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男權爲中心的中國封建社會，有機會發揮自己的作用並真正對歷史作出貢獻的女性歷史人物不多，而作出很大貢獻卻又被歷史埋沒的女性，明宣宗的孫皇后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根據歷史記載，這個孫皇后本不是一個在政治上有野心或者說有抱負的女性，但“天”卻降 了大任於她，讓她在歷史的幾個重要關頭擔當起了中心決策者的大任，因而也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
要評價孫皇后在歷史上的作爲和貢獻，基本可以通過以下六件大事進行研究論證，而這六件大事又可大致分成三類：
一、無庸置疑的兩件大事
這兩件大事在明朝歷史上都很著名，而且對歷史的發展影響很大，一是“土木堡之變”，二是“奪門之變”。下面概要地分析一下：
先說正統十四年的“土木堡之變”，當時皇帝朱祁鎮出征被俘，明朝陷於空前危機，決策者非作爲太后的孫氏莫屬。因爲宣德皇帝早已於十四年前去世，他在遺詔中以“國家重務入白皇太后”所委的的母親張氏，也即孫氏的婆母，也已過世七年，更何況當時輔佐仁、宣的有經驗的老臣和朝廷重臣或已過世，或追隨朱祁鎮出征陷於土木堡，而留京監國的庶子朱祁鈺也不過只有二十歲出頭，是一個比被俘皇帝朱祁鎮更小更沒有政治經驗的毛小夥子，故京中聞此大變，惶恐之情黃慌亂之態可以想見。面對留京朝臣中出現的堅守與南遷兩種意見，孫氏作爲一個婦道人家，要以皇太后之身份最終拍板，的確是需要一種能迅速冷靜下來的能力和極大的魄力。事實證明，她做到了，而且決斷正確，安排有條不紊。她先立被俘皇帝朱祁鎮之子朱見深爲太子是爲維護明朝確保皇位有序傳承的嫡長繼承製，並不能看做是爲其一己之私，再尊朱祁鎮爲太上皇而立宣德帝唯一的庶子朱祁鈺爲皇帝，是鑑於朱祁鎮已被瓦剌挾持，按“國不可一日無君”的要求穩定局勢。以後的事實證明，她的這一系列舉措是非常正確的，堪稱力挽狂瀾之舉，明朝後世的人乃至今天的中國人都應該感謝她。
值得指出的是，如今有些不負責任的書，將“土木堡之變”時發揮作用的太后記爲已去世多年的太皇太后張氏，或者當時還未曾被尊爲“太后”的朱祁鈺生母吳氏，是非常不嚴謹甚至是可笑的錯誤，只能糊弄百姓，但應被史家嗤之以鼻。
再說景泰八年正月的“奪門之變”。要分析這場政變必須弄清其大的背景和形勢。“土木堡之變”後一年，被俘太上皇朱祁鎮被瓦剌送還，已在皇帝寶座上坐了近一年的景泰帝朱祁鈺不願把皇位還給哥哥，而直接把太上皇朱祁鎮送到南宮幽禁了起來。對此，孫太后沒做什麼。後來朱祁鈺自己有了兒子，又不顧一切地廢除了早已被孫太后立爲太子的侄兒朱見深，立自己的幼小兒子朱見濟爲太子(爲此不惜廢了反對自己這樣做的原配皇后汪氏)，孫太后也隱忍了下來，並沒張揚着阻攔他和聲討他。
總之，在成年的朱祁鈺能安安穩穩地做着皇帝，大明王朝政治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孫太后基本是無爲的。
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景泰帝朱祁鈺所立的太子夭折了，太子的生母——取代汪氏被立爲皇后的杭氏也死了，而後多年景泰帝朱祁鈺再沒生兒子。朱祁鈺生不出兒子，自己的身體爭氣也行，但事情卻不是這樣，景泰七年臘月二十八，他竟病體難支，下詔罷明年元旦朝賀。到了正月十二，儘管他硬撐着要去南郊完成皇帝應當奉行的祭天大禮，但卻已力不能支，只得“病宿南郊齋宮”，在這裏躺到第三天，羣臣預感到朝政危機，力勸他趕緊立太子，卻再次遭受其堅決拒絕。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朱祁鈺一朝病危，明朝皇位就難免再次出現虛懸，陷於新的危機之中。在這種情勢下，“石亨謀奪門，先密白於太后，許之”，孫氏以皇太后之尊果斷地支持“奪門之變”，並讓自己的長兄率族人也參與了進去，迎取太上皇朱祁鎮復位，以流血很少的代價化解了一場可以預見的嚴重危機，應該說，其貢獻也是具有正面意義的。可惜的是，這場政變以忠臣于謙被殺爲代價，不能不讓人慨嘆。但隨後，心懷自己目的參與奪門和提議殺于謙的人，後來都被清理掉了。我們不能以奪門所付出的代價否定“奪門之變”對於保障明朝基本政治穩定的積極意義。當然孫氏在這一事變中的作用和貢獻也自不待言。
作爲一個女人，能在歷史上這樣兩次重大事變中發揮關鍵和主導作用，委實已經是大作爲了!
