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大臣
“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前夕，荒木還在教育總監部擔任部長，但他從外務省聽到了有關傳言，說關東軍正在謀劃在滿洲地區發動軍事進攻，在荒木看來，當時日本所處的國際環境非常孤立，如果貿然行動的話，日本又會像上次的張作霖事件一樣，遭到國際社會的攻擊，因此曾經試圖派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建川美次去阻止。但建川或許是故意玩忽職守，或許是因爲被瀋陽的關東軍壓制，總之最終並沒有發生任何作用，關東軍仍按照自己的計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1932年1月30日，荒木貞夫作爲陸軍大臣前往日本樞密院接受質詢。在會上，一位顧問官突然向荒木發問：“請問，滿洲事變的目的、目標及其範圍是什麼?”
由於事先沒有思想準備，荒木貞夫一時間竟不知該如何作答。經過一番思考，他覺得應該充分利用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宣傳一下軍部的大陸政策。想到這裏，他便不再猶豫，語氣十分肯定地回答道：“目的是維持滿洲治安，目標是張學良，範圍是張學良統治下的東四省。”“東四省是指哪些地方?”“奉天、黑龍江、吉林、熱河。”“怎麼連熱河也包括在內?不是東三省嗎?”“那是過去。張學良親自說過，包括熱河在內，是東四省。”“如果是以張學良爲目標，那麼他要是到了北平，我們也要進軍北平嗎?” “張學良把熱河作爲策劃反日的地區。正因熱河處於張學良統治之下，我們也就不得不進行徹底整頓。他去北平，若擾亂滿洲治安，我們如不進軍北平，就難保滿洲治安，國防的基礎也無法建立。”那不是擴大事態嗎?陸軍一再聲稱不擴大事態，事實上不是正在擴大?”
增兵上海“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者開始尋找各種藉口加緊對中國的侵略擴張。1932年1月中旬，在上海的日蓮宗和尚向上海三友實業社總廠的工人義勇軍尋釁鬧事，引起雙方產生衝突。事件發生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惡人先告狀，首先向上海市長吳鐵城發難，提出“強烈抗議”。與此同時，日本駐華武官田中隆吉等人指使暴徒前往三友實業社縱火，使事態進一步擴大。在中日雙方正在就此事進行交涉的過程中，日本海軍於1月28日強行登陸上海，對閘北地區發動攻擊。當時駐紮上海的中國第19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的率領下，不顧南京政府“不得抵抗”的命令，進行了英勇的自衛還擊，使日本海軍陸戰隊遭受重創，從而引發了“一二八”淞滬抗戰。日本海軍方面對此感到十分焦慮。2月5日前後，時任海軍大臣的大角岑生匆匆來到荒木貞夫的官邸。人未及落座便心急火燎地向荒木提出要求：“上海情勢危急，我們希望您能增派一個陸軍旅團，劃歸海軍指揮。”
大角岑生沉思了一刻後，回答說海軍再堅持一週左右應該沒有什麼問題。荒木貞夫聞聽此言，便興奮地一拍桌子，高聲說道：“那麼好!我答應增派三個師團增援上海。內閣會議上，就有請您將此問題提出來了。”
鑑於陸軍大臣的身份，荒木貞夫的發言自然是很有分量。於是，幾乎未遇到很大的阻撓，日本內閣便做出了向上海方面增派陸軍兵力的決定。荒木貞夫急命駐九州各部隊的步兵，臨時組成了近萬人的混成旅團。很快，這支規模龐大的部隊從長崎登船，浩浩蕩蕩地向上海開進。不久後，由植田謙吉率領的第9師團又應調前往上海增援。
儘管如此，日本侵略軍在上海仍舊沒有佔到什麼大的便宜，最終，在淞滬抗戰相持了一個多月後，日本由於擔心戰事再拖延下去危及到其在滿洲的統治，於是便在英、美、法、意等國的調停下，宣佈停戰，並於兩個月後在上海與中國方面簽署了《淞滬停戰協定》。1934年1月23日，荒木貞夫強烈主張發動侵蘇戰爭而受到外相廣田弘毅及藏相高橋是清爲首的穩健派的反對，他的強硬論受挫，因而他以患病爲藉口，提出辭呈，想讓他的好友，時任參謀次長的真崎甚三郎接任，但真崎甚三郎在給總參謀長閒院宮載仁親王元帥當副手的時候關係不好，提名被閒院宮載仁親王否決，最後林銑十郎 擔任陸相，完全聽從統治派永田鐵山的控制，皇道派失勢。後來雖然永田鐵山被皇道派軍人相澤三郎中佐砍死，但局勢並沒有轉變過來。
兵變失敗
1936年2月26日凌晨，東京都大雪紛飛，連日的雨雪天氣已經使這個城市完全變成了一個死寂的“冰雪城”。萬籟俱寂之中突然傳出了刷刷的跑步聲，二·二六事件就在這一陣紛亂的腳步聲中拉開了序幕。以荒木爲首的軍人少壯派，在真崎甚三郎的直接指導和新財閥久原的資助下，由安藤輝等皇道派軍官率領1400多名士兵，襲擊了首相、藏相、內相的官邸，刺殺了內務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及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天皇的侍從長鈴木貫太郎重傷，並佔領了首相、陸軍大臣官邸，陸軍省，警視廳及附近地區。他們要求罷免、逮捕統制派軍官，建立以皇道派爲首的軍人法西斯內閣。
