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十一年十月，岳飛在杭州城大理寺獄中供狀上留下八個大字：“天下昭昭！天日昭昭！”
紹興十二年臘月二十九，岳飛被宋高宗以毒酒賜死，其子岳雲，愛將張憲斬首。
岳飛死訊傳出，臨安城舉聞涕泣，消息傳到金國，金國上下歌舞酒酌：“和議自此堅矣。”
岳飛被害後，獄卒隗順將岳飛的遺體背出臨安，埋在錢塘門外的九曲祠旁。紹興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岳飛得到平反。宋孝宗根據隗順子言將岳飛依禮改葬在西湖棲霞嶺。後諡岳飛爲武穆。宋寧宗時追封爲鄂王。宋理宗時改諡忠武。
岳飛之死是南宋帝國走向滅亡的開始，是漢民族領導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悲哀。他是後世奮起反抗外來侵略和民族壓迫的英雄榜樣，是中華民族薪火相傳，生生不息，走向復興的精神基石。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物，這樣一面旗幟，他必須倒下。
今天人們再提起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那段歷史，可能最痛恨兩個人物。一個叫蔡京，一個叫秦檜。一個是斷送北宋大好河山的禍臣，一個是斷送一統北方社稷夙願的奸臣。前者這裏不作討論。後者之所以如此罪大惡極，根本原因是他誣告陷害了被當世和後人所景仰的民族英雄——岳飛。從此南宋偏安一隅，坐等滅亡。這是後人對岳飛之死的主流看法。今日杭州城西湖畔的嶽王墓旁依舊跪立着萬人唾罵的秦檜像，人們恨之入骨。但這背後更多的是後人深受戲劇渲染，小說演繹，影視劇演播的影響。這種理解是不準確的。這裏不是爲秦檜開脫陷害岳飛的責任，他有，但他沒有掌殺一個民族英雄的權力。再看那段歷史，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會看到許多令人驚歎，惋惜的內容。
《宋史》記載岳飛被賜死。以賜死的一般理解來看，就是宋高宗趙構下旨賜死的意思。皇帝爲什麼要殺死自己的大將呢？這是多方面參雜的結果。以塑造結果的過程來看，岳飛是自己把自己殺死的，而用的是別人的刀。
一、第一把刀是宋高宗趙構
在宋高宗趙構眼裏，岳飛威脅並觸犯皇權。
首先說威脅皇權。南宋建制於南，定都於杭州，但其制度仍一沿襲北宋之策。宋承唐末五代藩鎮之亂，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以殿前都點檢之身奪後周柴氏之天下。自建國始，太祖爲了從體制上限制武將，效仿其黃袍加身，開創了使兵權完全集中於皇帝手中的樞密院——三衙制度。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正是太祖爲後世歷代帝王展示中國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宋仁宗一朝威名赫赫的大將狄青，屢遭朝野貶黜。宰相文彥博道出了其中的機密：“無他，朝廷疑爾”。在這種慎武重文的國策下，有宋一朝當將軍就註定有幾分悲情的色彩。
威脅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是功高蓋主。
岳飛自1128年遇宗澤起兵到1141年遇害爲止的十多年時間，率軍同金國進行大小數百場戰役。復南京，克襄陽，定鄭州，大敗金軍於潁昌，進軍距汴京城外僅僅40裏外的朱仙鎮，達到連接河朔的戰略目的，由南縱北，直入中原，這是一個不可複製的軍事成就，歷史上也只有像韓信軍一統淮河以北可與之媲美。
在這個過程中，岳家軍由最初的幾千零丁發展到紹興五年整編各路人馬後的十萬人。要知道當時宋軍舉國也不過20萬人，而岳飛一人就統帥了全國一半的人馬。同樣在這個過程中，岳飛由宣和四年真定軍的小隊長髮展到紹興六年的官職太尉。臣有功不能不賞賜，敵在外不能不征討。所以既要賞賜岳飛又要壯大岳家軍的實力。而岳家軍一軍的壯大以及岳飛官銜的提升就是對宋高宗的隱性威脅。最關鍵的是這個軍前面有“岳家”兩個字。
