及資源委員會會議，孫在會上報告了參加新政府辦法。在參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時，孫越崎曾交出一批檔案資料和個人財產。據同一份檔案資料記載：孫越崎“參加我工作後，還與香港有來往，據知繫個人財產問題。並借個人職權，拉攏僞資委會參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之郭可權等人員，企圖樹立個人勢力”。
由於孫越崎和張旃父親張茲闓的特殊關係，因此１９４９年後，張旃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經常到孫家去玩，１９５１年１月至１９５２年４月，“每月從其家中拿１０至１５萬元（當時的貨幣，１萬元即今１元——作者）以資助他完成學業。直至‘三反’運動開展後始斷絕經濟關係”。
張旃的父親還有一位朋友也對張進行過資助。據１９５４年３月份調查材料記述，他叫張鄂聯（有資料顯示文革後曾任秦皇島市政協副主席），時任秦皇島市公私合營耀華玻璃工廠廠長。“張鄂聯繫國民黨中央訓練班三十一期黨政訓練班畢業，其間由蔣介石介紹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黨財政部工礦調整處專員”。
張茲闓在張鄂聯的公司存有股份。天津解放後，該公司在港臺兩地存有５０００餘箱玻璃，爲把全部貨物兌換成現款取回，１９４９年８月張鄂聯曾赴港處理此事。在港期間，曾與張茲闓見了面。一個月後，張鄂聯返回天津，爲張茲闓帶回耀華公司股票，在市場變賣後，全數寄給了張旃。
張旃姑母鄧靜嫺，原在國民政府中央信託局工作，系北大校長鬍適的乾女兒。去臺後曾在１９５１年９月間給張旃寄過錢和衣物。其姑父錢思亮（去臺後曾任臺灣大學校長），解放前爲北京大學化學系主任。錢與胡適關係密切，經常出入胡家。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派專機接胡適與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逃往臺灣，錢思亮同機抵臺（中共北大機關第一總支自然科學處支部張龍翔１９６２年７月１２日證明材料）。
據張旃向組織交代，１９５１年之前，張旃曾通過父親的友人，和父母兄姐保持了兩年多的通信聯繫，並“從孫越崎那裏得知了其父的一些情況”，爲此孫越崎、張鄂聯以及張家在大陸的親屬，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有關部門的懷疑和調查。
１９４９年全國解放前夕，張旃的直系親屬均隨國民黨部隊逃往臺灣，只有張旃一人由於在清華大學讀書而留在大陸。因國共兩黨尖銳衝突所帶給張氏家族的不幸，似乎命裏註定要由張旃以及留居大陸的親屬來承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