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年間，來自石屏的劉漢成跟隨着同鄉人的腳步南遷來到易武茶山，看着雲遮霧罩的山野間自然生長的野茶樹，他相信闖出一番大好事業的“天時和地利”已經具備。他不僅僅滿足於像他的許多同鄉一樣開闢萬畝茶園，他還引進了全新的製茶工藝，讓原本“粗製”的茶葉製成了“真正的”普洱茶，也就是至今都爲大家所熟悉的“元寶茶”。他還創立了易武地區最早的茶莊“同慶號”，並且發展爲業界翹楚。
故事很簡單，卻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勵志經歷，而是明清以來漢族移民在西南地區南遷並且紮根的時代縮影。帶活的除了普洱茶貢茶，更有馬幫、清朝以來愈加繁盛的茶馬貿易、獨特的茶文化……然而，在當地的許多少數民族的記憶中，諸葛亮纔是最早在當地種茶製茶的漢族外來人口。
公元225年，蜀國攻吳失敗，南中諸郡(相當於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雲南、貴州兩省。三國蜀漢以巴、蜀爲根據地，其地在巴、蜀之南，故名。)叛亂三年未平，諸葛亮親自率兵分三路南征。一方面以武力震服，一方面以安撫爲主要戰略，七擒孟獲平亂。爲了鞏固政權，將南中地區進一步的郡縣化，在滇南地區增設雍鄉(今鎮康)、永壽(耿馬)和南涪(今景洪)，將原本的五郡擴展爲七郡。
相傳，茶葉的種植和栽培方式據說就是在這個時候傳入的。當時諸葛亮將永昌地區的濮民遷移到建寧、雲南二郡，還教會當地的少數民族以及移民如何在山區種植大葉種茶、飲茶。不僅如此，還幫助這些少數民族發展生產、防瘴氣、種水稻，懷柔西南諸夷，當地不僅將大茶樹叫做“孔明樹”，古茶山稱作“孔明山”，更是將他奉爲“茶祖”。在原思茅地區，每年都會舉行祭祀活動紀念孔明。
甚至在有的傳說中，雲南六大茶山中的攸樂茶山就是當時南征時“丟落”的一支隊伍，地名的發音逐漸演變爲了“攸樂”。這個說法雖然聽起來牽強，卻也並非毫無根據。儘管在史籍中沒有直接的記載，不過自宋朝以來，一些博物志和方誌中都曾提及此事，因此諸葛亮“以茶治邊”並且將茶葉傳入此地的說法，可信度還是很高的。
如果諸葛亮把茶葉引進到雲南地區是給了普洱茶一個很傳奇的開始，那麼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普洱茶就與清朝年間的移民有着很大的關係。不過，這段歷史要從一次茶山動亂說起。
雍正六年，幾個江西籍的茶商到雲南六大茶山之莽枝茶山的牛滾塘去購買茶葉，借宿在一個叫麻布朋的當地人家中。然而其中隨行的一人勾引麻布朋的妻子與之通姦，事情敗露之後，麻布朋殺死了妻子和這個商人，順帶還引出了“商民盤剝生事”等負面影響很大的事情，激化了“土客矛盾”。而這幾個商人不但不思悔過，還聯名向省府誣告麻布朋“劫商害民”。
當時這裏還沒有徹底實行改土歸流，六大茶山仍然是車裏宣慰司的下轄之地，因此清政府接到狀子也要與這些地方土司交涉。管理莽枝山的大土司刀正彥有心庇護麻布朋，所以既沒有處置他，也沒有理會清政府，卻留下了“叛亂”的口實。清政府藉機在當地實施改土歸流的政策。當時的雲貴總督鄂爾泰下令清軍進山平叛，許多的茶寨都被燒燬，儘管一年後動亂以刀正彥與麻布朋均被斬首而結束，茶山卻也就此衰敗。