二、可以推證的兩件大事：
這裏說的兩件大事，一是明朝最終定都北京，一是對廢除妃嬪殉葬的影響。
先說明朝最終定都北京。現在人一般認爲，明朝定都北京是明成祖朱棣確定的，卻多不知其後有插曲、有反覆。
北京原爲元朝的都城，稱元大都，被朱元璋部將徐達率軍攻克後改名北平，後爲燕王朱棣的封地和起兵“靖難”的地方，也是明朝防範元朝蒙古族殘餘勢力捲土重來的重要戰略基地。朱棣登上帝位後，非常清楚將明朝統治重心北壓的戰略意義，於永樂元年正月將北平作爲明朝的北京，隨後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並相繼採取了把流罪以下的犯人發往北京墾田、遷徙(南)直隸蘇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富裕人家、山西數萬戶民衆充實北京等舉措，爲遷都北京做準備。永樂四年秋開始籌建北京宮殿，永樂七年五月決定爲自己在北京附近的昌平營造山陵，封其山爲“天壽山”，進一步顯示了遷都北京的決心。此間，他曾多次北巡，長期駐留北京，並以北京爲基地對北方蒙古族殘餘勢力進行了多次征伐，同時將皇長孫朱瞻基帶到北京歷練。永樂十八年九月正式下詔自永樂十九年改京師爲南京，北京爲京師。十一月以遷都北京詔告天下，並召皇太子及皇太孫至北京，正式完成了遷都過程。應該說，永樂帝苦心經營北京並正式遷都這裏，充分顯示了他“天子守國門”的氣度和主張，有利於壓制北方強悍的遊牧民族對明朝邊疆的威脅，是保障明朝江山永固的戰略性舉措，可謂用心良苦，謀略深遠。
然而，朱棣完成遷都僅僅幾個月，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剛剛興建的北京紫禁城內奉天、華蓋、謹身三個主要大殿就因火災被毀。沒過幾年，他死以後，他生前一直不怎麼賞識的太子朱高熾(也即宣德帝的父親、孫氏的公公)即位，很快就開始考慮更改他的遷都決定。洪熙元年二月，朱高熾先命太監鄭和守備南京，隨後就於三月明確宣佈將還都南京，下詔將北京諸司官署都改稱“行在”，恢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緊接着又於四月設北京行都察院，派遣時爲皇太子的朱瞻基先期去南京拜謁孝陵並居守南京，開始了遷都回南京的具體步伐。若不是當時南京屢屢發生地震，而朱高熾自己也在五月突然病危並將皇太子朱瞻基緊急召回北京，遷都將成爲既成事實。
宣德帝即位後，儘管未曾繼續實施朱高熾已經啓動的遷都步驟而真的迴歸南京，但他在位十年，並沒有重建北京皇宮的主要宮殿，也沒有正式更改父親當年的成命，北京官署依然稱“行在”，首都名分依然虛懸。
明朝再次確定定都北京是在正統年間。據明史記載，正統五年三月初六，建北京宮殿。至正統六年十一月初一，乾清、坤寧二宮，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才宣佈大赦和定都北京，在北京的文武諸司官署不再稱“行在”。至此，才正式糾正了仁宗朱高熾當年的遷都詔令。
當然，這一切在史籍中都被記載到皇帝名下，甚至在2005年中央電視臺播出的大型記錄片《故宮》解說詞中，也就此讚賞了歷史上並無好名的朱祁鎮。但若仔細分析一下，當時的小皇帝朱祁鎮仍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少年，主掌此大政的，應爲當時並駕於後宮的太皇太后張氏或皇太后孫氏。然而依張氏一貫堅持“毋壞祖宗法”的保守性格，似不會支持、更不會主動更改當年其丈夫下達的詔令，唯一可以認定的決策和謀劃人物，當是皇太后孫氏。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當時太皇太后張氏已經進入垂暮之年(距其去世已不過一兩年)，孫氏則以皇太后之尊部分地獲得了對“國家重務”的主掌之權，是她利用自己一直陪小皇帝居住乾清宮的便利和對小皇帝的影響，抓住當時仁、宣二宗的陵墓已經安在北京，張氏也不好再堅持繼續遷都南京的時機，確定了重新定都北京。這對明朝江山的穩固具有重要意義。
再說廢除妃嬪殉葬。大家知道，明朝自開國以來，皇帝死後一直實行令人髮指的宮女殉葬制度。由明太祖朱元璋啓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熾延續。一但皇帝歸天，他留下的一大羣妃嬪，除了嫡妻皇后和太子生母，其它都要跟隨着皇帝去死。包括宣德帝的庶母之一、仁宗時地位僅次於皇后的的郭貴妃，儘管她是三位親王(滕懷王、樑莊王、衛恭王)的生身母親，也沒逃脫被殉葬的命運。雖然歷史上記載她是甘願追隨夫君而去主動自盡，並有御用文人聲稱她是“銜上恩，自裁以從天上耶!”但是任何人都不難想象，作爲柔弱的女人追隨死去的皇帝去“自裁”，該有多少分是身不由己。然而，對這種殘忍的殉葬制度，當時的諸王大臣竟然也紛紛仿效，甚至有將嫡妻都殉葬的，歷史上有記載的就有秦愍王妃、郢靖王妃、唐靖王妃、衛恭王妃……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在封建王朝，皇帝的嫡妻爲皇后，王的嫡妻就是“妃”。如今有的歷史學者在自己寫的書中把“王妃”誤認爲也是王的偏室，甚至把“王妃”說成是無足輕重的小角色，這是缺乏歷史知識的訛誤，應當糾正。
宣德帝死後，爲宣德帝殉葬的宮妃，有何貴妃、趙賢妃、吳惠妃、焦淑妃、曹敬妃、徐順妃、袁麗妃、諸淑妃、李充妃、何成妃。除了這十名得到了追封的正式妃嬪之外，曾經侍寢而無子女的宮人也不在少數。其中最著名的有一個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據說她“賢而有文”，入宮二旬就被殉葬。因“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詞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慚予之失孝也。心忄妻忄妻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值得探究的是，宣德帝死後，是誰確定了讓哪些宮女殉葬?依當時的宮廷政治格局，看來只能是宣德帝的母親張太后。回顧分析一下歷史的種種跡象，這個女人應該是殉葬制度的忠實執行者。因爲從永樂皇帝駕崩時，由於永樂皇帝的昭獻貴妃王氏已去世四年，張氏就早已是後宮的首領人物了。因此確定隨永樂帝殉葬的宮女，當時就應該由她決斷。在她的夫君仁宗朱高熾死後，確定殉葬宮女的大權更是非她莫屬。而從明朝殉葬制度從實施到廢除的整個過程來看，先後作爲皇后和皇太后的她，應該有促使皇帝廢除殉葬制度的機會和能力，並且殉葬誰不殉葬誰也有一定通融餘地。然而，從她能在仁宗死後把地位僅次於她、且身爲三位親王生母的郭貴妃也殉葬的事實來看，她不僅不會行此善政，而且執行殉葬制度足夠堅決。所以說，確定宣德帝殉葬妃嬪的決策，肯定是由宣德帝遺詔已明確“國家重務入白皇太后”賦予重權的她作出的。這個女人在歷史上竟然有比較好的口碑，甚至被美化爲“女中堯舜”，應該是被那些堅持“正統”觀點的封建文人捧起來的。
