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報》報道中說:“19日午後2時，中國航空公司飛機由京飛平，飛行至濟南城南三十里黨家莊，因天雨霧大，誤觸開山山頂，當即墜落山下。本報記者親往調查，見機身全焚燬，僅餘空架。乘客一人，司機二人，全被燒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認。郵件被焚後，郵票灰彷彿可見，慘狀不忍睹。遇難司機爲王冠一、樑璧堂，乘客爲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之友……”
報道中殉難的乘客就是詩人徐志摩。英年早逝的徐志摩，他留與人間一卷詩，也留與人間一段情。當噩耗傳到陸小曼耳中時，她感到“天垮了，地陷了，世界進入一片黑暗”。而林徽因在得知消息後，也兩眼發黑，雙腿一下軟了下來。然後她和丈夫樑思成流着淚，編了個小花圈，中間嵌着志摩的照片，敬悼於志摩的靈前。至於前妻張幼儀，在聽到噩耗時，她對兒子徐積鍇說:“你爸爸上天了，快隨你舅舅去接靈吧!”而才女凌叔華也沒有忘記他，她在《志摩真的不回來了嗎?》文中說道:“志摩，你真的死了嗎?誰會相信像你這樣一個有生氣的人會死了的?得到這消息時，我就不信，可是問了幾處，都答說是真的，回電已證明了。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我騙自己說:‘也許這孩子覺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點玄虛來嚇一嚇他的朋友吧!再說，他哪裏像會死的人呢?’”“我就不信，志摩，像你這樣一個人肯在這時候撇下我們走了的。平空飛落下來，解脫得這般輕靈，直像一朵紅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辭了枝杈，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許你會選擇這一個，可是，不該是這時候!莫非你(我在騙不過自己時，也曾這樣胡想)在雲端裏真的遇到了上帝，那個我們不肯承認他是萬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卻因爲不忍甩下我們這羣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動，像久米仙人那樣跌落下來了?我猜對了吧，志摩?”在同一時間裏，四個女人在爲他“唱悲傷的歌”，爲何如此?只爲志摩曾經有過的深情，他是“愛”，是“暖”，是“希望”，是“人間四月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爲他在各地舉辦了追悼會，其中以北平和上海兩處規模最大。追悼之餘，由胡適領頭，組成編輯委員會，擬將徐志摩已發表的作品和未發表的手稿、書信、日記全部蒐集，編成《徐志摩全集》，以盡對亡友的責任。這在同年12月5日沈從文給王際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們在預備印行他的信裏，選出一些使活人看來不至於紅臉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紀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對於此後生活毫無依歸的小曼，稍有補助。志摩活時是一個喜歡寫信的人，你處若還有他的信件，可以找出來寄給我。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張將來由一個人保管(我以爲叔華最適宜於做這件事)，等大家都死後再印，可不知這事情結果怎麼樣。”
何以是由凌叔華來保管呢?原來徐志摩曾經追求過凌叔華，凌叔華可說是徐志摩的“紅粉知己”。這在徐志摩1923年與1924年間寫給凌叔華的信(後來經凌叔華曾發表在《武漢日報》的《現代文藝》上，但收信者名字卻被塗掉)中，可看出端倪。徐志摩日後曾對陸小曼說“女友裏叔華是我一個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種能瞭解他“靈魂的想望”和“真的志願”的朋友。凌叔華也不只一次說過，志摩與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寫信時，是把凌叔華作爲“一個真能體會，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沒有顧慮地袒露自己，“頂自然，也頂自由，這真是幸福”。志摩說他寫的是些“半瘋半夢”的話，“但我相信倒是瘋話裏有‘性情之真’”，還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因此學者樑錫華就指出:“從年月可見，徐志摩寫這些親暱到近乎情書的私柬給凌叔華，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認識陸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虛、最傷痛、最需要填補的時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華近在眼前而又屬雲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動情並向她試圖用情，是自然不過的。”