七百年後的曾國藩同樣是靠自己組建的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其規模數倍於岳家軍。但二者的結局卻南轅北轍。原因是曾國藩懂得隱蔽鋒芒，避免功高蓋主，激流勇退。但岳飛“不懂這個”政治哲理。身爲宋人，他沒有看清國家的根本政策傳統；身爲人臣，他“不懂得”爲官的生存之道。這個悲劇的種子從宋朝建立之初就已經種下，從金國發跡之始就已生長。宋太祖曾對南唐使者說道：“臥榻之側豈容他酣睡。”況且對於宋高宗這個在亂世中撿來皇帝寶位而且還經歷了一次險些丟掉皇位的軍事政變的皇帝來說，這個已成爲巨人的“愛國他人”，他必須除掉。
第二是攻城克地，宋欽宗將返。
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北宋首都汴京陷落，太上皇宋徽宗、欽宗以及皇室嬪妃宮女，文武百官共計14000多人成爲金兵俘虜，被擄掠北上至金國。宋徽宗第九個兒子康王趙構僥倖脫身，得宗室殘餘支持稱帝於南京應天府，改國號建炎元年，南宋開國。此後南宋朝廷打出“迎回二聖，一統北方”的旗幟。這面旗幟是宋人的心聲，但不是宋高宗的心聲。
紹興十年，岳飛率大軍大敗南進的完顏宗弼軍，與北方金軍後方的義軍相配合，分部迂迴包抄，自率主力正面進攻，收復洛陽等京西戰略重地，後在潁昌再敗完顏宗弼，直逼北宋故都汴京，破金形勢大好。正當岳飛揮師渡河之際，宋高宗和秦檜向金求和，詔令各路宋軍班師回朝，致使恢復中原計劃功敗垂成。宋高宗的這一聖旨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手中的籌碼分量已夠，足以和金人乞和；其二是不願打破和金國分治平衡的方略；其三是在第二點的基礎上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一旦攻克金國，那靖康之難中被擄去的宋欽宗必將南歸，天下誰主將是一個未知數，發生在明代的土木堡之變很可能會提前上演。
這裏需要交代的一點是民間常說的“迎回二聖”在此時已不準確。《宋史徽宗本紀》記載宋徽宗死於紹興五年四月甲子，《金史熙宗本紀》記載死於天會十三年四月丙寅，二史記載雖有兩日偏差，但可斷定宋徽宗在紹興五年死亡。
回到本文，金國人扣住宋欽宗不放有着重大的政治目的。金兀朮臨終前寫的《臨終遺行四帥書》中，提出了要用趙恆（宋欽宗）“安坐汴京，以兄治弟”。即用宋欽宗這張牌對宋高宗施壓。由於宋高宗是在徽欽二帝並沒有死亡的情況下稱帝自立的，所以一旦如果岳飛順利克復北方，救回以宋欽宗爲首的北宋皇室，那麼天下將會出現相當難堪的一種局面，哥哥的歸來將會使高宗以及整個南宋政權的合法性受到挑戰。岳飛的一路凱歌對整個南宋國家利益是一封捷報，但對宋高宗來說是一記警鐘，製造這個威脅的人，高宗必會除掉。況且此時戰場之局面，岳飛率宋軍一半精銳之情形，在高宗心裏也不能排除岳飛擁兵自立，再現黃袍加身的可能。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制度下，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皇權的利益高於一切，而一切內在外在的威脅因素都會被毫不留情的除掉。岳飛的一腔復國熱血使他沒有洞察到這一點。
再說觸犯皇權
第一是違抗聖命，不聽節制。
紹興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興四將”之一劉光世的兵權。高宗承諾將劉光世的部隊交給岳飛整編，岳飛立即提出帶兵十萬出師北伐。宋高宗臨時變卦，拒絕將部隊再交給岳飛。高宗變卦的原因史書沒有記載，但以皇權的謹慎與猜忌的特點，我們可以猜中其中的緣由。但之後岳飛的表現卻使整個宋廷出乎意料。
對於宋高宗的出爾反爾，岳飛十分憤慨，一怒之下，他以爲母守孝爲名徑奔廬山。岳飛此時奔走對當時的戰局和政局的影響重大。因爲宋軍打聽到金兵即將南下的消息。岳飛一走，中線防線將出現一個巨大的豁口。雖然岳家軍尚在，但代理岳家軍的大將張俊聽到岳家軍士兵這樣的答覆：“朝廷使張侍郎代公，公不復還矣！張太尉以此辭疾，諸將往往或效之。”大將張憲更是帶頭稱病不理軍務，其他將士也都效仿。