或許在“宣德”之後，將新皇帝的年號定爲“正統”，也體現了她的意旨，同時也可以印證她的思想立場和確定她的歷史定位。
到宣德帝駕崩二十個月之後的正統元年八月(一說爲宣德帝駕崩當年的宣德元年八月)，朝廷以小皇帝的名義，追贈其隨宣德帝殉葬的皇庶母惠妃何氏爲貴妃，諡端靜;趙氏爲賢妃，諡純靜;吳氏爲惠妃，諡貞順;焦氏爲淑妃，諡莊靜;曹氏爲敬妃，諡莊順;徐氏爲順妃，諡貞惠;袁氏爲麗妃，諡恭定;諸氏爲淑妃，諡貞靜;李氏爲充妃，諡恭順;何氏爲成妃，諡肅僖。冊文曰：“宜薦徽稱，用彰節行。”我們可以推想，這應該是當時已經成爲皇太后的孫氏惺惺相惜，爲其曾經朝夕相處的姊妹及其家人爭取到的一點名分上的補償。這不僅體現了孫氏在對待殉葬制度上與張氏不同的態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孫氏在宮中的善緣。
另據《皇明異典籍述》記載：“正統四年六月，周憲王有敦薨，無子，乙酉，上貽書王弟祥符王有爵，令其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各遣歸其家。又，十日乙未，憲王府以王正室鞏氏等死殉事聞，賜諡貞烈，贈夫人;施氏、歐氏、韓氏、陳氏、張氏、李氏俱賜諡貞順，贈夫人，予祭及葬用一品禮。未及聞上命故也。當是時，帝甫十三，而有此書，其止殉張本哉。……嗚呼，英廟之仁澤遠且大矣。”
這段記載所說的“止殉張本”之事發生在正統四年，當時小皇帝朱祁鎮名爲十三，實際年齡十一週歲多點，或許還不甚明瞭殉葬是怎樣一回事，應該可以推證大主意來自於與其同住乾清宮的母親孫氏。其後，在天順元年“奪門”成功不久已被廢爲郕王的景泰帝病亡，朱祁鎮以怨報怨，不僅給了他一個意爲“罪過”“暴戾”的“戾”字爲諡號，下令毀掉其原本營造的壽陵以親王禮儀將其葬於西山，同時令其所有妃嬪殉葬，反映了朱祁鎮在廢除殉葬制度上有反覆。特別是當時在景泰帝后立的皇后杭氏已經亡故的情況下，朱祁鎮甚至想連其先前廢掉的生有兩個女兒的皇后汪氏也一起殉葬，但最終汪氏卻被留了下來。關於汪氏這次死裏逃生的原因，史書中有的說是因爲當時剛被朱祁鎮委派入閣參預機務的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李賢勸阻，有的說是朱祁鎮的兒子以當時汪氏反對廢掉他的太子地位而爲之開脫，但根據《明史》對其後來一再以剛烈性格拒絕身爲皇帝的朱祁鎮向其追索宮中舊物的記載看，其依靠的應該是能真正讓朱祁鎮畏服的皇太后孫氏，其之所以能免遭殉葬，也該是同樣原因。
根據以上推證，筆者認爲，對明朝廢除殉葬制度，孫氏是有正面貢獻的。若不是她的影響，真的很難說明英宗朱祁鎮在去世前會特意在遺詔中明確要求廢除妃嬪殉葬。
三、值得爭論的兩件大事
這兩件大事也是最影響對孫氏人格和歷史評價的兩件大事，那就是被封建正史基本認定的“奪後”和“盜子”。孫氏作爲一個在明史上入宮半個多世紀，歷經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六朝，作爲宣德朝的皇后，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的皇太后和成化朝皇帝的主要撫育人，對宣德以來明朝的朝政，尤其是正統末“土木堡之變”後處於非常時期的明朝政治產生過重要影響，並把這種影響遷延至其身後的成化一朝的重要女性歷史人物，之所以在歷史上被冷落、埋沒，就是因爲正史上對這兩件事的基本認定性記載。那麼，封建正史的記載準確嗎，是不是符合事實呢，筆者認爲，值得分析和爭論。
首先先來分析一下“奪後”這件事。究竟是誰與誰奪?怎樣奪的?要說清楚這件事恐怕要從當事人入宮開始說起，要花費較多的筆墨。
第一，孫氏入宮有特殊背景。據《明史后妃一》記載：“宣宗孝恭皇后孫氏，鄒平人。幼有美色。父忠，永城縣主簿也。誠孝皇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時時入禁中，言忠有賢女，遂得入宮。方十餘歲，成祖命誠孝後育之。”此段記載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明宣宗的孝恭皇后孫氏是鄒平人。小時候就長得很漂亮。他的父親孫忠，是永城縣的主簿(知縣的輔佐官)。誠孝皇后(明仁宗皇后張氏的諡號)的母親彭城伯夫人是永城人，不時到宮中去，說孫忠有個賢惠的女兒，所以孫氏得以被選入宮中。孫氏入宮時年齡才十餘歲，明成祖指派其兒媳、當時的太子妃也即後來明仁宗的皇后張氏養育她。
要分析孫氏入宮的特殊背景，在這裏我們必須特別提一下帶孫氏入宮的彭城伯夫人。她是當時太子妃張氏(即後來的明仁宗誠孝皇后)的母親，住在永城，歷史上一般稱其爲“彭城伯夫人”。現今有的書上省略了一個“伯”字，稱她爲“彭城夫人”，這是不對的。因爲“彭城伯”是其丈夫的封爵。“伯”是明朝公、侯、伯諸等封爵中的一級。但根據《明史外戚傳》的記載：“張麒，永城人。洪武二十年以女爲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世子爲太子，進京衛指揮使，尋卒。仁宗即位，追封彭城伯，諡恭靖，後進侯。”說明在永樂年間其女還沒有成爲皇后，女婿還只是太子，其丈夫當時也還沒被追封“彭城伯”，這時她只能稱“指揮使夫人”，是已故京衛指揮使張麒的遺孀和永樂皇帝的長親家。因爲其夫籍裏是永城，所以纔有可能與在永城做主簿的孫愚認識，並得以發現孫愚有個令她中意的女兒。
然而，或許單單憑官場上的交際，張麒夫人還不至於與孫家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書上有種說法，說“彭城伯夫人”與孫氏是“同鄉”，這種“同鄉”若按永城來論，應該是很勉強的。一則孫愚的籍裏是山東鄒平，永城只不過是其宦途上的一站，按人們通常的理解，應該說不上是“同鄉”;二則據《明史外戚傳》記載，張麒早已在永樂初亡故，作爲張麒的遺孀當時在與孫家的交往中，很可能以她自己的籍裏來與之論起“同鄉”。這就引出一種可能，那就是張麒夫人的孃家是山東鄒平。若真的如此，那麼張麒夫人在丈夫的家鄉遇見來此任職的孃家人，在情感上自然非同一般了，這在邏輯上也更容易解釋張麒夫人爲什麼那麼瞭解並在意孫氏，並認定孫氏一定適合配給自己的身爲皇長孫的外孫，且在以後極力撮合這段姻緣了。