凌叔華
基於對凌叔華的信任，1925年3月，當徐志摩決定歐遊時(按:除赴泰戈爾之約，更重要的是爲他與陸小曼的緋聞，而去躲避風頭的)，臨行之前他把一個裝有“天堂和地獄”案件的小皮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這小皮箱就是後來大家通稱的“八寶箱”。箱子放有什麼東西?據推測，有徐志摩的書信及平時他隨手寫下的一些散文或詩歌的手犒，最重要的有兩本英文日記，那是1921與1922年間他在英倫和林徽因相戀的日記，通稱《康橋(Cambridge)日記》。據林徽因給胡適的信，談及還有《雪池時代日記》(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衚衕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戀日記)。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歐遊歸來，他與陸小曼的感情熱度並沒有遞減，反而急驟升溫，徐志摩下定決心，不管有多少阻攔，他都要爭取這番戀愛的成功。不久雙方各自順利解除婚約，徐、陸兩人終於在1926年8月10日，也就是陰曆的七夕情人節，訂婚了，緊接着在10月3日——陰曆的孔子誕辰日，他們在北京北海董事會舉行婚禮。此時徐志摩忙得無暇顧及那個存放在凌叔華那裏的“八寶箱”。到了婚後，他們移居浙江硤石及上海後，又顧及到箱子裏有不宜陸小曼看到的日記、書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沒有急着把箱子索回。而在這期間凌叔華也經歷了與陳西瀅結婚等人生大事(1926年7月)及後來(1927年10月)與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況，“八寶箱”就一直存放於凌叔華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歐遊(此次是由於婚後生活的窒息，他渴望藉此旅行來激發久已枯澀的詩情，也同時希望因此“小別”能讓與小曼的情愛“勝新婚”)。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師梁啓超的病。他見着很多舊日的朋友，但此時凌叔華與陳西瀅已從日本返國，並在兩個月前與陳西瀅(同年10月，陳西瀅應聘出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並未見着凌叔華，人在武昌的凌叔華顯然沒有機會將“八寶箱”當面交與徐志摩。因此纔有後來(1931年12月10日)她給胡適的信中說“我去日本時，他也不要，後來我去武昌交與之琳，纔算物歸原主”之句。
凌叔華說她通過卞之琳，將“八寶箱”轉交給徐志摩。爲此徐志摩的學生趙家璧在80年代曾寫信問過卞之琳，據卞之琳的回信說:“凌叔華致胡適信，說曾把徐‘文字因緣箱’交與我，是她記錯了，我從未聞此事，不知她究竟交給了誰。”筆者就時間推論，1928年10月凌叔華離京之前，卞之琳還在上海私立浦東中學念高中，直到1929年夏天，他才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而認識徐志摩則更晚了，那要等到1931年初徐志摩到北大教英詩及翻譯課時，卞之琳呈上習作請徐志摩指教，徐志摩將卞詩帶回上海，跟沈從文一起讀，並把卞詩發表在上海的新月《詩刊》及南京的《創作月刊》《文藝月刊》上，這都是後來的事。因此凌叔華不可能將如此重要的“八寶箱”交予一個從未與徐志摩謀面的人，這也難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匯讀書週報》上發表了長文，認爲凌叔華的種種說法，是一筆糊塗賬。
但徐志摩在此時確實將箱子取走了，我們看1928年12月13日他給小曼的信中說:“車誤了三個鐘點，到京已晚11時，老金(按:金嶽霖)、麗琳(按:老金的美國女友Lilian Tailor)、瞿菊農，都來站接我……老金他們已遷入叔華的私產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兩廂，中間公用一個客廳。初進廳老金就打哈哈，原來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現在他家美美地鋪着哪……麗琳還是那舊精神……”在凌家住了一晚後，第二天徐志摩便到協和醫院去看梁任公的病，他見到樑思成與林徽因(按:兩人於3月21日在加拿大溫哥華結婚，婚後赴歐洲參觀古建築，然後取道西伯利亞，於8月18日回京)。由於新婚燕爾，林徽因“風度無改，渦媚猶圓，談鋒尤健，興致亦豪，且亦能吸菸卷喝啤酒矣”!據1932年元旦林徽因給胡適的信中說:“……此箱偏偏又是當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華)的一個箱子，曾被她私開過的(此句話志摩曾親語我。他自叔華老太太處取回箱時，亦大喊‘我鎖的，如何開了，這是我最要緊的文件箱，如何無鎖，怪事——’又‘太奇怪，許多東西不見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從麗琳處取回箱子，凌叔華的“交與之琳，纔算物歸原主”，恐是“麗琳”的筆誤罷，況且老金、麗琳與凌叔華、徐志摩都熟，現在又住在凌叔華家，由其轉交是最自然不過的。