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是中國當前最招人厭惡的一種官，形象大都是腦滿腸肥、呼三喝六、得了巴瑟、陽奉陰違，這些特點不是完全具備在某一個貪官身上，或具其一，或具其二，或者五毒俱全，也有精瘦英俊的貪官，不是那種臉譜化的。
對於貪官的懲治，法律基本上是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直至死刑，挨槍子打注射。個別倒黴的貪官，如果頑固抵賴，也免不了遭受刑訊逼供，或被想出氣的公檢法人員虐待調理。民間一有不幸事件發生，有人就哀嘆咋不死的是貪官，遺憾犯罪分子咋不殺貪官。種種，都可以看出對貪官的厭惡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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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有遠見的思想家、政治家們都採取了各種措施進行倡廉懲貪,有的無法採納，有的僅供借鑑。
《詩經》中就有這樣的詩句：“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宋代包拯說：“貪者，民之賊也。”人們憎恨貪官污吏，原因就在於貪官污吏禍國殃民。
中國古代的聖人賢哲把思想教化放在反腐敗的第一位。早在《尚書》中就提出：“任官惟賢才，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王陽明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對民衆和官員進行道德品質教育，向民衆和官員灌輸“仁、義、禮、智”，“忠、信、誠、勇”，“勤、儉、節、廉”，“公生明，廉生威”等等倫理道德觀念。一旦教育不起作用，官員沒皮沒臉，就踩採用重刑伺候。
《秦律》規定：“通一錢者，黥爲城旦”。意思是哪怕受賄一個銅錢，也要受到臉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懲罰。這無疑比薄熙來打王立軍耳光輕多了，也比沒暫住證押往昌平挖沙子殘忍。
《唐律》規定官吏如在其轄區收受百姓財物，牛羊瓜果等，或向百姓借貸財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貪污罪論處。 唐太宗受“顛罰爲獎”的啓發，對那些受賄的貪官別開生路，不是“處罰”，而是“獎勵”。
你貪什麼，就獎你什麼，你貪多少，就給你獎多少，當場在金鑾殿上“兌現獎勵”，讓你當着文武百官的面把獎品揹回去。但這處罰也罷獎勵也罷，要搞得你面子非常難堪、心裏非常受傷。比這更出奇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於貞觀四年大赦天下，罪無輕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卻特別申明：“枉法受財之贓官不在赦列”。毫無疑問，這時的貪官幸福無比。
北宋初年，贓滿五貫者處死。五貫是什麼意思呢?當時宰相每月俸祿是三百貫，小縣主簿每月的俸祿爲六貫。小貪污數額不足一個科級幹部的月薪就要處死。聯想到劉立軍
明朝是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朝代，《大明律》對懲治貪官十分嚴酷，允許百姓將害民貪官直接越級“綁縛赴京治罪”，若各級官吏敢有阻攔者，全家族誅。貴州黔陽縣安江驛丞李添奇，“恣意爲非，貪污受賄，害民不止一端”，被百姓拿獲赴京，瞭解案情後，朱元璋當即命人砍去其腳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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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十年(1397年)，一貫等於一兩銀子的大明寶鈔已經貶值到票面價值的20%之下，按照對糧食的購買力折成人民幣不過兩三萬元。朱元璋採用更加嚴苛的貪贓枉法八十兩銀子處死的標準。按這個比例，現在一些村官貪污幾千萬元，夠斬上萬次頭、做好幾萬次皮囊了。
處死的方法很多，有凌遲、挑筋、梟首、誅族等。還有用開水燙、用鐵刷“洗刷刷”、抽腸、臉上刺字、割鼻子、閹割等等。
剝皮實草是把人皮剝下來，用草填充起來做成皮囊掛到所在官署的外面，示衆以儆效尤。如此觸目驚心的嚴酷懲辦曾使當時混濁的吏治爲之一清。
不過死則死矣，做皮囊還算幸福，最殘酷的的酷刑恐怕要數凌遲了。凌遲一刑在明朝之前，很少有超過割1000刀的，到明朝，對於貪官的凌遲，基本上都超過1000刀，最多超過3000刀，真的是千刀萬剮。一次凌遲要延續幾天，頭一天，被施以凌遲的貪官還不會死。有些人在強調中國古代帝王的殘暴時，往往舉明朝的凌遲爲例。以至於忽視了凌遲的對象，大都是罪大惡極的貪官。
明朝先後處死了15萬名貪官，其中二品以上官員152人。明朝大太監劉瑾，所貪錢財可抵國庫，最後被凌遲3357刀，千刀萬剮了三天三夜。老百姓掏錢從劊子手處買其血肉，或蒸、煮、燒、烹，和酒而食。處罰貪官的嚴厲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死刑較爲人道，貪官再次勃發。萬曆十二年(1584年)冬,蟄居14年的海瑞奉召出山,擔任“中紀委書記”和“中組部部長”。海瑞認爲當前處罰貪官污吏的刑法太輕，應該效仿明太祖朱元璋的立法:貪贓枉法八十貫論絞。他還提到朱元璋將貪官剝皮填草,作成人皮口袋掛在公堂上懲戒後任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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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貪官一旦被舉報，革職抄家再處罰。清代的基本法律《大清律例》以明代的《大明律》爲藍本，清朝官員貪污，只要被參奏，首先就是被革職，查出端倪之後就被抄家即沒收所有家產，然後再根據查實的犯罪情節分別給予不同程度的刑事處罰。除了刑事處罰之外，對於貪污但涉案不深的官吏則可採取行政處罰，包括革職、停止提升、經濟賠償等。
回顧中國懲治貪官的歷史不難看出，不管寬與嚴，都有法律明文規定，重者殺頭，誅連他人，輕者打得皮開肉綻，永不錄用。現在貪官不絕，一個原因恐怕就是貪污其間快樂至極，一旦關押還不許打罵，即使死刑也較爲人道，一個槍子一針毒藥毫無知覺就見閻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