但關於張麒夫人孃家的籍裏究竟是否在鄒平，我們現在還很難找到具體的文獻記載和其他佐證，無從考實。《明史》中所謂“誠孝皇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的記載，似只是簡單地依其夫籍妄定，應存其疑。
對孫氏來說，張麒夫人不單單是古道熱腸，而且堪稱是慧眼識珠的貴人，有她的牽線撮合，孫氏才踏上了邁向後宮之尊的第一個臺階。
第二，孫氏與皇孫更早相識
孫氏入宮是在永樂八年，明朝的都城仍在南京。當時永樂皇帝經常北巡、北征，留皇太子朱高熾在南京監國，因此張麒夫人最初應該是先把孫氏領到了太子宮中。根據歷史記載，從永樂七年春起，當時作爲皇長孫的朱瞻基已跟隨永樂皇帝“從幸”北京。永樂八年春，永樂皇帝征伐漠北，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直到這年農曆十一月十二，朱瞻基才隨永樂皇帝一同返回南京。這時朱瞻基纔可能見到外祖母給他領來的孫氏小妹妹，而孫氏則見到了她生命中的白馬王子。在隨後的兩年多時間裏，永樂皇帝沒有北巡，朱瞻基也一直留在南京，這應該是孫氏在張麒夫人的撮合下，與皇長孫培育“青梅竹馬”的男女感情的關鍵時期。
第三、孫氏本可能一開始就成爲正配
永樂九年十一月初十，十四歲的朱瞻基被永樂皇帝正式冊立爲皇太孫，明確了其皇位合法繼承人的身份，並行了象徵男子成年的冠禮。這以後，選擇太孫妃被正式提上皇家的議事日程。張麒夫人應該是在這段時間，以“親家母”的身份，將孫氏推薦給永樂皇帝的。但結果是永樂皇帝感覺孫氏年齡還太小，讓繼續留在宮中交太子妃撫養，就此應該說孫氏已被“選入皇太孫宮”，成爲第一個“皇太孫妃”候選人。隨後，朱瞻基於永樂十一年春再次隨永樂皇帝北巡和北征，選“太孫妃”之事只能被擱置。直到永樂十四年十月永樂皇帝和朱瞻基爺孫倆兩個主要當事人回到南京，這時，選妃之事纔再次被提上日程。不料到了永樂十五年，永樂皇帝對爲皇太孫選妃之事卻又異常鄭重起來，先要占卜確定從哪兒選最好。結果佔出了“宜向濟水畔求佳偶”，最終選定了原籍濟寧的錦衣衛百戶胡榮的第三女胡善祥。據說在此關口，張麒夫人曾以親家母的身份，提醒永樂皇帝莫忘當初似曾有過的“允諾”，但奈何不了皇帝的“金口玉言”，無奈只爲孫氏爭得了一個太孫嬪的名分。
關於永樂皇帝改選太孫妃的緣由，有記載說是他不想讓太子妃和太孫妃連續兩代都出自同一個地方，免得造成外戚坐大。看來他是認爲孫氏由張麒夫人從永城帶來，就認定孫氏也是永城人了。其實孫氏的原籍鄒平，本也處在古濟水之畔，西鄰位於濟水之南的濟南，北與位於濟水之陽的濟陽隔濟水相望。看來，人算、天算都改變不了孫氏與朱瞻基的命定之緣，只是封建王朝的倫理綱常註定要讓他們好事多磨。
孫氏在宮中等了六七年，伴隨着她的成長，其美貌和聰慧大概沒讓當初選擇推薦她的張麒夫人感覺看走了眼，也沒有被後宮中王貴妃、太子妃張氏等其他有發言權的人物所質疑，這說明了她的天資和實力。若不是當時已經年高，且晚年性情變得愈加剛愎的永樂皇帝臨時改變主意，她或許不必費什麼周折就可以得到太孫妃的正配地位。但無論如何，她畢竟在第一時間獲得了太孫嬪的名分，得以名正言順地親侍於朱瞻基身旁，這就爲其進一步培養和鞏固與朱瞻基之間的感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四、孫氏本來就獲得了朱瞻基的寵愛
《明史》記載，孫氏是因爲“幼有美色”，才得以被張麒夫人提攜入宮。但若仔細分析，在美女如雲的皇宮之中，一個女孩單憑美色，好象未必就一定能吸引住皇孫並爭得皇孫的垂愛。人人都知道“女大十八變”，“幼有美色”未必等長大了還有美色，此其一。再者，對一個人是否美，不僅要看衆人的眼光，更重要的是當事人的感覺。開始看着美的，時間久了也可能因司空見慣而感覺不怎麼美了;而一開始看上去不怎麼美的，也許經過彼此長時間的相處而感覺其實很美，這就是通常人們說的“情人眼裏出西施”。三者，絕大多數女孩兒長到青春期，都會容光煥發，比幼年時顯得更加嬌媚，在皇長孫身邊應該不缺乏面容嬌好、體態婀娜、氣質儀態各有千秋的美麗女孩們。由這三點，我們可以想見，“幼有美色”決不是孫氏得到朱瞻基寵愛的最主要原因。
而從其家世來看，其父孫愚在其入宮時不過只是一個輔佐知縣的主簿，是小小的八品文官，直到朱瞻基登基之後才受到封賞開始顯赫起來，孫氏在家世上沒什麼優勢可言。如此來看，要在被如雲的美女包圍着的朱瞻基心目中贏得青睞，孫氏必須具有其他過人之處，纔可能奠定自己競爭的勝局。
若冷靜分析孫氏的優勢，應該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皇孫外祖母的引薦。張麒夫人以太子妃母親和皇長孫外祖母的身份，不僅可以把孫氏引入宮中，寄養在太子府中，熟悉宮中情況，還可以以親家母身份直接向永樂皇帝引薦。按照當時張麒早已亡故，其子輩俱已入朝做官的情況，張麒夫人不僅會經常出入宮禁，甚至會長時間地留居於其女兒太子妃身旁，這就可能使其與宮中方方面面建立起比較熟悉的關係，並幫助孫氏營造融洽的人際關係氛圍。依託張麒夫人，孫氏一進宮，就應被定位在不同於一般宮女的較高層面，並被寄養在太子妃名下。沾了皇親國戚的光，與其他宮女相比，孫氏具有更容易接近和親近皇長孫，而且能似“中表兄妹”一樣融洽相處的優勢。這一點很關鍵，可以使少男少女之間形成“青梅竹馬”的情感，而不至於有陌生感。
二是孫氏自身的聰慧。人與人的相處關鍵在於投緣，也並非是彼此有點什麼“中表親”之類的瓜葛，就容易融洽相處。有親緣關係的人之間相處不融洽甚至相互“犯相”的情況，在人類交往中屢見不鮮。孫氏作爲一個“小家碧玉”，在見到尊貴的皇長孫之前，一定聽張麒夫人和太子妃詳實地介紹過皇長孫的性情特徵。對這些描述性的話，她必須靠自己的聰慧領悟透，並在見到皇長孫本人後，靠自己的實際接觸和觀察進行修正，從而使自己的言行舉止適合皇長孫的喜好，這是一個缺乏悟性和沒有心計的女孩不可能做到的，孫氏當具備這樣的優勢。
三是入宮時間比較久，有宮中生活經驗。當皇長孫被確立爲皇太孫並確定選立妃、嬪之時，孫氏已經入宮多年，飽受宮中生活的薰陶和歷練。相對於剛剛被選入宮內的太孫妃胡善祥來說，她更熟悉宮中情況，人緣關係更廣，更懂得怎樣處理宮中各種關係，也可能更具有了大家閨秀的風範。更重要的是她更瞭解皇太孫的性情，更懂得怎樣駕馭白馬王子並鞏固和增進相互之間的感情，這一優勢是奠定其未來奪後勝局的關鍵。