總之，此事與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八寶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至於後來“八寶箱”怎會又在凌叔華的手中呢，那是兩年多以後的事了。1931年6月11日，徐志摩從上海到北平，據他給小曼的信說:“……第一看奚若，第二看麗琳、叔華(按:凌叔華已離開武昌回到北平任北平古物陳列所專門委員)。叔華長胖了好些，說是個有孩子的母親，可以相信了。”6月12日，凌叔華和徐志摩、羅隆基、沈從文等一同去看望在香山養病的林徽因。6月13日中午，凌叔華請徐志摩等吃鰣魚蜜酒。6月14日，在陳衡哲家吃飯，有凌叔華、冰心、楊振聲、沈性仁等人。6月16日晚在北海聚會，有楊振聲、鄧以蟄、凌叔華、沈性仁，徐志摩說“風光的美，不言而喻”。6月25日給小曼的信說:“我這人大約一生就爲朋友忙!來此兩星期，說也慚愧，除了考試改卷算是天大正事，此外都是朋友，永遠是朋友。楊振聲忙了我不少時間，叔華、從文又忙了我不少時間……”
在他與沈從文的接觸期間，兩人很可能相約各自爲對方寫小說，因爲後來徐志摩以沈從文和丁玲、胡也頻的故事寫了一篇《璫女士》，發表在9月份的《新月》雜誌上，當然沈從文也有意以徐志摩爲原型寫成小說，所以凌叔華在同年12月10日給胡適的信中說:“今年夏天從文答應給他寫小說，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獄的‘案件’帶來與他看，我也聽他提過(從前他去歐時已給我看過，解說甚詳，也叫我萬一他不回來爲他寫小說)……”徐志摩是把“八寶箱”提來要給沈從文看。沈從文在同年12月12日給胡適的信中就說:“8月間我離開北平以前(按:徐志摩、胡適向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推薦沈從文到該校擔任教職，因此沈從文於8月上旬離開北平去青島)，在你樓上(按:當時徐志摩住胡適家)我同他談到他的故事很久，他當時說到最適宜於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說話的叔華。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爲當時還同我說到，等他老後，等我們都老一點後，預備用我老後的精力，寫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參考他百寶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島後，他來信還說已經把百寶箱帶來了，等將來到北平看。”但沈從文後來是否看過不得而知，但徐志摩是再次把“八寶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這件事是沒錯的。
只是這次“八寶箱”中的東西是與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時代日記》在輾轉於硤石老家及上海的中間，爲陸小曼所見，被陸小曼給燒了。據林徽因1932年元旦給胡適的信中說:“整三年前，他北來時，他向我訴說他訂婚結婚經過，講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時代日記》不高興極了，把它燒了的話，當時也說過‘不過我尚存下我的《康橋日記》’。”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陸小曼的日記(按:陸小曼說一本，而凌叔華說兩本)，那是寫於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歐遊之後，因此肯定不會是在徐志摩歐遊前交給凌叔華箱子前放進去的。還有徐志摩1925年由歐洲返國途中所寫的幾篇稿件、徐志摩寫於1925年及1926年的兩本日記——《愛眉小札》和《眉軒瑣語》。
而據後來林徽因從胡適那裏拿到箱子後(按:徐志摩死後，胡適向凌叔華施壓而拿到的)，打開看的結果是:“11月28日星期六晨，由您處拿到一堆日記簿(有滿的一本，有幾行的數本，皆中文，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後交叔華，由您負責取回的)，有兩本英文日記，即所謂Cambridge日記者一本，乃從July 31，1921起。次本從Dec. 2(同年)起始，至回國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爲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寫的。此外幾包‘晨副’原稿，兩包‘晨副’零張雜紙，空本子小相片，兩把扇面，零零星星紙片，住址本。”
