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公民寫史”的時代，它給了我們每個人一支筆，以打破幾千年來被官史和史官壟斷的歷史書寫權和解釋權。
我們不僅有筆和紙，我們還有相機、攝像機、電腦、網絡社區、博客……我們既可以記錄現在或還原過去，也可以通過追記家世修繕家譜來接續失落的傳統。我們定義的歷史，是任何已經發生而不應忘記的事情。我們寫就的歷史，未必是宏大敘事，但點點滴滴的事實，將會匯成最本真的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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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女人足之大小不僅取決於男人的好惡，甚至攸關文化興衰和國家命運，纏足與放足就不再是一項個人權利。
在現代人看來，中國古代婦女纏足是個“歷史之謎”，至今仍難理解。纏足，何時產生?何以流傳千年?
主流觀點把纏足看作一種病態或變態行爲，認爲纏足折射出的是一種“變態的文化現象，畸形的審美觀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當長時期裏的古代社會也因此而被認爲是一個“變態的社會”。
然而，讓我迷惑不解的是：纏足成爲一種通行的社會習俗有千餘年曆史，小腳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美的體現，纏足是實現這種美的手段，都是不爭的事實。在千餘年的時間裏，一個民族中的多數男子都喜歡小足，多數女子都纏足，是否可以簡單地說他們是病態呢?很顯然，一個民族集體“患病”千年，是說不通的。
收益與風險的博弈
司馬遷的《史記》稱：“臨淄女子，彈弦，?纏”。其中?纏可能指纏足，或許僅限於少數風月場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詩中有一句“小頭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寫的是纏足女性。杜牧詩中 “細尺裁量約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則刻畫婦女用布帶纏足的情況。但是，五代以前，纏足並不流行。湖南馬王堆古墓出土的漢代婦女是天足，五代時，韓熙載《夜宴圖》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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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廣”功不可沒。《道山新聞》記載說:“後主宮嬪?娘，纖細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迴旋有凌雲之態。”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過纏足，?孃的體態更加輕盈，如弱柳扶風，備受皇帝讚賞與寵幸。爲了爭寵，后妃們競相模仿，纏足便在皇宮內流行起來。
只要許多人捲入其中，那麼，從衆的情形就將是強烈的。一旦模仿作爲一種策略被採納，那麼，它就可能轉變爲一種日常的慣例或者習俗。由此，皇宮內流行的纏足，被貴族士大夫階層的家眷所模仿，進而蔓延到普通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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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字記載和地下發掘物來看，在北宋已有相當一部分婦女纏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輟耕錄》雲：“元豐(宋神宗年號)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爲恥。”另外, 從福州黃升墓中出土六雙女鞋, 其中一雙穿在死者的腳上,五雙爲隨葬品。平均長度爲13.3至14釐米，寬度爲4.4至5釐米, 死者腳上還裹着210釐米的裹腳布。這已經是較爲標準的纏足，與明清兩代的纏足已十分接近了。
纏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歡迎，並非現代一些人所說的“陋習”、“醜惡”。連蘇軾、辛棄疾這樣傑出的男士都有歌詠和欣賞纏足的篇章。蘇軾的《菩薩蠻詠足詞》是專門爲詠纏足而作：“塗香莫惜連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需從掌上看。”
許許多多男人對纏足入了迷, 沉醉其間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詩人楊維楨用纖足妓女的鞋子“載盞行酒，謂之‘金蓮杯’”。清代詩人袁枚在《答人求妾書》中說:“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鬟，先俯察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