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有清以來第一個離宮避難的皇帝，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被洋人嚇跑的皇帝。離宮之時，身後殘陽中的紫禁城巍峨肅穆依舊，他還不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到這裏。這次旅行，已是他生命的不歸之路，不久他成爲大清第一個死於逃難途中的皇帝……
倉皇出逃
咸豐十年八月1860年9月。
時序秋分，天氣轉涼。
京都北郊的驛道邊，田野青紗，豔陽高照，秋高氣爽。
這天上午，驛道大路上，忽然塵土飛揚，馬蹄聲傳。
遠遠的，只見一隊隊御林軍護衛一行皇家的鑾轎儀仗，由南向北奔馳而來。這正在行進着的皇家隊伍，遠遠望去竟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無人鳴鑼開道，無人潑水淨街，全然沒有了平素的千種高貴，萬般威儀。只顧默默地行軍般快速馳行。這鑾轎內所乘何人?因何而如此急促?
說起來很巧，這鑾轎內的主人不是別人，正是大清王朝的入關後的第七位皇帝——咸豐帝愛新覺羅·奕。
他雖未滿三旬，但已是形銷骨立，愁眉不展。若不是身上的龍袍顯示他仍是這個龐大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他看起來和一個普通的青年病人沒什麼兩樣。
此時的咸豐帝，肝腸寸裂，泣血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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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緒與天不和，與地憤懣。
不遠處，英法聯軍的洋槍洋炮，已經響徹通州，“夷氛逼近京城”，清軍一觸即潰，人心大亂。
此時，他既不能像祖先努爾哈赤、康熙、乾隆那樣躍馬揚鞭，與強敵疆場相見;也不能像明末帝崇禎那樣殺死妻兒，吊死於宮後煤山;更萬萬不能以大國之君的萬金之軀，在自己的金鑾殿上做夷人階下的之囚，成爲千古奇辱。萬般無奈，只好聽從左近臣工的建議，以“秋木蘭”——皇家例行的圍獵之名，在皇長子隨駕，衆大臣的陪同下，於咸豐十年的八月初八1860年9月22日，恰巧是秋分前一天，自圓明園啓鑾，倉皇逃往熱河行宮避難。
得意的是洋人，“對於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所採取的政策，咸豐帝和他的宮廷出走熱河也許是一種幫助，因爲咸豐的勢力，會像後來證明的那樣，阻礙任何妥協。對於日後的合作更爲重要的是，他永遠沒有回來，因此事情的真正指導落入更好的人們手中”。興奮之意，溢於言表。
此刻的咸豐帝心裏想些什麼，我們無從知曉。也許他想起了故宋的亡國之君徽，欽二帝，一國之君淪爲階下之囚;也許他默唸着辛稼軒的詞：“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無論如何，此時的他，愧對列祖列宗，江山飄搖，生靈塗炭。無論怎麼看，他的這個皇帝都當的很失敗。
他一個念想的奔往熱河，奔往那個祖宗騎射宣威之處，奔往那個離大清“龍興之地”——盛京轄區近在咫尺的地方，奔往那個當年清兵入關必經的地方。他覺得那裏應該是塊祖宗餘蔭的福地，到了那裏安全下來再徐圖大計吧。
一路上，他一邊不忘遣兵增援正在阻擊夷人的蒙古王爺僧格林沁1811—1865：
令景淳、特普欽等，各撥兵一千名，獵戶一千名，前赴通州一帶，交僧格林沁等調遣。
一邊調人護駕：
所有前調吉林、黑龍江兵丁，如已進山海關，即著春佑，迅速知照帶兵官，飭令折赴熱河護駕，毋庸前赴通州。