在高宗看來，這是以抗命來來要挾，《宋史高宗本紀》記載，張俊在向高宗彙報時說“岳飛積慮，專在並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短短的十六個字給高宗的內心陰影不可磨滅。當時金兵的威脅尚在，解除其兵權的時機尚不成熟。後在高宗再三下詔後岳飛返回朝廷並向高宗請罪。高宗接受了岳飛的道歉，但是高宗的一席話卻是很值得品味的。“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犯吾法者，惟有劍耳！”高宗雖有隱忍，但其引用太祖的話以示警告，其真實語意可以看出一二，隱約之間已暗藏殺機。
岳飛一心只想儘快統一北方，但是宋高宗並不這麼想，臣之於君，君第一考驗的是臣子的忠誠度。手握重兵的大將違抗聖命，這是將之大忌。岳家軍在岳飛離開後的表現，心思縝密的高宗恐怕爲之膽寒，軍隊不知有朝廷，只知有統帥。這筆賬也爲岳飛之死埋下了伏筆。
第二是介入立儲風波。
立儲問題向來是歷代皇帝最核心最敏感的神經。而對於宋高宗來說又是極爲特殊的。岳飛不止一次觸犯宋高宗手中最特殊的皇權神經。
宋高宗在登基之初經歷了人生中對其影響最大的“苗劉兵變”，正是這次兵變使宋高宗對武將尤爲警惕，也正是這次兵變，使高宗受到驚嚇喪失了生育能力。尤爲特殊的是在之前唯一的兒子已經夭折。爲了增加其執政的合法性，高宗把太祖一系下的兩個後人過繼到自己門下。但沒有立太子。親子早折，再無後人，使高宗的心態發生微妙的變化，立繼子又隨時可能會威脅其統治。
紹興七年三月，岳飛覲見高宗。岳飛提出早日立太子的建議。《高宗系年要錄》記載：風動紙搖，飛聲戰不能響。岳飛之所以如此膽戰以至於連話都說不清楚，我們可以從高宗的回答中得到答案，“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欲！”
統帥近全國一半人馬的大將對立儲問題如此關心，這已經超越揭開皇帝個人隱私痛處的傷害度，而是觸犯皇權的直接體現。岳飛多次提及立儲問題，是出於江山未穩，立儲以穩人心的角度考量，是出於一個臣子對於一個皇帝，一個國家的忠誠角度出發，而一片忠心在高宗那裏換來的是一片疑心。
二、 第二把刀是大臣
首先是秦檜。
在這裏點名一點，現在民間以及史學界廣泛流傳着秦檜是金國間諜的論調，這裏不針對此認識展開辨識。秦檜是不折不扣的求和論者，與岳飛爲首的主戰派針鋒相對，這也是秦檜對岳飛下手的主要原因。
前文已經說過，秦檜沒有最後殺死岳飛的權力，但其是除高宗外殺死岳飛的罪魁禍首。秦檜自當上宰相後全面推行議和妥協、退讓的對金政策，後來因爲在朝中議和阻力過大，高宗迫於壓力將秦檜貶謫出京。小人之所以稱爲小人，是因爲小人不僅要有手段還要會揣摩主上的意思。秦檜把這一點表現的淋漓盡致。秦檜能第二次復出任相與其在高宗面前大肆宣傳議和之策並正中高宗下懷有很大關係。
岳飛針對秦檜的議和之言曾對高宗這樣說道：“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岳飛公開發表秦檜之所以議和是因爲他是間諜的論斷，直接使秦檜下決心除掉岳飛。在秦檜第二次任相期間，大肆賣官鬻爵，排除異己，岳飛這樣公開多次與他唱反調的人他必會徹底剷除掉。只有這樣他才能完全推行其賣國求榮的乞和政策。
其次是大臣。
岳飛是南宋初“中興四將”之首，與其他三人相比，他是年齡最小的也是被提拔速度最快的一位。岳飛比張俊小17歲，比韓世忠和劉光世小14歲。其中張俊曾經是岳飛的老領導，正是在他的提拔下，岳飛得以嶄露頭角。然而在最後爲岳飛羅織罪名的主謀中，除秦檜之外的另一個人就是張俊。張俊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爲岳飛觸犯了他的既得利益，岳飛的快速崛起掩蓋了他的光芒。
