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汪景祺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汪景祺，浙江錢塘人，自視才高八斗，恃才傲物，但是卻在科場上的表現卻乏善可陳，考了二十多年僅僅是考中了舉人，之後便開始雲遊生涯。
雍正登基後，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雍正派年羹堯帶兵前往西北平叛。此時的汪景祺也遊歷到了西北，在年羹堯的心腹，當時的西安布政使胡期恆的推薦下，汪景祺與年羹堯結識。此時的汪景祺充分發揮了其卓越的拍馬屁水平，不僅將年羹堯喚做“宇宙第一偉人”，更是將其與年羹堯和郭子儀、裴度等有着不世之功的歷史名人做對比：
“較之閣下威名，不啻螢光之於日月，勺水之於滄溟。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哉”!
也正是因爲如此，汪景祺得到了年羹堯賞識，成爲了年羹堯的幕僚。
然而，汪景祺的風光日子僅僅維繫了兩年，伴隨着年羹堯因爲目無君主、居功自傲、貪贓枉法、結黨營私爲雍正皇帝拿下，作爲年羹堯親信和幕僚的汪景祺，也逐漸被雍正皇帝注意到。
汪景祺的種種罪過幾乎都源自於自撰寫的《西征隨筆》之中。
明清時期的文人墨客們，大部分都有着記私人日記的習慣，汪景祺也不例外。在其跟隨年羹堯的時間裏，也留下了大量的私人日記，而汪景祺從中精心挑選出來多篇，彙編成書，取名《西征隨筆》，並且將其奉送給了年羹堯。一方面，讀書人之間互贈書籍是傳遞友情的象徵，另一方面，汪景祺的文章中不乏對於年羹堯的極度吹捧之談，實際上也是爲了繼續巴結年羹堯。
之後年羹堯倒臺，雍正皇帝下旨查抄年羹堯的府邸，以找尋年羹堯貪污腐敗、結黨營私的證據，但是由於年羹堯早已將大量的書信、文檔銷燬，致使負責查抄的吏部侍郎福敏等人幾乎無功而返。在對年羹堯府邸進行進一步的徹查的時候，福敏發現了這本由汪景祺贈予年羹堯的《西征隨筆》，而其中的內容讓福敏等人是大吃一驚。
福敏等人之所以驚訝異常，原因就在於這部《西征隨筆》中的內容使其完全是一本“逆書”般的存在。
這部書中，除了對於年羹堯的溜鬚拍馬，歌頌年羹堯的豐功偉績外，還如同《雍正王朝》中任伯安那部《百官行述》一樣，記錄了一些官員林林總總的劣跡行爲，同時還有不少抨擊時政，詆譭朝廷的言論。除此之外，這部《西征隨筆》中，影響力最大的，也是最“大逆不道”的地方，主要有兩處處。
一處是《歷代年號論》中，對於雍正年號極度負面的評價。
文中汪景祺將“正”作爲了“不祥年號”的代名詞，並列舉了包括金朝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朝元順帝的“至正”，明朝明武宗的“正德”以及明英宗的“正統”，這些以“正”作爲年號的君王，不是亡國之君，就是將國家由盛轉衰的君主，無一例外的受到了歷史的批判，而這也無疑是對雍正的莫大嘲諷。
另一處是對於雍正皇帝的老爹，康熙皇帝的詆譭。
汪景祺說康熙皇帝竟然配不上“聖祖”的這個廟號，不應該稱之爲“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滿洲人沒有文化以及無知的表現。
此外汪景祺更是作詩，用“皇帝揮毫不值錢”來諷刺康熙皇帝。
皇帝揮毫不值錢，獻詩杜詔賜綾箋。
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
“雲淡風輕近午天”是康熙曾經南巡時寫過的詩句，然而在汪景祺看來卻是“不值錢”的，這是對於皇權威嚴的極大挑釁。
於是，當福敏等人將此事向雍正皇帝進行了彙報後，雍正是勃然大怒，《西征隨筆》立馬被雍正皇帝列爲禁書，並稱汪景祺爲：
“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汪景祺隨即被梟首示衆，頭顱被懸掛在菜市口長達十年之久，足可見雍正對其的厭惡之情，此時距離年羹堯被雍正賜死已經過去了一年的時間，此也表明了雍正皇帝對於年羹堯的餘怒未消。
然而，“汪景祺案”所產生的影響力並沒有因爲汪景祺的死而終結。
就在汪景祺被雍正處死的一年之後，又爆發了另一宗“文字獄”案件，這便是“查嗣庭科場試題案”。
由於汪景祺和查嗣庭同爲浙江人，這直接讓雍正對於浙江讀書人的印象是大打折扣，在批判汪、查二人 “筆之於書，肆其誣謗”的同時，更是對浙江士大夫讀書人進行了全面的否定：
“挾筆墨之微長,遂忘綱常之大義。”
於是，雍正將汪景祺、查嗣庭的罪過，強加於浙人之上，由全體浙江的讀書人來爲這二人的忤逆行爲來“買單”，從雍正四年(1726年)起停止浙江全省的鄉試和會試。
“似此無恥不法之事,查氏子弟如此,必系浙人習以爲常,不但藐視國憲,亦且玷辱科名,應將浙江人鄉、會試停止。”
之後，經過以浙江巡撫李衛爲首的全體浙江官員，包括浙江的地方官以及浙江籍的在京官員的共同努力，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雍正皇帝下旨：
“明年即屆鄉試之期,浙省士子準其照舊鄉、會試。”
至此，爲期三年的浙江科舉禁令最終被解除，浙江學子終於可以重新參加科舉考試了。
而在雍正皇帝去世後，乾隆皇帝登基，經左都御史孫國璽上書，乾隆恩准，這才纔將汪景祺的頭顱從城樓上擇地掩埋，“汪景祺案”也算是就此宣告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