看到自己帶出的后妃家眷，人員冗多，人吃馬喂，畢竟是一國之君，雖然狼狽，禮儀終未可廢，便同時下令：
熱河行宮，及一切供應，著春佑即飭該總管、及地方官、妥爲打掃豫備，是爲至要。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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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嶇的心路
洋人進犯京都淪陷。
這幾年，他一直陷於深深的痛苦。
他的痛苦先是緣於內憂：咸豐三年，即1853年，太平軍起義佔領了南京，自立新朝，已與北方形成分庭抗禮之勢，還不斷北伐。曾國藩、胡林翼等剿匪數載，仍不能完全根除。就在他離宮避難前，這股“金陵逆匪”，還在製造炮船，擄取船隻，由丹徒小河口處殺出，“意圖北竄”。雖經水師“各艇船將弁，先後擊退”但羸弱的清軍“惟艇師單薄”，堵截不暇，“亟盼上游援師。”
他急命“曾秉忠所帶之長龍船，全數派往援滬”，“但下游各起艇師，爲數無多，設金陵之逆，擄船下竄，丹徒等處再有逆衆橫趨。則江北一帶，更形吃重”。
情況如此緊急，他五內如焚，下令調兵增援：
著官文、胡林翼，迅將前調馬步兵勇千名，挑選精壯，配齊軍裝器械。由都興阿統帶，迅赴江北，力籌堵剿。至以楚師營制，訓練淮徐勇丁，實爲現在切要之圖。著都興阿仍遵前旨，與曾國藩會商，趕緊辦理，以冀練成勁旅。正在寄諭間，據都興阿奏，楚勇未能遠征。擬調吉林馬隊一起，及現有馬隊，已諮行官文、胡林翼催調等語。著官文、胡林翼，迅將此項馬隊即飭前往都興阿軍營，以便該將軍即日統帶啓程，馳赴江北，認真剿辦。保全完善之區，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內憂未出，繼之便是外患迫近。
從不久前，他要求“通諭中外”的一份諭旨中，可以看出他內心的迷惑與不解。
他對幾年來，遠洋之外的英法列強屢屢與大清過不去，十分的不解，他覺得他待洋人不薄：
朕撫馭寰海，一視同仁。外洋諸國，互市通商，原所不禁。英咭英國、佛蘭西法國、與中華和好有年，久無嫌隙。
但爲什麼會在“咸豐七年1857冬間。在廣東遽啓兵端，闖入我城池，襲擄我官吏”?
他原以爲是廣東總督辦事糊塗，觸怒了夷人：
朕猶以爲總督葉名琛、剛愎自用，召釁有由。未即興問罪之師也。
在西洋諸國騷擾大清時，他還被迫與這些人坐下來商討過規則，立下些條約，以爲總算可以安生些日子。豈料到了咸豐八年1858間，夷酋額爾等“乘我不備，攻踞炮臺，直抵津門”。
對此，他在恚怒中又一次隱忍：“朕恐荼毒生靈，不與深較”。還特派大學士桂良“往與面議，息事罷兵”。與他們“商定稅則，再將所立條約，講求明允，以爲信據”。
可這些洋人言而無信，更不講遊戲規則。到了咸豐九年1859，洋人又“夷酋普嚕嘶等駕駛兵船，直抵大沽，毀我防具。”遭到清軍阻擊，才退走。一而再，再而三，曲不在我。“經大臣僧格林沁、痛加轟剿，始行退去。此由該夷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天下所共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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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包藏禍心的洋人，他反覆派人交涉，甚至允許赴京換約。但對方似乎永遠慾壑難填：
“額爾等、肆意要求。竟欲婪索兵費，強增口岸，陳兵擁衆，入我郊畿”。“稱欲帶兵入見”——竟狂妄的要和他兵戎相見。
他實在忍無可忍，才決定與其開戰!列祖列宗，武功赫赫，到自己這裏，斷斷沒有折了大清面子的道理!
