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兩代帝國，均有過大規模對外戰爭，且皆具備獲勝的記錄。這在不少後世人的眼裏，成了不可磨滅的盛世象徵。似乎用武力解決問題，就是民族尊嚴的體現。除去上綱上線外，少有人探究帝國對外戰爭的原因。畢竟，所謂尊嚴和麪子問題並不是政治的全部。
河套草原是優質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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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兩個帝國，均有過大規模對外戰爭，且皆具備獲勝的記錄。尤其是漢帝國的勝績更是彪炳史冊，被後世廣爲傳誦。民族主義者、唯物史觀者，無不對此推崇備至，在他們的眼中，似乎開疆拓土，對外征戰，用武力解決一切問題就是盛世的象徵。一句口號喊得異常響亮：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關於此，我不想談論如此意氣用事有無必要，更不願意上綱上線地把問題擡到民族尊嚴的高度上去。個人認爲，摸清楚戰爭的起因及其根源，比關注勝負更爲重要。因爲影響到戰爭勝負的因素太多了，而且絕大多數因素都過於偶然。
在秦篇中，戰爭的利益脈絡我們已經理清，但是並未詳細介紹誘發戰爭的客觀因素和承載戰爭的客觀環境。現在，我們就着力在戰爭誘因和環境上做精細的分析，以便從中摸索出些一些規律，順便溫習一下舊時的功課。
秦帝國時期，始皇帝嬴政曾派大將蒙恬遠逐匈奴，佔領了曾屬於匈奴人的領地——河套地區。河套地區舊稱河間，其位於北緯37度線以北，黃河“幾”字彎流域，囊括了銀川平原以及鄂爾多斯高原、黃土高原的部分地區。這裏土地肥沃、水草繁茂，可以說是天然的糧倉。曾有俗語說得好：黃河百害，唯富一套。
河套地區的富饒是由其地理位置所決定的，這裏的氣候、土壤、水源等天然條件均適宜農作物的生長，是當時遊牧民族的主要棲息地。
經濟壓力迫在眉睫
前文中曾介紹過秦帝國的軍國體制，這是秦主動對匈奴用兵的一個關鍵理由，即必須不斷對外戰爭才能驅動國家機器，使社會的經濟穩步有序地運轉起來，同時奪取新的資源以供社會羣落內成員使用。在秦帝國盡滅關東六國到對匈奴用兵前，前後有大約七年時間是沒有戰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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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國停擺，意味着社會要面臨一個運轉慣性的問題。多年來習慣於征戰的軍人接近職業化，在社會分工中從事其他職業並不比長期處於軍隊外的人更有優勢，說得更嚴重些，他們已經難以在常規的社會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獲得他們期望中的經濟收益。經濟效益驅使這些無處覓封侯的職業化軍人擁有再次從軍的需求，若不能滿足，則可能成爲社會的一大安全隱患。安撫這些退伍軍人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
另一個點燃戰爭導火線的因素是經濟壓力，準確地說是人口壓力。秦帝國統一天下之時，除去戰時的傷亡外，並無大量殺戮平民的現象，而是將舊時六國的人口和土地一起接收過來，整合成一個大帝國。舊社會羣落解散並融合進新社會羣落中，得到最大限度保全的人口，會成爲人口繼續增長的基礎。龐大的人口基數和無序的人口增長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就令社會感覺到經濟的壓力。
前文記錄過，公元前216年，秦帝國因政府制度的缺陷，導致了土地資源分配不合理，直接引起了經濟危機的爆發，通貨膨脹率奇高無比，具體表現則爲糧食價格飆升。
公平地說，即使秦政府當時在土地制度上處理得體，預留好緩衝，也無法徹底根治人口壓力的痼疾。也許矛盾不會表現得如此尖銳，呈爆發事態出現，可總有一天問題會呈現在眼前。歸根結底，是生產技術的更新無法跟上人口的增長速度。
兩者的壓力都迫使秦帝國政府做出決斷。在河套地區水土肥沃、宜耕宜農的誘惑下，在軍事技術、力量上佳的前提下，秦帝國政府選擇了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來解除這種經濟壓力——輸出暴力，即戰爭。
在無新技術更新生產能力的前提條件下，有這樣一個公式可以說明帝國政府的決策取決於什麼：
經濟資源總量/人口總數=人均資源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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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均資源成爲一個額定數字，低於這個數字將無法保障生存時，那麼能作爲變量而進行變動的，只有經濟資源總量和人口總數這兩個條件了。換句話說，要緩解這個壓力，辦法可以是增加經濟資源總量，也可以是消滅人口，更可以是兩者皆有之。如此看來，戰爭是惟一的出路，雖然有悖於文明及人道。
對外，如果打贏，可以獲得經濟資源;打輸，可以消滅人口。在不致因戰爭失敗而遭對方反噬並導致滅國的前提下，對外發動戰爭是個好的選擇。若無能力對外征戰，那麼對內鎮壓因經濟給養不足而由民衆自發組織的暴亂行爲，也不失爲一個好的選擇。
由此可見，民族尊嚴、大義都不是發動戰爭的根本理由，至多是一種藉口。實實在在的硬理由，是與經濟完全掛鉤的，來不得半點虛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