1983年5月7日，旅居英倫的凌叔華覆信給徐志摩的表妹夫陳從周說:“……至於志摩墜機後，由適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說要爲志摩整理出書紀念。我因想到箱內有小曼私人日記兩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記二三本，他既然說過不要隨便給人看，他信託我，所以交我代存，並且重託過我爲他寫‘傳記’。爲了這些原因，同時我知道如我交胡適，他那邊天天有朋友去談志摩事，這些日記，恐將滋事生非了。因爲小曼日記內(兩本)也常記一些是是非非，且對人名也不包涵，想到這一點，我回信給胡適說，我只能將‘八寶箱’交給他，要求他送給小曼。以後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適之日記上，仍寫志摩日記有兩本存凌叔華處……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發現……”從一些書信得知，胡適在第一時間(11月27日)從凌叔華處取得了箱子，打開後並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後在11月28日晨交予林徽因。林徽因在後來給胡適的信中就說:“那天在您處僅留一小時，理詩刊稿子，無暇細看箱內零本，所以一起將箱帶回細看，此箱內物是您放入的，我絲毫未動，我更知道此箱裝的不是志摩平日原來的那些東西，而是在您將所有信件分人分類撿出後，單單將以上那些本子、紙包子聚成這一箱的。”
至於胡適從箱子裏拿出那些東西，我們從1994年12月黃山書社所出版的四十二冊《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中，可得知那些收信人爲徐志摩的大半書信，該是箱子裏的舊物，計有:1928年12月4日沈從文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二十七冊)，1931年6月8日保君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三十冊)，梁啓超致徐志摩信二通、梁啓超寫贈徐志摩《飲冰室讀書記》十頁(按:梁啓超病逝於1929年1月19日。收入《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三十三冊)，1931年6月16日陸小曼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三十四冊)，1929年5月13日蔣復璁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三十九冊)，1931年5月20日羅隆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四十一冊)。還有因爲1931年夏秋間箱子存放在凌叔華處，有1931年11月13日(按:徐志摩遇難的前六天)沈從文致徐志摩的信一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二十七冊)，1931年11月11日及其後的陸小曼致徐志摩信二通(收入《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三十四冊)。當時徐志摩住在胡適家中，因此遇難後，這些信札並沒有放入“八寶箱”中，就直接爲胡適所收存了。至於《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三十二冊，還有1926年10月13日及同年11月22日徐志摩致張慰慈信二通及1926年10月25日徐志摩致張慰慈、夢綠信一通，1931年10月26日徐志摩致李唯建信一通，則有可能是胡適在徐志摩亡故後，爲編書信集，而從當事人手中徵集得來的信函。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會上，胡適就提到要將徐志摩的書信收集出版，這個主意提醒了凌叔華，因爲她手上原有許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蒐集一些，由她來編輯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據林徽因次年元旦給胡適的信說:
追悼志摩的第二天(12月7日)，叔華來到我家向我要點志摩給我的信，由她編輯，成一種《志摩信札》之類的東西。我告訴她舊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爲英文，怕一時拿不出來，拿出來也不能印，我告訴她我拿到有好幾本日記，並請她看一遍大概是什麼，並告訴她，當時您有要交給大雨(按:孫大雨，徐志摩的學生)的意思，我有點兒不贊成。您竟然將全堆“日記類的東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卻又不敢負您的那種trust——您要我看一遍編個目錄——所以我看東西絕對的impersonal帶上歷史考據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事實的輾進變化，忘卻誰是誰。
最後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記(按:據林徽因信中言，凌叔華在11月26日，開如何追悼志摩的討論會的那一晚，約葉公超去看志摩的《康橋日記》)——我自然作爲她不會說“沒有”的可能說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說，聽說你有志摩的《康橋日記》在你處，可否讓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說可以。
林徽因,泰戈爾,徐志摩
我問她:“你處有幾本?兩本麼?”
