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明報》報道，《明報》創辦人、著名作家查良鏞(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歲。雖然網上曾多次傳出金庸老先生去世的謠言，但這次，老先生真的離我們而去了。
生爲“癡兒”
金庸本名查良鏞，出生在浙江海寧，祖上是名門望族，不但善於經商，而且出了很多學識淵博的後人。
雖然在查良鏞出生時家道已經有些衰落，但依然有良田三千畝。男孩子都淘氣，但他不同。家裏藏書多，他便整天泡在藏書堆裏，讀得廢寢忘食。父親怕他讀出毛病，便想方設法讓他出去玩。
有一次，父親拖他出去放風箏，放着放着，一回頭，查良鏞不見了。
父親急得不行：“怕被別人拐走了。”找了半天沒找着，回家一看：“這小子正泡在書房看書呢。”
在讀書這方面，查良鏞也可算是個“癡兒”。但他雖愛書成癡卻並不呆板，相反，他還頗有做生意的天賦。其實要論他真正的處女作，並不是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而是一本叫做《給初中投考者》的試題精編，由查良鏞和其他兩位同學根據所考的內容自己出題編寫。這本試題精編類書籍暢銷幾省，賺到的第一桶金就足夠把他供到大學。那時他只有十五歲。
俠氣外露
雖然成績優異，但查良鏞卻不是那種“乖乖仔”。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天生自由散漫、不守規矩”。
1940年，查良鏞考入浙江聯合高中。當時學校常辦壁報，文筆極佳又愛好寫作的查良鏞成爲了壁報的常客。有一天，壁報前面擠滿了人，大家都在爭相看着一篇名爲《阿麗絲漫遊記》的文章：
“阿麗絲小姐來到校園，
忽見一條色彩斑斕的眼鏡蛇東遊西竄，
伸毒舌，噴毒汁，還口出狂言，
威嚇學生：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學生們看了，禁不住哈哈大笑。因爲誰都知道眼鏡蛇指的就是他們的訓導主任，訓導主任的名言就是——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這篇大作的作者就是查良鏞。因爲看不慣訓導主任的種種行徑，“瞧不得他有事沒事就辱罵學生”，便仗義執言，用筆來討伐他。
訓導主任看到文章，氣得全身發抖，立馬跑到校長那裏哭訴：“請立即開除他。”幾天後，查良鏞被勒令退學了。他便轉到衢州中學，唸完了高中。
一個人一生中被開除過一次，已經可以稱得上是個“傳奇人物”，但難就難在還被開除過兩次。
查良鏞在四川重慶讀大學時代，唸的是外交系，希望成爲一名外交官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由於看不慣學校裏不良的校風，他再次因大膽直言，於是遭遇了平生第二次開除。外交官理想因此幻滅。
從查良鏞到金庸
命運有時說來也奇怪，查良鏞雖然一生都未實現他的外交官理想，但他後來也說：“雖然沒有成爲一名外交官，但我並不後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確實不適合做這個職業。外交官的規矩太多，說不定做到一週我就被開除了。”
於是命運把他帶進了人生的另一個方向。1946年秋天，《大公報》刊登啓事：面向全國公開招聘三名國際電訊編輯。應聘者蜂擁而來，竟多達3000人。查良鏞憑藉自己的才華被千里挑一，進入上海《大公報》，正式步入了報人生涯。
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查良鏞被派到香港工作，這也成爲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那時在香港工作並不是一個好差事。跟現在的國際化大都市來比，那時的香港比上海要差得多。但香港在發展，查良鏞作爲報人、作爲金庸的人生也在一步步走上正軌。
1950年，《大公報》旗下《新晚報》創刊，查良鏞被調到《新晚報》，做了副刊編輯。
當時《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注意到，比武擂臺會受到很多人的關注。於是靈機一動，決定邀請編輯陳文統在報刊上連載武俠小說。小說連載後引起轟動，自此打開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大門。
這部小說叫做《龍虎鬥京華》，陳文統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梁羽生”。
1955年2月初，梁羽生的《草莽龍蛇傳》快連載完了，但他還沒有想好下一部寫什麼。
羅孚便只好找到另一個武俠迷查良鏞：“梁羽生顧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於是查良鏞的武俠處女作《書劍恩仇錄》問世，反響甚至超過了梁羽生。他將名字最後一字一分爲二，署名“金庸”。
從查良鏞到金庸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香港的政治風氣比較複雜。走到哪裏，都是一片說謊聲。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須發聲。”於是，他找到昔日同學沈寶新，兩人一起出資，創辦了《明報》。
辦《明報》要十萬塊，金庸自己就出了八萬。他將自己寫小說和稿子賺的錢全部投了進去。 他每天一篇的社論，在衆多報紙中獨樹一幟。當時金庸一邊寫小說，一邊寫社評，小說要寫八九百字，社評要寫一千多字。還要隨時關注國際時訊，精力消耗很大。
每天一睜眼，就有兩千字的稿子等着他。晚飯都不吃，要寫好社評才能坐下來安心吃飯。社評寫完的時候，一般也就到了報紙要發的時候。時常看到金庸在邊上寫，報紙排字工就站在旁邊等着他。
金庸一直持續地爲正義發聲，也將家國天下的主題融入進小說中，於是便有了《神鵰俠侶》《飛狐外傳》《倚天屠龍記》……身爲持續發出聲音的公衆人物，金庸必然會被某些勢力視爲眼中釘。有人放出話來：要消滅五個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金庸說：“我雖然成爲暗殺目標，生命受到威脅，內心不免害怕，但我決不屈服於無理的壓力之下，以至被我書中的英雄瞧不起。”
金庸和倪匡
最危險的一段時間，金庸聽到風聲，還跑去歐洲躲藏了一個月。連載的《天龍八部》只好找倪匡代筆。一個月後，金庸回到香港。倪匡笑着對他說：“抱歉抱歉，我討厭阿紫，所以把她的眼睛寫瞎了。”
但不屈服的金庸又撰寫了政治寓言小說《笑傲江湖》，以及社會問題小說《鹿鼎記》。“爲國爲民，俠之大者”可謂是金庸的真實寫照。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輿論風氣歸於平靜。1972年，金庸宣佈封筆：“如果沒有什麼意外，《鹿鼎記》是我最後的一部武俠小說了。”
八十歲的學生金庸
金庸寫了十四部武俠小說，部部經典。但金庸的名氣雖響徹中外，而且博古通今，歷史、政治等知識信手拈來，他依然覺得自己學問不夠。因此即使是在獲得劍橋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後，金庸堅持選擇作爲普通學生申請就讀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那時的他已經是81歲高齡。
在劍橋讀書時，金庸同普通學生一樣。揹着雙肩包，裏面放滿了課本。有一段時間金庸還會騎着車上課，但因爲太太擔心會發生危險而就此作罷。
在劍橋上學，金庸又變成了那個別人不太關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環、不再是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他做的一切都“不爲學位，只爲學問”。
有學生想找金庸拍照，簽名。金庸說：“我現在是學生，不是作家。等我不是學生的時候，我再和你坐下來一起吃飯、喝茶。”
在金庸眼裏，在任何時候學習都不算晚。永遠保持謙卑的態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自尊而不自負，驕傲而不自滿，這也是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中必須修煉的一部武功祕籍。
有人曾經問金庸：“人生應如何度過?”老先生答：“大鬧一場，悄然離去。”人生在世，去若朝露。一個人的一生，爲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俠小說，前半生縱情恣意、灑脫妄爲，後半生心懷敬畏，有不斷向學之心。就如查大俠的人生，可敬，可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