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王”盛世才的一生，是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遼寧農民成長起來的。盛世才民國主政新疆的十餘年時間，新疆形勢可謂是波譎雲詭、形勢複雜。
一切要從盛世才家族先祖闖關東的故事開始講起。與東北地區普遍的清末以來的移民不同，盛家的先祖是清朝中葉來到東北地區的，時間應該在道光咸豐年間，而那時的關東地區依舊是實行嚴格的封禁政策，而盛家如何穿過了條條柳邊界，來到了空曠無人的關東原野上，現在已經不得而知。盛世才的曾祖，祖父，父親，雖然都是徹頭徹尾實實在在的農民，但是在這三代人的發展並非是簡單的循環往復。這三代人都受盡了沒有文化知識的苦，都非常重視子女的文化教育，這也爲盛世纔在此之後的發展有着特別重要的關係。
盛世才的一生，其人生的前半部分圍繞這三個城市展開：盛京—東京—南京，這三個以京爲名稱的地名詮釋了盛世才早年的人生髮展與積累。
盛家家境貧寒，然而全家賣房賣地將盛世才供到了初中，乃至遠行上海和日本東京求學，這在一個近代貧寒的東北窮苦人家來說是很難想象的，因而也能看出盛家的廣遠見識，爲未來的盛世才得以叱吒風雲創造了條件。
盛世才人生的後半部分則與新疆這個地方密切相關，盛世才早年在蘇聯，中共，國民政府三大勢力之間來回遊走，曲意逢迎。1933年，盛世才通過政變，正式奪去了對新疆的控制。民國時代的新疆地區面積相當於16個浙江省，又地處邊地，因而信息與交通十分閉塞，然而盛世才時代開始之後，通過往返電報收發，新疆的迪化第一時間就能知曉國內甚至國際發生的大事，而新疆其他地區則是山高皇帝遠，改朝換代不可知。盛世才利用這種閉塞與靈通相共存的特點，有力的掌控了輿論，封鎖了消息，自己還能方便的與中央與蘇聯討價還價，快速發展的通訊技術無疑幫了盛世才的忙。
在盛世才統治新疆之前，新疆與內地沒有鐵路相通，而公路也是坑坑窪窪，因而盛世纔去新疆選擇了從南京前往哈爾濱，乘坐火車經中東鐵路轉西伯利亞大鐵路。雖然一路耗時十餘日，但是也大大縮短了前往新疆的時間。後來紅軍西路軍失敗餘部前往新疆的時候，走陝甘河西走廊，耗時兩月纔到。這種交通上的不方便普遍存在於中國的邊疆地區，例如當時的廣西人想去北京，最快的方法是出境去越南乘船去天津。當時的西藏人想去北京，最快的方法是出境去印度乘船前往。邊疆地區落後的交通，爲周邊列強的滲入提供了可乘之機，也是近現代中國一次又一次的出現邊疆危機的癥結所在。
盛世才時代的新疆，人口總數約400萬，而漢族人口僅爲20萬，人口比例和今天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民族問題的解決是十分關鍵的，在金樹仁時代曾發生過焉耆少數民族暴動，農民軍圍了二百名省軍後，省軍引爆火藥庫自殺的事件。盛世纔在統治新疆期間提出了的所謂“六大政策”，主張“民平”，也就是對於少數民族羣體採取寬容政策。但是他的政策在現在看來仍然具有大漢族主義的影子，因而在他任內新疆的少數民族起義不斷，而盛世才也多是沿用前任金樹仁的方法堅決鎮壓。導致在其統治末期爆發了三區革命，結合當下新疆地區的形勢，歷史上的經驗也是很值得反思和借鑑的。
盛世才作爲一個東北人，在其人生軌跡中，自一開始就被打上了東北系的烙印。無論此後盛世才如何撇清與奉系軍閥之間關係，依舊在各大勢力效力之時因爲自己的口音和籍貫而受到排擠，不被重用。例如在盛世才入疆前的新疆省主席金樹仁就只重用和信任他的家族和同鄉，連招募來的兵都是和金樹仁同鄉的陝甘人士，特別是甘肅籍人。這些人到了金樹仁手下之後總是有官做，而對其他省的人則是百般排斥。以至於當時新疆地區流傳着一首民謠：“早上學會河州話，晚上便把洋刀跨”。
然而，盛世才晚年卻很悽慘，由於長期將投奔來希望抗日的東北義勇軍用做盛世才個人實現野心的工具和炮灰，其岳父一家在抗戰之後被原東北軍勢力的殺手暗害，而全國上下此時都對盛世才一致聲討，認爲他在新疆犯下了許多罪過，雖然盛世才通過行賄得以一次次保全下來，大勢已去的傷感還是難以言表的。
盛世才的悽慘人生，與他屢次倒戈相關。爲什麼盛世才接受了良好系統的教育，一生卻又多次改換門庭，變更陣營?這與其所處的環境和自身的性格密切相關。這些共同特性促使了他生性多疑且精於權謀詐變。這也奠定了他在新疆掌權十餘年，邊境外有虎視眈眈的蘇聯，國內有國共雙方的對這一地區的滲透與爭奪，新疆內部也有無數反對他的少數民族分裂勢力，極端宗教勢力，以及面和心不和的東北義勇軍殘部，而盛世才總是利用這些敵對力量之間的利益矛盾，相互制約，
在新疆得以長期盤踞。
盛世才的一生實在是難以給予一個全面的評價。因爲這位極具爭議的“新疆王”無論是主觀和客觀的角度，學術界都有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主觀上盛世纔沒有真正信奉的政治主張，在主政新疆時利用自己的意識形態來進行政治投機，最後爲了獻禮蔣介石，不惜拋棄自己的政治主張，叛變革命，盛世纔在新僵時大肆屠殺異己，實行特務恐怖統治，先後關押20萬人，新疆作爲遠離戰火的和平地區，盛世才卻致使民生凋敝生活艱難，其心可誅。
但是另一方面，盛世纔沒有讓蘇聯勢力最終控制新疆，還對新疆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經濟發展客觀上有了貢獻。他在抗戰初期對延安的物資支持也爲陝北根據地站穩腳跟做出了貢獻。因而不能一棒子打死，應該辯證的分析。作者在書的結尾並沒有對盛世才的一生進行評價，而在他其他著述中，也是偏向於“有功有過，功過各不相抵”的看法。
對於現代希望官階上升的人來說，盛世才的人生經驗使他們所謂成功學的最佳範例，但是對於飽經苦難洗禮的新疆父老來說，國無寧日，上層勾心鬥角只能帶來下層的分裂與動盪，今日的邊疆諸多問題，怕也是肇始於盛世才時期留下的禍根吧。對於盛世才也有了一個更全面客觀的評價，也對那一個時代的新疆有了更多程度的認識，對於邊疆和民族問題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