四是把握宮廷政治鬥爭脈搏，理解太子、太孫的所喜所憂。孫氏入宮之後，正是漢王朱高煦加緊爭奪太子位的關鍵時期，她被寄養在太子妃身邊，通過府中氣氛的變換以及觀察太子家人和皇長孫本人的情緒變化，自然能準確把握到皇長孫乃至整個太子府的所喜所憂，從而養成與之和諧的言行習慣，爲之分憂，施之寬慰，使自己成爲皇孫的體己
和知己。這是局外人很難做得到的。
五是善於韜晦隱忍，以讓爲爭。綜觀史書中對孫氏的記述，我們未曾發現她直言不諱地爲自己去爭一些事情，而對後來爭到手的一些東西，都是一再“讓”字在先。對自己被立爲皇后之後張太后依然在一些場合安排廢后胡氏居自己位次之上，她也能隱忍。儘管這些記述所持的筆調，基本上是想揭示孫氏工於心計，是虛情假意的虛讓，但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孫氏善於隱忍，委婉表達，不事張揚，以讓爲爭，計議長遠，深喑宮中鬥爭策略和技巧，這也是她的優勢。
六是能着眼長遠，分清因果、主次，善於抓關鍵、抓主要矛盾。在定太孫妃和太子妃都由長輩說了算的時候，她能不計較眼前名分，一心籠絡住將來必定能當上皇帝的朱瞻基;而等朱瞻基自己能說了算的時候，她終於如願以償。後來在景泰年間，景泰帝廢掉朱祁鎮的兒子而立自己的兒子爲太子，她也能不露聲色，以太后身份一心保護好已被廢爲“太上皇”的朱祁鎮和被廢太子朱見深，做到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燒柴”，結果最後以有勝無，在景泰帝病重之際重新把皇位的傳承奪回於自己兒孫名下。這種一以貫之的善抓關鍵的素質，是封建時代備受禁錮的一般女性難以具備的，這也應該是孫氏競爭後宮至尊地位的實力所在。
當然我們不能單憑孫氏的“先來”和胡氏的“後到”，就說是胡善祥奪了孫氏的名和位，因爲她是由朱瞻基的皇爺爺永樂皇帝選定的。但相對於孫氏的這些優勢來說，胡善祥除了因永樂皇帝的決斷獲得的正配名分外，其他卻只有一個早先在宮中當宮女的姐姐，不僅後臺靠山不硬，宮中生活經驗和人際關係網絡也較孫氏相差很多。更重要的是，她沒有基礎、也不懂得如何成爲皇孫的知己，這就註定了她憑藉先前的運氣得到的地位未必穩固，尤其是上天在她命運中早就安排了孫氏這樣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那她就難逃將由長輩帝王賜予她的地位得而復失的歸宿了。
儘管以上分析未必全面，但如果孫氏沒有這些優勢，她恐怕就很難贏得一個身邊決不缺少年輕美麗女性的皇孫的心，更難以在他當上太子、登上皇位的歷程中鞏固住對自己的寵愛，讓他心甘情願地把所能給予自己的東西都給予自己。
第五，夫君對當初婚配的無奈
朱瞻基成婚時已經二十歲，在中國封建時代，一個二十歲的男子，應該被看作具備獨立抉擇能力的很成熟的男子漢了。但作爲皇太孫的朱瞻基當時難免處在諸事都不能自己決斷的地位。他應能深深瞭解皇祖父的剛愎個性，知曉晚輩婚姻應該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規矩。即便他在內心中愛着孫氏，不願接納被半路插進來的胡善祥，他也不敢違拗皇祖父的意旨，更不敢指望其本不得寵的父母的斡旋。順從於皇祖父的安排，纔是他當時最明智的選擇。
然而，就多年培養和投入的感情來說，只得到“嬪”的名分，的確有點委屈了孫氏。若換做其他女子，或許因爲心理的不平衡會“醋”形於色，讓垂愛於自己的皇太孫更加感到無奈和壓抑。但若這樣，那就不是孫氏了。多年寄身太子府內，已經使她真正融入了這個家族，深知各方面相關利害，形成了憂其所憂、喜其所喜的心理共振。對自己只被立爲嬪，她比誰都明白其中緣由。
因此，她不會有任何埋怨。相反地，她可能還會表達對朱瞻基的理解，甚至反過來安慰他。這與歷史記載中所反映的孫氏後來在立自己生的兒子爲太子和立自己爲皇后時一再表現出的謙讓姿態，應該是一脈相承的。
其實，像朱瞻基這樣一個在當時身份顯赫、肩負着諸多厚望的少年，在他謹慎地表現着自己的天資與才幹以獲得皇祖父肯定的同時，以其年輕的身心應對着朝中繁雜的政務和複雜的爭鬥，很自然會經常感覺到不堪其重。可以想見，在公衆眼前，他必須壓抑住自己少年的天性，勉力表現出自己作爲未來皇位繼承人的成熟、穩健以及過人的才智和天賦。但當他脫離開這種壓塑自己的環境回到自己家中的時候，他會比平常人更需要別人的理解和寬慰，更需要有人幫助他緩解和放鬆。這樣，其外祖母給他帶來的聰慧美麗的孫氏小妹妹，就會很自然地成爲他所尋求的體己和知己。而孫氏以其女性的溫柔和聰慧，以及對皇太孫處境的準確瞭解和把握，正好可以恰如其分地順應和滿足他的渴望和需求，成爲他的“紅顏知己”。反過來設想，若不是在少年時就已經被朱瞻基視爲“紅顏知己”，那麼在後來朱瞻基身邊年輕美麗的女性如羣芳鬥妍之時，孫氏要想獲得風流天子的鐘情寵愛，恐怕只有一個字——“難”!
在皇帝可以爲所欲爲地佔有女人，女性只處在供男人玩樂和做傳宗接代工具地位的封建時代，能真正贏得皇帝愛情的女人不多。唐朝的楊玉環，一般被認爲是贏得了唐明皇李隆基的愛，但李隆基最後只給了她貴妃的名分，並沒有給予其與自己正配的皇后地位。相形之下，孫氏比楊貴妃要成功，她得到了宣德皇帝沒加保留的愛，後來被宣德皇帝不惜破壞祖宗規矩立爲皇后，——皇帝把所能給她的都給了她，這不能不說是封建社會歷史上的一個奇蹟。
現在有人對“愛”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分析，認爲愛是給予，而不是單純地索取。把自己能夠給予對方的不惜一切地都給予對方，應該是愛的一種至高境界。從宣德帝對孫氏的作爲來看，應該認定他對孫氏有一種由衷的愛。這種愛是兩性之間的愛情，應該確定無疑。
關於孫氏與宣德帝的愛情故事，歷史上沒有人去探究和渲染，因此知曉的人很少。但只要我們把散亂的一些歷史記載系統地歸納整理，就會發現宣德帝朱瞻基與孫氏之間的情感是從少年時代培育起的，而且伴隨着朱瞻基地位的升遷愈加深厚，可以說是至死不渝。
第六、以“貴妃”獲賜金寶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永樂皇帝於再次北征返程途中病逝，八月十五，朱高熾即皇帝位。十月初八冊立張氏爲皇后，三天後冊立朱瞻基爲太子。
這時的朱瞻基已經27週歲，經過多年的政治歷練，已經成爲皇室中參與大政的最重要的成員。此前，當其父接到永樂皇帝的遺詔後，他被委派迎至軍中爲祖父永樂皇帝發喪，就表明他已經完全能獨當一面，具備了處置朝中大事的能力。
