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過元宵節，除了賞燈風俗，還有驅邪祛病的“走百病”風俗。
明代《帝京景物略》“燈市”條載：“婦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橋”。
明清兩代元宵節風俗相近，清代的《帝京歲時紀勝》有更詳細說明：
“元夕婦女羣遊，祈免災咎。前一人持香闢人，曰走百病。凡有橋處，三五相率以過，謂之度厄，俗傳曰走橋。又競往正陽門中洞摸門釘，讖宜男也。”
可見，“走百病”的活動主體是婦女，形式是羣遊。
古代反映市井生活的奇書《金瓶梅》，寫到元宵節時兩次寫到“走百病”的活動(分見第二十四回和第四十六回)。
每次“走百病”，衆婦人都讓西門慶的女婿陳經濟陪伴着放花炮放煙火，第二十四回把“走百病”稱作“走百媚兒”。
可見對潘金蓮等人來說，“走百病”固然有驅邪祛病的意義，但她們“走百病”也是爲了藉機外出遊玩一番，藉機展示一下自己的美麗。
據《武林舊事》，白綾襖兒乃是元宵節婦女常穿的衣服：“元夕節物，婦人……衣多尚白，蓋月下所宜也。”
第二十四回潘金蓮、孟玉樓等人“走百病”也正是如此打扮的，所謂“月色之下，恍如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脣”。
潘金蓮她們來到街市上，所見街景是“香塵不斷，遊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熱鬧。”
身處這種熱鬧歡樂的氣氛中，加上自身打扮的美麗，潘金蓮等人興致很高。 但興致最高的是僕婦宋惠蓮。
當潘金蓮向孟玉樓、李瓶兒提議“走百病”時，不相干的惠蓮主動提出“也攜帶我走走”。
她是最着意打扮自身的一個，衆人已經要出門，惠蓮偏要讓大家等她換衣服，接下來以極光鮮亮麗的打扮出現在衆人面前：
“換了一套綠閃紅緞子對衿襖兒，白挑線君子，又用一方紅綃金漢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並面花兒，金燈籠墜子”。
在隨後的遊玩行走中，惠蓮又是最活躍的那一個。
“左右見一對紗燈引導，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爲出於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那宋惠蓮一回叫：‘姑夫，你放過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過元宵炮仗我聽!’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左來右去，只和經濟嘲戲。”
在“走百病”中，爲什麼宋惠蓮特別積極也特別興奮呢?對於她而言，“走百病”僅僅是節日祛病的一項活動或是與大家一起遊玩這麼簡單嗎?
惠蓮是以上竈媳婦的身份而與西門慶勾搭成奸的，她好勝虛榮，常常忘形地想要擡高自己的身份，往往引起西門慶妻妾的打擊。
就在元宵節前不久，惠蓮在牌桌旁議論孟玉樓等人擲骰子的好壞，被玉樓斥責“有你甚麼說處”，登時“飛紅了麪皮，往下去了”。
然而惠蓮的好勝心虛榮心並沒有因此有絲毫消減，這表現在她不斷的以各種方式爭取自己的地位。
正月十六日西門慶閤家賞燈吃酒時，惠蓮“不得上來”，她坐在穿廊的椅子上嗑瓜子，對小廝呼來喝去，給了自己一個“主僕之間的位置”——穿廊。
這一位置相當微妙，既非“上邊”西門慶諸妻妾和大丫環所處的位置，也不同於“下邊”忙着弄酒弄菜的廚房。
這樣一個主僕之間、不上不下的位置也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惠蓮所能爲自己找到的最高的位置了。
但這樣的位置畢竟不是惠蓮所甘心的，當她竭力要隨金蓮她們一起“走百病”，身處一種外部活動空間時，她是在爲自己尋找一種不同於家庭空間裏的可能性。
這，首先是從遊人的目光中體現出來的。
在白色仙女般的衆婦人中惠蓮的打扮算得上出挑，可以想象，當遊人的目光從驚歎豔羨轉爲不敢仰視，甚至“躲路而行”時，惠蓮無疑獲得了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對惠蓮來說，這一刻她與潘金蓮、孟玉樓處在了同一個位置，而這恰恰是最能滿足她的好勝心與虛榮心的，是對她在家中屢屢受挫的極大撫慰。
不過這也進一步激發了惠蓮的好勝心，她要爭取的不僅僅是在陌生人的眼中的地位，更要真正在潘金蓮、孟玉樓這些人面前與之“平等”。
惠蓮此後的行爲，不論是與陳經濟嘲戲還是故意吊鞋顯擺自己的“金蓮”之小，都是針對西門慶的寵妾潘金蓮的。
“金蓮”對彼時的婦女而言與容貌同樣重要，潘金蓮以“金蓮”小而著名，孟玉樓也以腳小而得到西門慶的認可，惠蓮在“走百病”的過程中有意讓丫環乃至西門慶的衆妾都注意到她的“金蓮”比潘金蓮的還要小，便是從另一方面壓過了潘金蓮。
在這一場合，在對潘金蓮的壓服中，在使得孟玉樓、潘金蓮都“一聲兒沒言語”時，惠蓮的地位達到了她所能達到的頂峯，其虛榮心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她的快樂也就超越了同行的一切人的快樂。
《金瓶梅》，真實而殘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