建炎三年張俊官拜節度使而岳飛則是正七品東京留守統制。八年後即紹興六年，岳飛則官拜太尉，成爲南宋最高級別的武將。短短八年時間，岳飛完成了其他三位老將用一生戎馬生涯和心計換來的成就。這種後來居上的氣勢是妒忌心產生於不平衡的根源。與岳飛相比，張俊在戰場的統軍表現和戰果則相形見絀。他的提拔與重用並在解除兵權後能夠安享晚年很大程度上依靠於他對高宗更“忠誠”，更聽話。這種“審視奪度”的貼切勢必會與高宗一起站在岳飛的對立面。
紹興十二年四月，宋高宗詔張、韓、嶽三人入朝，升張俊，韓世忠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這名爲升官，實際則爲“拜官釋兵權”。首先宋高宗解除了韓世忠的兵權，將不可一日無帥，張俊則盯上了韓世忠的部隊。針對張俊欲瓜分韓家軍，岳飛予以尖銳的阻撓。這使得張、嶽二人的關係徹底破裂，張俊對之憤恨不已。 在秦檜開始對岳飛攻擊的時候，張俊暗中差遣岳飛部下王俊、王貴編造岳飛在淮西戰役中抗旨不前的罪狀，誣告岳飛與張憲謀反。製造“莫須有”，不僅僅是秦檜，還有被正義刺傷的張俊。
三、最後行刑的就是岳飛自己
岳飛正義、耿直，而這恰恰是高宗所賜的那杯毒酒，這是一個體制，一個時代的悲哀。
自太祖釋兵權後，宋代實行高薪安武的政策，節度使每月錢三千貫至一萬貫。這是什麼概念，要知道當時宰相每月錢才三百貫。南宋建國伊始，國家財政困難，大臣的俸祿都極大地縮減，而武將依舊原支。這既是對時局用兵的需求，更是對政局穩定的需要。高薪就是爲了去除武將的政治野心。
郭子儀是大唐中興的第一功臣，素有再造大唐之功。放眼中國歷史也無人可比。但功成名就的郭子儀懂得權傾天下的嚴重後果，在平定安史之亂後過着窮奢極欲的“低調”生活。縱然後世會有人譏議，但他明白這是換取生存的一種方式。岳飛愛兵如子人人皆知，在軍餉匱乏的年代，岳飛把自己的俸祿充當巨響，生活簡樸，清廉自好。而在宋高宗的統治時代，岳飛駕馭着帝國一半的軍隊，他越是廉潔，越會使宋高宗懷疑；越是正直，越會使秦檜怨恨。一個武將不愛財，不貪色，關心立儲問題，對於高宗這個特殊的宋代皇帝來說，這就是一個政治野心家。即使沒有野心也要剷除後患。
一代名將，最終不是戰死沙場或壽終正寢，而是死於自己誓死保衛的朝廷，死於自己忠誠不渝的皇帝，死於把自己視爲異類的同僚，這不僅使後人感到無比的悲痛和淒涼。莫須有，岳飛的確死的不明不白而又冥冥註定，這或許就是莫須有的真諦。
岳飛是一個好將軍，但不是一個政治家。天平總是公平的，或許正是岳飛在軍事方面才能如此突出，能打仗，打勝仗，才使他在政治上的敏銳性和洞察力有所短板。在中央集權的封建皇權時代，正義有時恰恰會使自己成爲那個時代的異類。岳飛不懂政治，以爲以自己一腔愛國之情可以救大宋於危難之間，可他卻沒有嗅到這犬彘之地的烏瘴惡氣！
紹興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岳飛被投入大理寺獄中，主審何鑄見證據不足，確爲冤案，如實稟告秦檜，秦檜曰：”此上意也。“後改用自己心腹主審此案，用盡手段岳飛三人也沒有屈招一字。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宋金和議達成，宋向金稱臣，將淮河以北割讓與金國，並每年向金供奉銀、絹二十五萬兩、匹。
韓世忠對岳飛一案不服質問秦檜，秦檜答曰：”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莫須有，精短而幹練，岳飛有罪無罪不是重點，莫須有就是必須要有。
紹興十二年臘月二十九，中華民族英雄被害，“宋亡”。
在這個環境裏，岳飛無法生存。
張憲曾經問岳飛，什麼時候天下才是太平的，岳飛答曰：“文臣不愛錢，武將不惜命，天下當太平。”當下，我們更多聽到看到的是借岳飛之死來看爲仕之道，學習生存技巧，這或許，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紹興十二年臘月二十九，行刑當日，杭州城漫天大雪。八百多年後，雪依舊，岳飛，依舊是一個異類。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撼正義難!
文臣不愛錢，武人不惜命，天下當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