政變部隊佔據首都中央地區三天，由於昭和天皇痛斥其爲叛軍，陸軍首腦於29日正式下令鎮壓。直接參與政變的80多名軍官被判刑，其中17名爲首分子被處決。荒木被追究軍事參議官的責任問題，並最終被勒令辭退軍事參議官的職務，真崎甚三郎被拘禁。後來陸軍當局通過“肅軍”，徹底清洗了皇道派。以寺內壽一爲首的新統制派在軍隊裏佔據領導地位。1936年3月，在統制派支持下組成以廣田弘毅爲首相的新內閣。廣田內閣恢復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內閣完全聽命于軍部。廣田內閣的建立標誌着日本軍人法西斯專政的初步確立。就此意義而言，“二二六”事件事實上進一步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進程。
文部大臣
1934年1月23日，荒木貞夫從風光無限的陸軍大臣的位置上退下來後，曾先後轉任軍事參議官和內閣參議等職。在此期間，荒木貞夫仍舊不甘寂寞，繼續爲日本擴大對華侵略戰爭搖旗吶喊，並利用其在陸軍中的廣泛影響力，支持軍部橫行內閣。
1938年5月，在經歷了四年多的退隱生活後，荒木貞夫再度進入近衛文麿內閣，不過此次荒木貞夫擔任的不是身着陸軍大將軍服的陸軍大臣，而是與其經歷極其不相稱的文部大臣。1939年1月，近衛內閣倒臺後，荒木貞夫又繼續留任平沼騏一郎內閣，直到同年8月纔再次回到內閣參議的位置。前後算來，荒木貞夫總計做了一年零三個月的“軍官”文相。
在荒木就任文部大臣的前前後後，正值日本統治階層對國內進步力量進行瘋狂鎮壓的時期，特別是自1937年9月開始實施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更是使得人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完全被剝奪。在當時的日本，國內政治氣氛異常緊張，許多左翼政黨都被以軍部強硬派執掌大權的政府所勒令解散，和平力量在日本遭到徹底排斥。脫下大將軍服走上文部大臣寶座的荒木貞夫，自然清楚近衛在此刻要他出任的動機何在。走馬上任後不久，文部大臣荒木便以更加強硬的手段，加強了對思想、文化的鎮壓和統制。1938年10月，東京帝國大學經濟系的教授河合榮治郎出版的四部著作，被指控爲擾亂社會秩序，在荒木貞夫施加強大壓力的情況下，東京帝國大學很快便將河合免職，同時引發了經濟系內部的強烈震動，緊隨河合之後，又有七名教授被迫辭職，東京帝大一時間陷入了一片混亂狀態。
不穿軍服的荒木貞夫在文部大臣的崗位上真可謂“鞠躬盡職，不辱使命”，他所推行的“國粹主義教育論”從根本上爲日本法西斯軍部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奠定了思想與社會基礎。
接受審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告投降，荒木貞夫賴以生存的大廈轟然倒塌了。他像一頭被困在籠中的野獸，惶惶不可終日。他清楚地知道等待他的肯定是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坐等美國憲兵前來逮捕，還是自己做個了斷，他心中真是亂極了。
1945年9月12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簽署了一號逮捕令，荒木貞夫並不在其列，他開始心存一絲僥倖，或許他能夠逃過這一劫。然而，他的這一線希望很快便破滅了。1945年9月20日，在麥克阿瑟簽發的第二號逮捕令中，前陸軍大臣荒木貞夫赫然在列。預先接到消息的荒木貞夫也曾經想過是否要步杉山元和本莊繁的後塵，一死了之，但他最終仍未能下此決心。於是，巢鴨監獄便成了他臨時的歸宿。
1948年11月12日，荒木貞夫作爲被宣判的25名甲級戰犯的一員，第一個走進位於東京市谷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廳，接受審判長韋勃公佈對其的審判結果。他僅以一票之差才逃過了絞首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對荒木的判決：“對內從事政治支配和對外從事軍事侵略之陸軍的熱心提倡者。他在實際上是，並且被承認是陸軍侵略活動的顯著指導者之一……不管他在有無政治地位的時候，他都協助和極力倡導犧牲鄰國來富裕日本的軍部政策。他不僅同意並積極支持日本陸軍在滿洲和熱河地區所採取的政策，即使上述地區在政治上脫離中國，設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並將其經濟置於日本的完全支配之下。”
等待荒木貞夫的仍是巢鴨監獄的鐵窗生涯。八年後的1955年，荒木貞夫因病獲得假釋。出獄後的荒木貞夫很快又恢復了以往的“活力”，“痊癒”後的他開始在全國各地進行演講，繼續體味他以往曾經有過的“輝煌”。1966年11月2日，在荒木貞夫告別巢鴨監獄11年後，猝死家中，終年8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