祕書原本的職業定位，相當於綠葉，沒臺詞，不露臉;如今卻常上頭條，勁爆得很，甚至專門有了“祕書幫”。有些祕書的“成長路線”，不過是條拋物線，靠着領導平步青雲，然後開始膨脹，最後，“啪”地一聲從青雲跌落。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北宋末年的高俅，就是這麼一位“拋物線”祕書。
跟對人，很重要
《水滸傳》裏說高俅是個市井小混混，小說家言，不可當真。《揮麈後錄》卷七載：“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草札頗工。”他不但是蘇東坡的祕書，還寫得一手好字，抄錄謄寫，頗爲出色。宋哲宗元祐八年九月，東坡先生以翰林侍讀雙學士外調知定州，將高祕書推薦給了時任知瀛州的曾布，被曾布以“史令已多”爲由婉拒，復薦其跟了好友王晉卿，也就是王詵(小說裏的小王都太尉)。《水滸傳》裏說高俅是個市井小混混，小說家言，不可當真。《揮麈後錄》卷七載：“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草札頗工。”他不但是蘇東坡的祕書，還寫得一手好字，抄錄謄寫，頗爲出色。宋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如此，問題也就出現了，蘇東坡爲何要在離京時將高俅“送”人?綜合來看，應該是高俅自己想離開的，原因就在於他覺得沒盼頭了。
北宋中後期新舊黨爭異常激烈，蘇東坡屬於舊黨。此前曾被新黨折磨得夠嗆，“烏臺詩案”就是新黨整治他的經典之作。
高太后臨朝那幾年，舊黨秉政，蘇東坡受到重用，卻因公開反對司馬光對王安石新政的全盤否定，受到了舊黨的排擠，仕途一片灰暗。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新黨再次上臺，蘇東坡外調其實是被貶。桌面上的政局變化以及主子權力的削弱，高祕書不可能瞧不出來。
跟領導出京，機關牌子小了，靠山不硬了，看不到希望了，遂請求主子利用人脈關係，給他重新選個主子。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嘛，蘇東坡是個重情重義的明白人，小祕書要求“進步”的心思，他是領會的，只要不走邪路，就遂了他的願吧。於是剛到定州的高俅又回到了京城。
有機會，要抓住
說起來呀，蘇東坡對高俅實在夠意思，推薦的兩個主子，都很不簡單。比如曾布其人，份屬新黨，卻先後與新黨主流派王安石、呂惠卿等人關係交惡;不見容於舊黨，卻跟舊黨大佬司馬光、蘇東坡等人保持着良好的關係。也就是說，曾布是個很會做官的人，知道怎麼爲自己留退路，難怪《宋史》將他列入《奸臣傳》。讓高俅跟曾布，靠山是選對了，可惜曾布不要，奈何!
王詵就更牛了，著名畫家，貴族出身，還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後來的宋徽宗)的姑夫，皇親國戚呀。王詵跟蘇東坡交情不淺，“烏臺詩案”發生時，他兩是一對難兄難弟。但王詵本質上是個紈絝子弟，不涉黨派之爭，與蘇東坡的友誼，僅限於琴棋書畫飲宴唱和。讓高俅跟王詵，在皇親國戚身邊混，機會肯定不會少。這不，高祕書在王詵身邊幹了七年，機會來了。
大概是元符二年下半年吧，王詵出任樞密都承旨，有一次上朝，遇到了端王。史料裏是這麼敘述的，說端王鬢角亂了，出門時忘記帶蓖刀子，王詵就把自己的拿出來給端王用。端王看蓖刀子式樣很可愛，王詵就說這種式樣的有兩把呢，回頭讓人把那把沒用過的給您送去。晚上一下朝，果然就派高俅當差去了端王府。這對高俅來說，是一次絕佳的機會。
我們說，機會面前人人平等，但機會只屬於那些善於抓住機會的人，高俅正是個中高手。當時端王正在踢足球(蹴踘)，高俅的球技也夠國家隊水平，爲了表現自己，他一邊看球一邊“睥睨不已”，也就是故意流露出有點瞧不起端王球技的意思。端王一看這人表情有異，就問：莫非你也是同道中人?就叫過來試球，一試之下，果然不俗，於是就留下高俅，倚爲親信。
“小石子”發力飛騰
高俅的運氣確乎好過常人，跟隨端王沒兩月，宋哲宗死了，端王華麗變身，做了宋徽宗，高俅也就順其自然的成爲潛邸“舊臣”。這個末班車搭的太有價值了，榮華富貴說來就來，擋也擋不住。
那麼，是不是說高俅馬上就可以做大官了呢?也不盡然。
