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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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辭唯恐不誇張，往往憑藉着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關心的並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藉刻薄的言辭譁衆取寵，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重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看看明朝的名臣，哪一個沒有被這些言官“罵”過，如海瑞、楊漣、左光斗、張璁、夏言、徐階、高拱、張居正、申時行等等，大明帝國如果沒有他們，真不知道還能不能正常運轉。
這些言官罵別人，同時也不斷地被人罵。給人“挑刺兒”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個毛病，陳穀子爛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總能和你聯繫在一起。你在位時罵你，罷官後還要罵你，活着罵你，死了還要罵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顯不出這些言官的水平。
崇禎時期，明朝危機重重，明代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煥照樣被“罵”，直至被凌遲處死後，罵聲還在繼續。清軍入關後，南明小王朝還有幾十萬軍隊，還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專心對付來勢洶洶的敵人，還在繼續“罵”，繼續“內訌”，到了這個程度，明朝只有滅亡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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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於萬曆皇帝的說法由來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觀點，緣於萬曆皇帝30年怠政，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一個輝煌的瞬間，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萬曆爲何突然要“六不做”呢?也是被言官罵成這樣子的。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地罵，在中國歷史上以明朝最爲突出。
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在我們看來，這不是進諫，簡直就是人身攻擊、誹謗侵犯名譽。但萬曆皇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爲民。
這以後，給萬曆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羣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有一個革職的處分，後來者，則乾脆什麼處分都沒有。萬曆皇帝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他們去罵吧。孔子曰：“苛政猛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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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這些文官“罵聲猛於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讓，何況那些舞刀弄槍的武將?能幹的人都給罵下臺，大明朝靠什麼來支撐?勇於進諫、盡人臣之責本是件好事，但無端地放縱，獎罰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進諫的本意，最終反倒嚴重干擾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這也許值得我們借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