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律令》是呂后當政期間確立的一部完整法律條文，它的出現爲漢朝初年經濟的復興提供了堅實的保障，更是爲之後漢武帝橫掃匈奴奠定了基礎。
據李學勤等專家對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分析，那裏的“二年”應爲“呂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而就在這部距今2188年的漢代“律令”中，我們可以找到若干漢代女子充當戶主、女子可以繼承夫爵、子爵和財產等法律條文。因而，在沒有新的考古發現之前，我們可以把《二年律令》視爲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涉及保護女性權益的成文法。
首先，在《二年律令》中有女子可以充當戶主的法律依據。如《二年律令·戶律》規定：“民大父母、父母、子、孫、同產、欲相分予奴婢、馬牛羊、它財物者，皆許之，輒爲定籍。孫爲戶，與大父母居，養之不善，令孫且外居……孫死，其母而代爲戶。令毋敢逐夫父母及入贅，及道外取其子財。”從這一法律條文看，漢代明確規定了男戶主死後，其“大父母、父母”可繼承和分享他的“奴婢、馬牛羊、它財物”;在作爲戶主的兒子死亡後，其母亦可“代爲戶主”。這一規定從法律上確立了女性(祖母、母親)在男戶主死亡之後的正當權益。
其次，在《二年律令》的《置後律》中，“女子”的繼承權問題和立戶條件也有着詳細的法律依據。如：“□□□□爲縣官有爲也，以其故死若傷二旬中死，皆爲死事者，令子男襲其爵，毋爵者，其後爲公士。毋子男以女，毋女以父，毋父以母，毋母以男同產，毋男同產以女同產，毋女同產以妻。諸死事當置後，毋父母、妻子、同產者，以大父，毋大父以大母與同居數者。”從這一法律條文看，漢代已明確規定因公受傷致死的男性，可以“令子男襲其爵”並繼立爲戶主，在沒有子男、父親、祖父、男同產的情況下，女兒、母親、女同產、妻子和祖母可以依次享有繼承爵位、充當戶主的權力。
再次，關於尚未出嫁的女戶主，在出嫁後如何恢復對原有財產的控制和恢復其戶主身份，《二年律令》中的《置後律》也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如：“女子爲父母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棄妻，及夫死，妻得復取以爲戶。棄妻，畀之其財。”以這條簡文看，漢代已明確規定，凡因父母死亡而繼承戶主的女性在出嫁時，其田宅可以納入丈夫的田宅範圍，但如果兩者的宅舍不是比鄰，則妻子的宅院不能納入丈夫的家中;如果該女子被遺棄，那麼，她便可以在丈夫死亡之後，重新索回自己的田宅、財產，並且重新獲得戶主地位。
最後，關於丈夫死亡、由寡婦繼立成爲戶主後，如何享有田宅和爵位的問題，《二年律令·置後律》也有明確規定。如：“寡爲戶後，予田宅，比子爲後者爵。”再結合“女子比其夫爵”的簡文就可認定，在漢初，如果寡婦繼立爲戶主和繼承人，國家按律授予田宅，並且可以比照以子男繼承亡父戶主和爵位的相關權益。
結合1999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長沙走馬樓吳簡所反映的相關材料看，以女子爲戶主的現象在孫吳初期的長沙郡臨湘侯國中亦存在。所以，從歷史的延續性規律來看，西漢初年到三國孫吳初年的400多年裏，出現漢初保護“女子”繼承權及家庭控制權方面的嚴密法規與孫吳時期“女戶”的存在，都不是歷史的偶然，它充分說明“女戶”現象實際上是漢魏時期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在經歷幾十年戰亂之後，漢初社會不僅存在着大量的以女子爲戶主的“女戶”現象的可能性，而且也正是這些可能性的存在，爲漢代國家制定相關法律條文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基礎。所以，漢初國家之所以在嚴禁“爲人妻者不得爲戶”的律令條件下，能夠制定出詳細的法律法規來嚴格保護寡婦、女兒、母親、女同產和祖母在財產繼承權和家庭控制權方面的權益，並不是偶然的歷史現象，而是順應漢代社會時代要求所採取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