《南渡十將傳》卷一“劉錡傳”記載：“先是高俅嘗爲端王邸官屬，上即位，欲顯擢之。舊法，非有邊功，不得爲三衙。時(劉)仲武爲邊帥，上以俅屬之，俅競以邊功至殿帥。”宋徽宗倒是很想提拔高俅的，然而愛莫能助。因爲朝廷有制度，祖宗有家法，文官必須是通過科舉考試的人才能做，武官雖然不需經過科舉，但高級武官的晉升必須是立過軍功的才行。
高俅的文化水平比他的球技差遠了，參加科考肯定沒轍，只能放棄文祕老本行，從低級武官幹起。當然，有最高領導的眷顧，有潛邸“舊臣”的身份，他到哪兒都是個角兒。那幾年，高俅下基層，跟着大將劉仲武在西北混。崇寧三年十月打了一次不小的勝仗，功勞雖是劉仲武的，但功勞簿上肯定少不了高俅。崇寧四年五月又以武官身份隨外交官林攄一起出使遼國，成功拒絕了遼對宋夏戰爭的“調解”，又是一個大功勞……
隨着“軍功”積累得越來越多，高俅這枚“小石子”終於越飛越高。《宋史》本紀雲：“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十日)，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爲太尉。”“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爲開府儀同三司。”另據《靖康要錄》言，高俅還做過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簡國公，位極人臣。
自作孽，摔得慘
祕書晉升爲領導，其實也沒什麼，在啥位謀啥政，把工作幹好，沒人會說三道四，順順當當幹到退休，保住晚節，所謂的拋物線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自以爲靠山硬，人脈廣，恣意弄權，胡作非爲，禍國殃民，那結果就不好說了，“你懂得”。高俅就屬於後者。
《東京夢華錄》裏說，有一次皇帝檢閱水軍訓練情況，高俅安排“橫列四彩舟，上有諸軍百戲，……又列兩船，皆樂部。”科目訓練則是“旋羅”、“海眼”、“交頭”等。有音樂，有雜耍，煞是好看，可打起仗來這等花架子有用嗎?還有一次是皇帝夜宿大慶殿，高俅負責安保,“兵士十餘人作一隊，聚首而立，凡數十隊。各一名喝曰：是與不是?衆曰：是。又曰：是甚人?衆曰：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瞧瞧他多會作秀，通過士兵的聲音,讓皇帝知道他是盡心盡職的。京城防務交給這樣的人，宋徽宗也真是荒唐。
高俅抓軍事不行，徇私斂財搞裙帶卻很有一套。
自打他發跡之後，高家老小個個“雞犬升天”：父親高敦復做了節度使，兄弟高伸中進士後，火箭般的升任延康殿學士，另一個兄弟高傑，做了左金吾衛大將軍;高俅的兒子們也個個進入體制內，高堯卿是岳陽軍承宣使，高堯輔爲安國軍承宣使，高堯康爲桂州觀察使。朝廷好像是他們家開的。他管理禁軍，常挪用軍隊地皮蓋自家宅邸，還喝兵血，剋扣將士們的餉銀，搞得士兵無心訓練，“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斂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靖康要錄))
經過高俅的多年折騰，大宋王朝的禁軍淪爲了一支毫無戰鬥力的部隊，“人不知兵，無一可用”。《靖康要錄》尖銳的指出：“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實(高)俅恃寵營私所致。”“恃寵營私”四個字，可謂一語中的。
靖康元年，金兵來犯，宋徽宗嚇得差點尿褲子，趕緊禪位。靠山靠邊站了，高俅也該倒黴了。宋欽宗甫上臺，第一個打擊的對象，正是高俅。
先是正月六日削其兵權，任命外戚王宗濋擔任殿帥;隨後在正月十二日，又下令抄了他和蔡京、童貫等六賊的家，獲銀500萬兩。高俅的兩兄弟高傑和高伸也被抄家，由於隱匿財產還被告發貶了官。
宋徽宗南逃，高俅、童貫等扈從南下。行到中途，高俅“以疾爲解，辭歸京師”，五月即病重，“獨死於牖下”，躲過了法律制裁。但他絲毫沒有得意的理由，折騰了一輩子，聚斂無數家財，最後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按慣例，像他這麼高級別的官員去世，“天子當掛服舉哀”，但宋欽宗愣是不同意給予他這份哀榮，徹底否定了高大祕的一生。咎由自取，怪不得別人。（趙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