然而此時，對自己的婚配事宜，他仍舊沒有自主決斷的權力。當他被明確立爲太子的時候，自然要連帶改變其妃嬪的名分，但在這個節骨眼上，他依然不能把自己真正心愛的孫氏擢升爲正妃。但歷史註定了朱高熾只能擔當過渡一下的使命，他做太子二十年，熬到47歲才登極做了皇帝，但只在皇帝位上坐了10 個月，就於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撒手歸天了。這年六月十二，朱瞻基即皇帝位。宣佈大赦天下，以明年爲宣德元年。在26天后的七月初八，尊母后張氏爲皇太后，立妃胡氏爲皇后，嬪孫氏爲貴妃。
那麼，既然朱瞻基已經當了皇帝，爲什麼依然沒有冊立自己心愛的孫嬪爲皇后呢?這不能認爲朱瞻基自己沒這個要求，而要考慮當時的封建禮法制約。一則朱瞻基剛當上皇帝，不能馬上就拗着母后的意思肆行更張，二則將孫氏由太子嬪直接立爲皇后也的確存在着臺階和程序方面的問題(我們從朱瞻基即皇帝位後拖延26天才正式明確後宮名分，或許可以感覺出這裏面存在某種周折)。但隨後，朱瞻基就把自己的意思明確表達出來了，——他要來一回破天荒，給身爲貴妃的孫氏以與皇后同樣的禮遇。
按照歷朝的封建禮儀，冊立皇后是既給金冊又給金寶，而封貴妃是隻有金冊而沒有金寶。這會兒已經當上皇帝的朱瞻基開始執拗地要求爲自己心愛的孫氏破一回規矩，同樣也賜給貴妃金寶。對這樣的要求，已經習慣於循規蹈矩的張太后自然不會輕易同意，然而她也經受不住在位皇兒的一再堅持，終於在宣德元年五月，也就是冊立皇后近10個月後，專門爲孫氏制賜了金寶，滿足了宣德皇帝的這一要求。至於這一過程幕後究竟有怎樣的細節，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透過這一過程，看出當時宣德帝朱瞻基在立後這一問題上的執拗和抗爭。透過這一舉動，不僅可以反映出宣德帝對孫氏的深厚情感，而且也爲其以後堅持廢胡皇后改立孫氏爲皇后的舉措，奠定了合理註腳。值得指出的是，此舉發生於孫氏生育皇子之前，僅從這一點上分析，後人單純從“母以子貴”的角度來解釋宣德帝廢胡立孫的說法，是有失片面的。
第七、生子立後
朱瞻基當上皇帝時已經28週歲，且不說他從十一二歲就開始跟隨皇祖父歷練本領，當時已經是一個富有政治經驗的成年皇帝，就是那個時代的平常男人，這個年齡也算是非常成熟，一般都已成家立業，兒女繞膝。但朱瞻基卻好象存在什麼生理問題，他自永樂十五年冊立妃嬪完成婚配以來，身邊那麼多女人，包括他寵愛的孫氏，卻一共只給他生出了兩個女兒，沒生出任何可以承繼大統的“龍種”。在當時以講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儒家文化爲統治思想的背景之下，加上對皇朝大統的傳承考慮，皇帝年近三十而無子嗣，難免會成爲朝中上下極爲關注的問題。而且可以推想，基於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期望“早生貴子”的思想意識，這種關注應該早在朱瞻基完成婚配之後就已經開始，待到其當上了皇帝，這種關注將無以復加，達到無論宮中哪個女人的肚子鼓了起來，都會吸引所有人注目的最高程度。然而，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在朝中上下、宮內宮外數不清有多少人的期盼和關注當中，孫貴妃終於在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爲朱瞻基生出了第一個兒子。這使得年過三十才見子嗣的朱瞻基欣喜若狂，當天就下令大赦天下，免明年稅糧三分之一。
宣德皇帝年過三十纔有了可以傳宗接代的“龍兒”，伴隨着皇長子的誕生，作爲封建王朝皇位傳承大事的立儲問題隨即被提上日程。不過，在宣德朝，這件事情實在是做得太急——在小皇子剛剛出生八天，能否健全成活還難確定的情況下，羣臣就按奈不住，上表奏請立他爲太子，甚至連自身地位明顯受到威脅的胡皇后也跟着攙和了上來。這恰好從另一個方面印證了我們前面所說的朝中上下對第一個皇子誕生的關注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史書對孫氏在這件事情上所持態度的記載，——她假裝謙讓，說皇后病好了也會生兒子，自己生的兒子怎敢搶在皇后兒子的前面。——無論記述者怎樣界定孫氏的內心，這種記載起碼說明了孫氏當時沒有明爭的事實。就這樣，一方面朝臣和皇后內外鼓譟，一方面宣德皇帝愛子心切，成就了明朝歷史上最快的立儲記錄，小皇子出生後未滿“百日”，準確地說是年僅80天的時候，就於宣德三年二月初六被正式立爲太子，成了法定的皇位繼承人。
對於孫氏來說，自己生的兒子這麼快就被立爲太子，不僅意味着朝中內外肯定了自己爲皇家血脈傳承立了首功，而且也意味着自己日後在宮中的地位有了更堅實的保障。在中國封建社會女性只能作爲男性附庸的情況下，母以子貴是無法避免也是被世人所認可的規則，何況其兒子將來要做至高無上的皇帝?
在確立了孫貴妃生的皇子爲太子之後，令朝臣始料不及的是，宣德皇帝又向他們提出了皇后廢立的議題，並在一開始就明確地要求他們從歷史上找到先例，爲廢掉胡皇后提供依據。但與請立太子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對這個議題朝臣們的態度都不積極。
宣德帝所倚重的朝臣，多爲從他當皇太孫時就 輔佐其父親和自己的老臣，如歷史上有名的“蹇、夏、三楊”(即：蹇義、夏元吉、楊榮、楊士奇、楊溥)等。他們都清楚胡皇后的選立過程，於是就有人以皇后沒有什麼過錯而表示反對，有的甚至以皇后是國母，臣子是兒子，兒子不能隨便議論母親爲託詞來推脫敷衍。然而宣德帝對這件事情卻主意已定，不顧朝臣的苦諫而窮追不捨，反覆召集重臣商議。無奈，有的朝臣遷延再三後，只好煞費苦心地捏造了胡皇后20件過失呈交皇上。誰知宣德帝閱後竟驟然變色，責怪這樣無中生有地詆譭皇后會招致宮廟顯靈。最後，還是有賴老奸巨滑的重臣爲他提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主意——讓胡皇后自己主動上表讓位，再立孫氏。至此，宣德帝感覺這個辦法簡單可行，於是就迫不及待地向胡皇后轉達了這個意思。隨後，一切都心隨人願，胡皇后主動上表讓位，宣德帝准奏並賜其爲“靜慈仙師”，讓她退居長安宮，侍從待遇一切從舊。就這樣，在自己的兒子被立爲太子僅僅23天之後，宣德三年三月初一，宣德皇帝就把皇后的桂冠移帶到了他一直垂愛的孫氏頭上。孫氏就此當上了皇后，如願以償地獲得了本該屬於她的正配地位，而這一切，拋開“皇后”的名分不說，對她其實是遲到了十一年。
