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漢爭霸後劉邦戰勝項羽並稱帝建立漢朝，定都長安，史稱西漢。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本站小編一起看下去。
“火於秦”，“黃老於漢”，被認爲是儒家思想遭遇的“兩厄”。
焚書坑儒的確是對儒家的一個摧毀性的打擊，但將“黃老於漢”視爲儒家之“厄”則 言之過重。
在漢初統治者崇尚黃老的同時，並未完全黜儒，並且儒家也在與諸家思想的蹬撞中產生許多不同於前代的新質。
這就更符合時代的需要，併爲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了準備。
漢初歷經戰亂，民生凋敝。“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民無蓋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騮，而將相或乘牛車”。
並且，漢朝君臣目睹秦“繁刑嚴誅，吏治刻深”導致二世而亡的教訓，因此，“君臣俱欲休息無爲焉”。
在這種形勢下，從先秦道家演變而來又吸取諸家思想的黃老思想應運而生，並一度成爲統治者治國的主導思想。
“(高祖時)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儒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漢宣帝也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不過在以黃老爲主要治國思想的同時，從漢高祖至賽太后，都沒有廢止儒家思想，並且儒生的合理進言也常被採納。
一：漢代儒家思想的新變
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盛讚道家“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實漢代的儒學也受到時代的影響，吸取諸家之長，爲己所用，從而更符合時代要求。
陸賈是漢初儒家的代表。陸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
他首先提出“馬上”、“馬下”攻守異術的看法。建議高祖以儒家仁義道德治國。
《新語》即是替高祖總結歷來興亡存敗之由的書。此書本於《穀梁傳》，中心思想仍是儒家的仁義德治思想，其中談及 “仁義”、“德政”的句子俯拾即是。
如《道基》言：“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仁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
《輔政》說：“昔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臺，承克讓之塗，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垂於無窮。名傳以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酸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爲杖，故有頓僕跌傷之禍。”
然而從本書中，卻也不難看出受黃老道家影響的言論。
《無爲》有言：“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
《慎微》說：“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睹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爲依。”
《至德》說：“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裏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
這裏的“虛無寂寞”、“無爲”都是道家喜用的詞彙。
另外清靜無爲本也是黃老思想，陸賈顯然加以吸收利用。
賈誼是漢初另外一個重要的儒家思想者，文帝初，召爲博士。
他青年奮發，銳意改革。“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圃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革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
由是受排擠，貶爲長沙王太傅。
賈誼思想也是儒家爲主，兼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道術》一文體現出黃老思想的影響，其中有言：“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
《新書·制不定》言：“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以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認爲刃不折則缺耳。”
賈誼認爲仁義和法制都是治國的工具，足見其思想中的道、法思想。
二：儒生的地位
1、漢高祖時期
漢高祖是一位流氓氣十足的君主，其對儒生的無禮是出名的。“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則解其冠，溲溺。與人言，常大罵”。
但如果據此斷定漢高祖黜儒則失之偏頗，作爲一朝開國之君，如僅以一已好惡來取捨人才是不可能成就帝業的。
事實上，從劉邦身上並不能看出明顯的思想傾向，只要是有利於興漢的策略，都爲其所用。
高祖在高陽傳舍召見酈食其之時，“倨牀使兩女子洗足”，但當酈生言及“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時，“沛公輟洗，起攝農，延酈生上坐，謝之”。採納了酈生先佔陳留的策略。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並攻取滎陽。劉邦處境嚴峻，最後採納酈生之言才戰勝齊王，酈生一生爲漢朝建國立下漢馬之功，所以“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
高祖身邊另一位儒家重要人物是陸賈，他先後在高祖、文帝時出使南越。
漢朝建立後，“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日：‘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高祖要求陸賈著述秦失天下和自己得天下的原因，“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雖然陸賈的《新語》中夾雜黃老思想，但其主旨仍是儒家思想。由此也可以看出漢初儒家對社會的一定影響。
呂后擅權時，陸賈爲右丞相陳平獻策：“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
此計被採納並最終平定諸呂，陸生也籍此聲名鵲起。
高祖平定天下後，羣臣飲酒爭功，高祖以此爲患。叔孫通進諫：“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漢朝的禮儀雖與時俱進，但畢竟頗採古禮，有不少傳統儒家禮的成分。
由此可見，高祖時期儒家思想並未被廢止，並且還對建國安邦中起到積極作用。
2、文景時期
剷平諸呂勢力後，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是爲孝文帝。
之所以迎代王，因其年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
這一評價，完全是儒家的標準。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但縱觀文帝所爲，似不能據此輕率 判斷。
如孝文帝二年正月，有司請立太子，文帝辭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囔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雖然最終立了太子，但文帝口頭稱說的還是從孔子時代就稱道的禪讓。
其後，立太子母爲皇后，“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
這讓人想到《禮記·禮運》中“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此外，文帝還除祕祝，除收帑相坐律令、肉刑法及誹謗襖言之罪，出孝惠帝后宮美人令得嫁人等，都是儒家所稱道的仁政德政。
他對淮南厲王劉長及劉濞的態度也很仁慈，暗合儒家的親親觀念。
司馬遷在《史記·孝文本紀》的文末以“仁”贊之：“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鄉改政服封禪矣，謙謙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孝景帝在位十六年，先後用丞相四人：陶青、周亞夫、劉舍、韋綰。
陶、劉二人事蹟不詳，而韋綰也不是黃老思想的擁護者。他還曾上書武帝：“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而申、韓之學，皆歸本於黃老。
景帝時期，其子河間獻王劉德，“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河同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遊”。“蘭陵王臧既受詩， 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
儒者韓嬰也爲常山王太傅。太子少傅對太子的影響很大，而儒生能在景帝時擔任這一職務，可見“不任儒者”並不確切。
景帝時期還發生了著名的儒道論爭，崇尚刑名之學的黃生言：“湯武非受命，乃弒也。”
作爲儒家代表的轅固生則堅決予以否定。最後還得到了景帝的支持。
漢文帝之妻、漢景帝之母竇太后
3、竇太后時期
漢初是外戚干政比較嚴重的時代，從呂氏家族、竇氏家族到後來的王氏家族，都不同程度的影響了漢代政治。
竇太后的影響從景帝一直到武帝建元六年，不過竇太后不像呂后那樣剛毅狠毒，直接 把持朝政。
史書多載其好黃老之言：“竇太后好黃老言。帝及太子不得不讀黃帝、老子書，尊其術。”
不過即使是這一時期，儒家思想仍然在上層社會存在，並影響政治。
竇太后愛其少子樑孝王，意欲立爲太子，大臣及袁盎等以“漢家法周道立子”相勸阻，太后也只得作罷，說明黃老思想並不能一統天下。
另一件著名之事是趙綰、王臧被黜，但事件的直接導火索並非思想傾向之爭，而是“建元二年，御使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要求直接剝奪竇太后的政治權力。
景帝時期，因欲立樑孝王一事，魏其侯直言不諱，激怒竇太后而失官。但吳楚叛亂時，景帝要重新啓用竇嬰，太后也覺慚愧。
另外，魏其侯、武安侯俱好儒術，雖然很讓窶太后不滿，但二人仍然活躍於景帝、武帝時期。
這固然於其外戚身份有很大關係，但也由此不難看出，竇太后的個人思想傾向對政治的影響並不是絕對的，作爲高層統治者，往往還是要以大局爲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