她說:“兩——本——”聲音拖慢，說後極不高興。
我問:“兩本是一對麼?”未待答，“是否與這兩本(指我處《康橋日記》兩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應了些話，似乎說“是!不是，說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現在我是絕對記不清這個答案(這句話待考)。因爲當時問此話時，她的神色極不高興，我大窘。
凌叔華原本興沖沖地要去徵集志摩的書信的，沒想到林徽因不但不給她志摩的信，還因十天前出於胡適之助，而得到徐志摩的“八寶箱”，並要求要看已被凌叔華從“八寶箱”拿出後自己私藏的部分《康橋日記》，林徽因得了便宜又賣乖，凌叔華當然不會給她好臉色看的。或許是因爲太想得到《康橋日記》，或許爲了讓凌叔華心理平衡點，她讓凌叔華帶走陸小曼的兩冊日記。這在後來林徽因給胡適的信中有說“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後交叔華，由您負責取回的”及“又說小曼日記兩本，她拿去也不想還”等等的字句。在凌叔華臨走前，林徽因說要到凌叔華家取《康橋日記》，凌叔華說她下午不在，林徽因說她本想同凌叔華回去，但卻又不敢開口，於是約定星期三(12月9日)派人到凌叔華家取。
12月9日上午11點半，林徽因親自到凌叔華家，凌叔華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說:“昨遍找志摩日記不得，後檢自己當年日記，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兩小，一大。小者即在君處箱內，閱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滿寫的)未閱完，想來在字畫箱內(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書物皆堆棧成山，甚少機緣重爲整理，日間得閒當細檢一下，必可找出來閱。此兩日內，人事煩擾，大約須此星期底纔有空翻尋也。”林徽因知道凌叔華是有意躲着她，不願將日記交出，林徽因把這字條交給胡適看了。而當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條，說日記中有關於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讀到，希望凌叔華能夠體諒。
12月10日，凌叔華給胡適寫信，信中說:“昨日起，知道說也太遲了，不過我想還是說了舒服些……現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說了。只是我覺得我沒有早想到說出，有點對志摩不住。現在從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說過叔華是最適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裏很難過，可是沒有辦法了，因爲說也是白說，東西已經看了。”信中雖有強調箱“內有小曼初戀時日記二本，牽涉是非不少(罵徽因最多)，這正如從前不宜給小曼看一樣不妥”的原因，但凌叔華沒想到她原本是遺物的保管人，如今卻落得空無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寫這信是在試探胡適對此事的態度。胡適如何響應，目前無從知曉，但他是比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纔會把箱子交給林徽因。但支持凌叔華的自始至終有沈從文，除了12月5日給王際真的信中提到該交由凌叔華保管外，12月12日他給胡適的信也反對將這“八寶箱”交給林徽因，他說:“其中我似乎聽到說過有小曼日記，更不宜給徽因看，使一個活人，從某一些死者文件上，發現一些不應當發現的東西，對於活人只多惆悵，所以我盼望我說這話時間還不過遲。若一切已全給了她，那羊已走去，補牢也不必了。”
凌叔華沒有得到胡適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橋日記》，葉公超都看過，再不拿出來恐怕說不過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華便將日記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華也留了個字條說“怕你急，趕早送來”的話。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頁的半本日記(始自1920年11月17日)，發現與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記銜接不上，這半本日記的最後一句是“計劃很糟”，“正巧斷在剛要遇到我的前一兩日”，也就是這後面還缺了一大段。林徽因當時是氣急敗壞的，後來她又去找胡適求助，於是胡適在12月28日寫信給凌叔華說:“昨始知你送在徽因處的志摩日記只有半冊，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冊半留下作傳記或小說材料了。但我細想，這個辦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
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爲私有祕寶，則餘人所藏也有各成爲私有祕寶的危險。第三，朋友之中會因此發生意見，實爲最大不幸，決非死友所樂意。第四，你藏有此兩冊日記，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與孟和夫婦皆知道，徽因是你親自告訴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編的遺著略目，就註明你處存兩冊日記。昨天有人問我，我就說:‘叔華送來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記都在那裏，我還沒有打開看。’所以我今天寫這信給你，請你把那兩冊日記交給我，我把這幾冊英文日記全付打字人打成三個副本，將來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給你做傳記全材料。如此則一切遺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祕，做傳記的人就容易了，請你給我一個回信。倘能把日記交來人帶回，那就更好了。”