而從宣德皇帝這一方來看，他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完成阻力極大的皇后廢立過程，也充分顯示了自己在這件事上的決心。憑藉在位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這次他終於拗過了母親，甩掉了先輩爲自己選定的正配胡氏，而將自己心愛的孫氏扶正。至此，他已經把自己所有能給予的名分和尊榮，都給了與他從小一起長起來的孫氏小妹妹，無所保留地表達了對孫氏的愛。
若對宣德皇帝的此一舉措作深入分析，他將爲自己生育第一個皇子的孫氏由貴妃立爲正宮皇后，自然還有一層非常重要的意思，那就是使已經被立爲太子的小皇子由庶出改爲正出，進一步確立了其嫡長地位和在未來皇位傳承中無可置疑的優勢。此舉對明朝隨後的歷史具有深遠影響，並已被歷史所驗證。
值得在此評點的是，宣德帝此一廢立皇后之舉，也開了明朝皇帝廢皇后的先河，竟然連續被其子孫效仿。宣德帝總共只有兩個兒子，後來因爲特殊形勢都當過皇帝。長子朱祁鎮因爲遭過劫難，沒有廢后，但後來卻被長子長孫朱見深補上了，——朱見深在冊立僅僅一個月後就廢了他的原配皇后吳氏;而其庶次子朱祁鈺則在在位時廢了其原配皇后汪氏。在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上，這樣接連三代行皇后廢立的十分罕見。這也是宣德帝爲冊立孫氏所未曾料想到要付出的代價。
以上就是孫氏“奪後”事件的整個過程。
第八，對“弱者”的同情
《明史》在記述被宣德帝所廢的胡皇后時，明顯表示了同情，說：“後無過被廢，天下聞而憐之。宣宗後亦悔。嘗自解曰：此朕少年事。”與這段記載相對應的，則是對孫氏“陰取宮人子爲己子”說法的認同。
但我們審視一下歷史事實，就可以清楚地發現，宣德帝廢胡立孫時，已經三十一歲，他最終去世時，也不過三十八歲，說他後來自我解嘲爲“此朕少年事”，於情理上講不通，當有杜撰之嫌。與此立場一脈相承的還有一種觀點，是把宣德帝廢后之舉看作是其人生的一個污點，這明顯是站在遵從“父母之命”封建婚姻觀的角度評說的。而以現在人的視角，宣德帝廢胡立孫，在很大成分上體現了他對“包辦婚姻”的否定和反叛，不僅不是污點，而且具有某種積極意義。
說到這兒，我感覺宣德帝與孫氏的故事，是極富個性化和戲劇色彩的，應該是演繹封建社會愛情戲劇的絕佳題材，非常值得小說家和戲劇家去提煉和挖掘。
在這裏，我們也有必要揣度一下被廢的皇后胡氏。她與同時代的多數女性略有不同的是有自己的名字，叫“善祥”。據《明史》記載，其父胡榮是山東濟寧人，因洪武年間，其長女入宮爲女官，被授錦衣衛百戶。可見胡氏入宮前，已經有個姐姐早就在宮內。或許當時之所以能選她入宮，會與其姐姐有所牽連。當其被立爲太孫妃之後，她還有一個兄弟胡安被任命爲府軍前衛指揮僉事，專侍太孫，但“不蒞事”，可見朱瞻基對其家人沒什麼好感。從史書的記載來看，胡氏應該是一個受過教養的小家碧玉，性格柔弱，偏於內向，恭順謹慎，不善張揚。入宮後，面對朱瞻基對孫氏的寵愛和對自己的冷落，她不善於積極反抗，而只是一味地隱忍，以自己的柔順來博得婆母張氏的同情和庇護。對自己的夫君，也不積極地去爭取親近，只表現出一種安詳冷豔和被動的期待。這種性格和姿態決定了她不可能成爲朱瞻基的知己，更不會博得他的歡心。相反地，她過多地贏得婆母的同情和保護，久而久之會使自己的夫君產生厭煩。或許正是由於她自身的性格弱點，再加上其競爭對手孫氏擁有的顯著優勢，共同鑄就了她被廢的悲劇性命運。
或許是由於人們同情弱者的天性，一些作者受胡氏“無過被廢，天下聞而憐之”的影響，對取而代之的孫氏形成了莫名的成見。另外再加上其子明英宗的荒唐，最終導致了孫氏沒有留下好的口碑。但若冷靜分析一下，這些又不能都怪孫氏。關於一些史書中對孫氏偏於貶斥的評價，我們應該作客觀分析。而對於孫氏後來在明朝幾個歷史緊要關頭髮揮出的作用，筆者已在前文做了客觀的評價。
下面我們再來質疑一下“盜子”這件事情：
對於史書上有關孫氏“陰取宮人子爲己子”的說法，筆者在前面已經大致做了一點背景分析，在這裏還有必要進一步作出以下質疑：
熟知明史的人都知道，孫氏的夫君宣德帝是子嗣比較少的皇帝，筆者在前文中分析說，宣德帝朱瞻基好象存在什麼生理問題，他自永樂十五年冊立妃嬪完成婚配以來，身邊那麼多女人，包括他寵愛的孫氏，卻一共只給他生出了兩個女兒，沒生出任何可以承繼大統的“龍種”，這說明宣德帝的“種子”質量很差。在當時以講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儒家文化爲統治思想的背景之下，加上對皇朝大統的傳承考慮，皇帝年近三十而無子嗣，難免會成爲朝中上下極爲關注的問題。而且可以推想，基於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期望“早生貴子”的思想意識，這種關注應該早在朱瞻基完成婚配之後就已經開始，待到其當上了皇帝，這種關注將無以復加，達到無論宮中哪個女人的肚子鼓了起來，都會吸引所有人注目的最高程度。對此，作爲皇帝的朱瞻基本人，以及當時在世並具有很大權威的太后張氏、具有正宮身份的皇后胡氏，還有身爲貴妃的孫氏都不會不清楚。因此也可以想見，誰要想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以瞞天過海的方式“生育”第一個皇子，會難於登天。爲什麼這樣說，請看以下分析：
一、就算孫氏因早年入宮而培植了許多親信黨羽，就算其真的有遮天的本領，她假裝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可以瞞過其他所有的人，但能否瞞過對她寵愛有加的皇帝朱瞻基?按一般親密夫妻之間不言而喻的房中私密推想，假如盼子心切的朱瞻基有一天突然壓抑不住要與之狎暱，非得貼在她的肚皮上聽聽胎音，她該怎麼辦?十月懷胎的時間足夠漫長，可推脫一次兩次，但終不能完全推脫，否則自然會引起懷疑，一旦皇帝非要驗證一下，試想會是什麼後果?
二、就算是孫氏的十月懷胎可以裝得天衣無縫，但一朝分娩能否裝得過去?當時的太后張氏和依然身居皇后地位並在表面上一直與孫氏相敬如賓的胡氏，應該可以作爲女性長者和尊者，以特殊關懷的姿態親臨分娩現場進行關照，就地等待舉國上下都盼望的皇長子誕生的特大喜訊，對此，宮中其他人哪位敢於阻攔，又有什麼理由進行阻攔?在這個環節上，甚至連宣德皇帝本人也很難找出合適的理由進行阻攔，因爲這會有違常理。即便他能阻止皇后胡氏，恐怕也阻止不了太后張氏以婆母的身份親臨現場關照。這樣，孫氏豈能瞞天過海、偷樑換柱?