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對天下!現已嚴飭統兵大臣，帶領各路馬步諸軍，與之決戰。近畿各州縣地方士民，或率領鄉兵，齊心助戰。或整飭團練，阻截路途。
爲了能夠取勝，他不惜高額懸賞：
無論員弁兵民人等，如有能斬黑夷首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有能斬白夷首一級者，賞銀一百兩;有能斬著名夷酋一人者，賞銀五百兩;有能焚搶夷船一隻者，賞銀五千兩。所得貲財，全行充賞。
他特別寄希望殲敵於北京門戶天津：“天津百姓，素稱義勇。務各敵愾同仇，明攻暗襲，以靖逆氛。”
下意識裏，他一直認爲與洋人開戰，是被逼所爲：“朕非好武窮兵之主。凡此不得已之苦衷，當爲天下臣民所共諒。”
由此，他也痛恨那些和洋人打交道的子民。爲斷其根源，決定對爲貿易而來的洋人，施以父親道光曾用過的“羈縻”之法：
該夷去國萬里，原爲流通貨物而來。全由刁惡漢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決裂。並當諭令各海口，一律閉關，絕其貿易。 最好
其餘恭順各國，各安生理，毋相驚擾。經此次剴切明諭，該夷儻能醒悟，悔罪輸誠。所有從前通商各口，朕仍準其照常交易，以示寬大之仁。如尚執迷不悟，滅理橫行，我將士民團等，惟有盡力殲除。誓必全殄醜類，其毋後悔，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上述內容，絮絮叨叨，苦口婆心，顯然不像一個大國之君的諭令，倒如同一個受害深重的冤獄者的悲情陳述。
咸豐帝並非社會學家，他身處的封閉環境也不容他求新求變。他不懂歷史進程正在飛速淘汰“君權神授”的封建專制;他更非經濟學家，看不透在巨大的利潤空間面前，洋人會不擇手段來達到目的。禮義廉恥，宗教約束，在白花花的銀元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在以東方大國的夜郎自誇和專制封閉同西方列強的近代科技、堅船利炮對決中;在以中國古老傳統的“仁義道德”同西方列強的血腥殖民利益對決中，他陷入不明遊戲規則的迷宮，成了與風車作戰的堂吉珂德。他帶着臣民付出了在今天人看來十分荒唐滑稽但又充滿血與火的生命代價。中國雖大，閉塞落後，宛如龐大的巨人歌利亞，轟然倒在了男童大衛眼前。
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就是他逃難避險的熱河地區，也並非安全無虞。由於他的到來，給當地帶來災難。民衆本就積貧積弱，如今更不堪重負，一時間，揭竿而起者衆。
咸豐禍承德
咸豐十年1860，熱河和朝舊地區的百姓遭逢了新的災難——大清國主咸豐帝來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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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悉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後，咸豐帝於九月廿二日11月4日秋日清晨，帶着后妃、皇子和一批王公大臣，倉皇逃到了承德避暑山莊。
咸豐帝下令，待命調往直隸抵抗侵略軍的陝西、吉林、黑龍江等省的三四千官兵，不分晝夜，兼程前往熱河“護駕”。
一時間，熱河行宮，人滿爲患。 最好
咸豐沉迷女色，喜聞絲竹，樂飲美酒，嗜好鴉片。整日沉浸於溫柔鄉里，花天酒地，大敵當前，籍物消愁。
后妃皇親、王公大臣，數千人聚涌此處，護駕官兵，數以萬計，驕奢淫逸，專橫跋扈。
行宮一行，如此巨大的開銷與耗費，驟然加重了這個原本就並不富庶地區的負擔。一時間，該地糧草不繼，供不應求。
爲了餬口，清軍四處強行徵糧，掠奪附近百姓。由此激生民怨，引發禍患。
義州百姓揭竿而起，“聚衆數百人，抗糧拒捕”暴動，拉開了近代東北農民起義高潮的序幕。
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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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年間，大清羸弱，內憂不斷，屢遭外侮，華夏蒙受了巨大的民族災難。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金田起義的洪秀全建立了太平天國革命政權，屢屢揮兵北伐，挑戰清廷政權。英法和沙俄等列強借機不斷前來侵略，企圖進一步簽訂不平等條約，達到侵華合法化的目的。面對內憂外患，無德無能的咸豐帝，不思振作，有所作爲。數年中，外交連連失策，軍事鬥爭畏葸不前，終於在英法聯軍打入北京前，臨陣脫逃。
避居熱河行宮期間，他貪圖享樂，籍物消愁;左近人員驕奢淫逸，縱兵爲禍，點燃了東北農民起義的導火索
於是，在農民起義軍面前敗下陣來，在與西方列強對決中，付出了血的代價的咸豐帝，在帝鄉東北，再次遭遇了農民軍的挑戰。走上了一條人生的不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