胡適的話說得委婉而有力，處處都替凌叔華設想到，但又處處進逼，讓凌叔華無法回絕。凌叔華接信後當曾立即向胡適響應，因此胡適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釋，如此纔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連寫了兩封長信給胡適的舉動，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爲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氣曲折說瞎話。此次因爲叔華瞎說，簡直氣糊塗了……女人小氣雖常有事，像她這種有相當學問知名的人也該學點大方纔好。現在無論日記是誰裁去的，當中一段缺了是事實，她沒有坦白地說明以前，對那幾句瞎話沒有相當解釋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會撕的，小曼尚在可問)。關於我想着那段日記，想也是女人小氣處或好奇處、多事處，不過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覺得慚愧。實說，我也不會以詩人的美諛爲榮，也不會以被人戀愛爲辱。我永是‘我’，被詩人恭維了也不會增美增能，有過一段不幸的曲折的舊歷史，也沒有什麼可羞慚(我只是要讀讀那日記，給我是種滿足，好奇心滿足，回味這古怪的世事，紀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說她急着要《康橋日記》(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話說得很輕鬆，其實是因爲那有着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願這日記落到別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談到我們英國一段事，說到他的《康橋日記》仍存在，回硤石時可找出給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給我，因爲他知道我留有他當時的舊信，他覺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緣故。
胡適從林徽因的信中瞭解事情的原委後，他再次向凌叔華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記。之後，胡適到南方去了一段時間，回到北平後他收到凌叔華送來的日記，胡適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記中說:“爲了志摩的半冊日記，北平鬧得滿城風雨，鬧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寧。今天日記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讀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冊的後幅仍有截去的四頁。我真有點生氣了。勉強忍下去，寫信去討這些脫頁，不知有效否。後面是今早還日記的原書。這位小姐到今天還不認錯!”胡適的日記粘貼着凌叔華歸還日記的信:
適之:
外本璧還，包紙及繩仍舊樣，望查收。此事以後希望能如一朵烏雲飛過清溪，彼此不留影子纔好，否則怎樣對得住那個愛和諧的長眠人!
你說我記憶不好，我也承認，不過不是這一次。這一次明明是一個像平常毫不用準備的人，說出話(即偶然說一二句前後不相呼應的話，也爲見好於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樣，卻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觀察指摘。這備與未備分別大得很呢。算了，只當我今年流年不利吧……
林徽因
胡適得到凌叔華送來的《康橋日記》，無疑轉給了林徽因。林徽因在這之後的一封給胡適的信中說:“……甚想在最近期間能夠一晤談，將志摩幾本日記總括籌個辦法……據我意見看來，此幾本日記英文原文並不算好，年青得利害，將來與他‘整傳’大有補助處固甚多，單印出來在英文文學上價值並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兩本中，文字比他後來的作品書札，差得很遠)，並且關係人個個都活着，也極不便，一時只是收儲保存問題，志摩作品中詩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緊要問題，不知近來有人辦理此事否?‘傳’不‘傳’的，我相信志摩的可愛的人格永遠會在人們記憶裏發亮的，暫時也沒有趕緊必要。至多慢慢蒐集材料爲將來的方便而已。”
林徽因在信中明白地表示，這些日記在當時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着用這些材料作傳，目前“只是收儲保存”。後來徐志摩的學生趙家璧，談到這批日記的去向時說:“但據陳從周說，後由林徽因保管。”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說:“我1982年爲一卷本《徐志摩選集》寫序，僅就聽說林徽因當年爭到的一部分而言，說過物是人非(她於1955年病逝)，確知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終於消失了，倒並不是出於紅衛兵的打、砸、搶。這是我當時特向金嶽霖打聽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話說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愛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過世後，確是“有人有意”讓它消失於人間了。
陸小曼在爲徐志摩編全集時，就不無幽怨地說:“其他日記(即除了已編輯出版的《西湖記》《愛眉小札》《眉軒瑣語》等之外)倒還有幾本，可惜不在我處，別人不肯拿出來，我也沒有辦法，不然倒可以比這幾本精彩很多。”而與陸小曼合編《徐志摩全集》的趙家璧也說:“小曼當時就告訴我，有幾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記留在北平的凌叔華和林徽因處，應設法弄到，以便編入全集。”
梁實秋在《談徐志摩》一文中，說過一些關於《徐志摩全集》難產的原因，他說:“聽說，志摩有一堆文字在林徽因手裏，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裏，兩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擱下來。我不知道這傳說是否正確，總之，《志摩全集》沒有印出來，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責任。”
後來《徐志摩全集》雖然印出來了，而且還有兩三套之多，但這“愛情潘多拉”，是永遠付之闕如，人間蒸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