三、孫氏若真的要在十月懷胎上瞞天過海，連同對自己和對那個所謂真的懷孕的宮女的掩藏和處置系統，實施起來得需要多少人幫襯?人多了就難以切實保持住祕密，除非將所有知情者都殺了滅口。這裏人們可以設問，一則孫氏有能力一下殺那麼多人嗎?二則這些知情者應該都是孫氏的親信，若把她們都殺了，那麼宮中人誰還敢再與孫氏貼近，孫氏以後當怎樣繼續在宮中立足?
四、在當時不可能準確預測出胎兒性別，人們也不知道生男生女取決於男性，而在這之前，除孫氏生育的常德公主外，另外一位宮女爲皇帝生下的也是女兒的情況下，孫氏是否值得爲小於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
五、當時孫氏的年齡不過二十七八歲，不僅生育過一個女兒，而且依然無庸質疑地受到皇帝寵愛，除非她確信自己已經過早地喪失了生育能力，她應該是不會“陰取宮人子爲己子”的，否則將來一旦自己再生育出“龍子”，她將置自己親生的兒子於何地位?
六、在當時宮中上下翹首期盼皇帝子嗣的大環境下，孫氏不會不忖度“陰取宮人子爲己子”的難度，也不會不考慮失敗的後果。我們中國人都知道“夜長夢多”，要假裝十月懷胎，得經過近三百個日日夜夜，一旦露了馬腳豈只是前功盡棄和“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的問題，那將犯下使整個皇家蒙羞的欺君大罪。在明朝極爲嚴酷的封建王法之下，可以預見的後果決不僅僅是孫氏自己罪不容赦，不但得不到自己期望的名分還將失去已有的名分，而且註定要累及整個家族遭受滅門之災。……
孫氏作爲一個女人，敢做如此“豪賭”嗎?
應該說，探究和考證明白孫氏是否“盜子”，不僅對歷史本身，而且對中國皇帝血緣傳承脈絡都具有某種正本溯源的意義。何況對此事歷史上本有爭論，以《明書》、《明實錄》等爲代表的一派持皇子爲孫氏親生說。而認爲孫氏是“陰奪宮人子爲己子”的有《明史稿》、《罪惟錄》、《寓圃雜記》等，尤以《寓圃雜記》爲詳。作爲封建正史的《明史》，也認同後一種說法。史籍中之所以存在兩種不同說法，應該與當時宮廷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並對孫氏與胡氏有不同情感和評判有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寓圃雜記》中記載，關於孫氏盜子，並非朱祁鎮的親生母親的說法，惟有作爲她兒媳的錢皇后知其詳情，並且是在孫氏死後、在朱祁鎮病危時說出來的。對這樣的記載，人們只要稍微動一下腦筋，就不難發現其有違常理甚至荒誕不經，兒媳對夫君是否爲婆母親生，絕非權威證人，其證言在任何時期都應該是最不足採信的。大家讀到這裏時，可以馬上想一想，假如你是已結婚的男人，你夫人對你說你不是你母親親生，你會認爲她應該是知情人嗎?假如你是已婚女性，你感覺是否自己就能弄清楚，你的夫君是不是你的婆母親生?《明史》採信這樣的說法，可見修《明史》的張廷玉等封建官僚文人在這件事上沒動腦子，說的輕了是智者千慮，難免有失的問題，說重一點就是愚蠢至極。對封建正史，我們在查閱時必須注意其中有許多荒誕的記載，決不能簡單地把其翻譯成現代白話就直接引證，否則就難免以訛傳訛，對歷史不負責任。
或許說到這裏，有人會認爲，搞不搞清楚孫氏是否是朱祁鎮的生母，沒有多大意義，這裏需要做些說明。研究一個封建王朝的歷史，應該注意捋清皇室的血緣傳承。如果確認孫氏是朱祁鎮的生母，那就意味着。明朝自英宗朱祁鎮以下，所有的皇帝和親王，都帶有鄒平孫氏的血統。否則，這些皇帝和親王的母系血統，就將在這裏失考，而只有下移追溯到英宗朱祁鎮的昌平籍貴妃周氏身上。還有，非常巧合的是，明朝自宣德帝以下，連續三輩原配正宮皇后都沒生育皇子，包括金字輩英宗朱祁鎮的錢皇后和景泰帝朱祁鈺的汪皇后，水字輩朱見深的吳皇后乃至其另立的王皇后。而作爲宣德帝僅傳的兩脈之一，景泰帝朱祁鈺只有妃子杭氏(後被立爲皇后)爲其生育了朱見濟一個兒子，然而卻在被立爲太子後不久就夭折了，早早斷了這一脈。這樣，由宣德帝傳下來的，就僅剩了朱祁鎮這一單支。其後，自明成祖朱棣另起的明皇族新一支系的嫡長傳承，都凝聚於朱祁鎮的血統。因此，判定孫氏究竟是否爲朱祁鎮的親生母親，對於研究明朝皇室的血緣傳承，準確來說也就是中國的漢族皇帝最後二百年的血緣傳承，應該具有關鍵性意義。
在探究完有關孫皇后的幾件關鍵性的大事之後，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對這位皇后進行一下基本定位。可以看出，對比中國歷史上最爲人熟知的其他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女人，孫皇后對明朝朝政的影響基本上是正面的，而且她與上述幾位相比，一無自身的強烈權欲，二不是非依託男人不能施展抱負，三未曾釀成本姓族人胡作非爲的外戚亂政局面。如此，她的政治作爲和歷史功績的確非常值得後人研究和重新評價。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來出版的一些有關明朝皇帝和皇后的書中，對於孫皇后的評價多停留在封建正史所依據的不實記載上，不僅認同其“盜子”之說，而且還不恰當地大肆渲染其“狐媚”，在寫宣德皇帝時會寫其如何如何是位“明君”，怎樣怎樣創立了“仁宣之治”;在寫孫皇后時，卻又寫其如何如何妖嬈狐媚，把那個被讚美爲“明君”的宣德皇帝玩弄於鼓掌之上，而對“土木堡之變”時孫皇后發揮的重要作用，有的隻字不提，有的或誤記在早已經去世的明仁宗皇后張氏頭上，或根據不切實際的憑空想象誤記在當時還沒被尊爲太后的景泰帝生母吳氏頭上。對這些錯訛，都有必要重新進行縝密甄別和糾正，以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孫皇后死後是以“祔太廟”的名分，與朱瞻基合葬於北京十三陵中之景陵的明宣宗正宮皇后，被上十五字尊諡“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可謂極盡尊榮。在這裏筆者還想特別指出，研究孫皇后對歷史上沒出過皇帝的山東人來說，意義尤其重大一些。因爲在以出“山東大漢”而聞名的山東，歷史上卻沒有出過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真正說了算的男性英豪，能在最高統治層面上對歷史發揮重大影響的人，孫皇后是唯一的。有孫皇后這樣一位光彩照人的國母皇后和女歷史名人，山東人應該自豪、高興，更應該深入挖掘其歷史故事，做到古爲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