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鈞十歲登基，五十八歲駕崩，是明代歷史上在位最長的皇帝。可他在位的四十八年裏，有三十年都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他有“六不”——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真的可謂是最任性的明朝皇帝了，“從此君王不早朝”說的不就是他嗎!當了皇帝還能不理朝政，每天想幹嘛就幹嘛，還真挺讓人羨慕的……
今天小編就來給大家講講，明神宗三十年不早朝的背後，有着怎樣的隱情?
登基爲帝萬曆皇帝
萬曆是明穆宗的獨子，差不多是銜着玉璽出生的，6歲時就毫無懸念地被立爲太子。萬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宮人，後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爲貴妃。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宮中傳出隆慶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高拱等人進入寢宮東偏室，見隆慶帝坐在御榻上，榻邊簾後坐着皇后陳氏、皇貴妃李氏，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御榻的右邊。
隆慶帝抓住高拱的手，臨危託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詔：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並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三位大學士受託之後，掩淚而出。第二天，隆慶帝即崩於乾清宮。
六月初十，年僅十歲的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曆。
前十年，挺老實
因爲內閣之內的紛爭，原本隆慶帝留給萬曆皇帝的三個內閣大臣最終只剩下了張居正一人。
萬曆朝的前10年，朱翊鈞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個人的規範，一個是自己的母親慈聖李太后，一個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一個是內閣大學士張居正。
皇太后與太監馮保都喜歡書法。所以，朱翊鈞很小的時候書法就極爲工整。馮保在宮中，被皇帝稱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對於馮保非常畏懼。每次小皇帝與小太監玩的時候，看到馮保來了，就正襟危坐說：“大伴來了。”
這個馮保也不是什麼簡單人物，原本的內閣大學士高拱就是被他給逼走的。他利用高拱曾經說過的“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語把自視甚高、性格粗直的高拱趕離京城。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了張居正一人。
實際上，正因爲內有馮保，外有張居正，萬曆初年的新政才能順利地推行。
張居正對於朱翊鈞的輔導和關懷無微不至，他爲皇帝安排了詳盡的視朝和講讀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宮中的一些小節，張居正都要細細地與皇帝說。
萬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爲改善。
萬曆十年六月(1582年)，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
不想上朝，那就不上了太任性
朱翊鈞的老師、萬曆第一任內閣首輔兼萬曆新政的策劃與執行人張居正過世後，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他任性的皇帝之路——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一天娶了九個老婆
萬曆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鈞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
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所以，雒於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開騙門”的批評，這與當初荒唐的武宗有一點類似。
至於貪財一事，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爲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鹽使者，四處蒐括民財。
大臣不知道皇帝什麼樣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謝傑批評朱翊鈞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
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
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那些致力於廢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將要淪陷的憂慮。”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梃擊案
梃擊案發生在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當時，神宗皇后無子嗣，王恭妃生子常洛，鄭貴妃生子常洵。開始，因鄭貴妃得寵，神宗想違背“立嗣以長”的祖訓，冊立朱常洵爲太子，遭到東林黨的反對，不得已只好冊立朱常洛爲太子。
這時，有個叫張差的人，手持木棒闖入太子的居所——慈慶宮，並打傷了守門太監。張差被審時，供出是鄭貴妃手下太監龐保、劉成引進的。時人懷疑鄭貴妃想謀殺太子。但神宗不想追究此事。結果以瘋癲之罪公開殺死了張差。又在宮中密殺了龐、劉二太監，以了此案。
爲什麼皇帝可以不上朝?
我們知道，萬曆皇帝親政之初，前十年還是比較勤勉的，他按部就班做了不少事情。即便是後來，他也不能說就是平庸之輩。
畢竟他執政期間，親自佈置完成了萬曆三大徵——指他在東北、西北、西南邊疆幾乎同時開展的三次軍事行動：平定哱拜叛亂;援朝戰爭;平定楊應龍叛變。
但爲什麼偏偏在萬曆十四年後，神宗就開始連續不上朝了呢?
自萬曆十六年後，常朝也經常看不到神宗身影。萬曆十七年元旦後，神宗以日食爲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後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視朝。神宗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僅進行選美，還好營建，經常大興土木，而且，他從二十一歲時就開始籌建自己的陵園(明定陵：位於北京市明十三陵中)。
哪又爲什麼，一個皇帝可以三十年不上朝也沒人管?萬曆皇帝三十年任性不上朝的背後，藏着怎樣難說的緣由呢?
朕累了，朕想靜靜……
一般講，明朝的政治體制和權力制衡，已與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來的皇權與相權之間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結束，文官制度卻日益成熟，同時也更趨保守。矛盾就逐漸向皇帝和龐大文官集團之間的利益糾葛發展了。
萬曆皇帝生逢末世，更難以擺脫這種體制對皇帝的限制。當時，皇帝再也不像人們曾經認爲的那樣，是封建社會最高權力的擁有者，而是受到衆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團的許多制約。
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讓萬曆皇帝很是無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間，透過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兩件大事，已經發現君主想做點事情，就會被文官不厭其煩進行阻撓阻擋，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種“君願不能遂，還要受人擺佈”的悲觀情緒，逐漸喪失了年少時候對治國的熱情、對社稷的關注。
於是乎，在與文官不斷抗爭卻常常不起作用的情況下，乾脆選擇了“無聲的抗議”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不想面對這一切?
黃仁宇先生在其撰寫的《萬曆十五年》文末中總結，“1587年，是爲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裏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爲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從這段文字裏，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現狀，那就是明朝社會此刻已經一塌糊塗，文臣多貪婪，武將多怕死。所謂的“東林七君子”，其實是腐儒誤國。
試想，身爲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貴不可言，大權在握，卻令不能行、禁不能止，連個心腹干將都沒有，成爲了真正的“寡人”一個，又能奈現狀如何?唯有“眼不見心不煩”，選擇逃避的方式，尚且可過得安生些。
只是懶?
據史書記載，神宗帝確實也是位酒色之徒。說好酒，他在17歲時，曾因爲醉酒杖責馮保的義子，差點被慈聖太后廢掉帝位。
前面的文章也提及了，他曾經一天娶了九個嬪妃，還喜歡玩小太監。可想而知萬曆皇帝過的該是怎樣縱慾的生活了，一個人一旦沉溺於自己的慾望，確實是很難再回歸正軌的。萬曆皇帝不上早朝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爲他已經醉倒在了“溫柔鄉”，起不來了。
酒色的過度，使神宗的身體極爲虛弱。萬曆十四年(1586)，24歲的神宗傳諭內閣，說自己“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爲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
萬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萬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爲病情加劇，召首輔沈一貫入閣囑託後事。從這些現象看來，神宗的身體狀況實是每況愈下。因此，神宗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來自趣說野史的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