爲了進一步管理西南地域，清政府不僅把茶葉統一納入到朝廷的管理中，同時還決定將“新舊商民悉數驅逐”，明文規定“漢民不許入境盤居，逗留或復入者，俱枷責押回。”而當地的很多矛盾並沒有因爲普洱府的設立而消失，到了雍正十年的時候，茶山裏還有山民起義反抗政府。直到乾隆初年，這些動盪才真正被平息下去，山裏卻已經是“戶口寥寥”，到了乾隆年間，本地的少數民族逃的逃，散的散，人數只剩下原來的十分之一，茶園全都荒廢。這樣潦倒的局面，客觀上也給之後漢族移民的遷入提供了契機，還出現了古代地方級別的“工作居住證”。
就在清政府設立“普洱府”那年(公元1729年)，普洱茶也加入了貢茶行列，“歲進上用茶芽制”，選用最好的茶葉進京。不過這個時候的普洱茶仍然是以粗製爲主，並且很快難以保證貢茶的供應量。歸根結底，就是人口的大量流失造成的。當時仍然在生產貢茶的反而是十戶來自雲南石屏的漢族移民。
早在萬曆年間就開始有石屏的漢人南遷移居到六大茶山，大部分都是因爲戰亂和災害原因，利用交通上的便利來到六大茶山地區。這些漢人在這裏不僅能夠靠着經營茶園維持生計，隨着清政府對茶葉需求量的上升還不斷髮展壯大。改土歸流前，這些漢民被當地的土司認可，納入到茶山的戶籍之中，每年的貢茶也按畝均攤給他們。朝廷明令驅逐漢族移民居留茶山後，這着實爲當地漢民的去留提出一個難題。因爲他們幾乎是當時“僅有”的茶葉生產力。對於地方政府來講，也是貢茶供應的保證。
所以車裏宣慰司不得不親自到茶山進行一輪實地考察。結果發現真的就跟易武土司上報的一樣，這些漢民都是守法的良民，不僅很好地融入到當地生活且沒有挑起什麼事端，還大量種植茶園以保證貢茶的上繳。因此車裏宣慰司“靈活地”解讀了政府的政策，因地制宜地在之前由易武土司頒發的臨時執照的基礎上，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給這些漢民發放了正式的“工作居住證”——茶山執照，特准許這十餘戶漢族納入茶山的戶籍。
儘管這個看似有些現代的概念在當時不過是“天高皇帝遠”的狀況下地方政府的一項靈活政策，卻無形之中打破了自雍正七年以來漢民不許入境盤居的制度，對六大茶山的發展，尤其是易武地區的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可能連當時的他們都沒有預料到。
劉漢成製作“元寶茶”的故事在六大茶山當地人中已經是個很古老的故事了。儘管史實的細節有太多都淹沒在人們的口耳相傳之中，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元寶茶的製作方法的確是從漢族移居茶山之後纔有的。
原本普洱地區的茶葉都只是採摘、炒焙、揉搓成條、晾曬，製成散茶用麻袋裝好就販賣到其他地區。基本上是好的和差的茶葉混雜，優劣不分。“八寶茶”即“七子餅茶”用的工序則更加複雜，可以說是精細化生產，將茶葉分選、拼配、裝筒、蒸茶、揉圓、緊餅、解袋、包紮等。無論是從外形上還是味道上都得到了極大地提升，也因此得到清朝皇室的喜愛，帶動了飲普洱茶的風潮。可以說這個時候元寶茶成了普洱茶的金字招牌而再無其他。
六大茶山的“起死回生”，吸引了更多的漢族移民到當地做販賣茶葉或者是開墾茶園，後來一個茶山容納不了那麼多人，漢民就繼續遷移。易武的發展也得益於此。在當年辦“茶山執照”的時候(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曼撒執照碑》上記載的還是“漢夷十戶頂辦貢茶”，到了道光二年(1822年)《易比茶地執照碑文》裏記錄的就已經是“易武人戶漸衆，無處栽培，侵佔易比地界”，說的就是易武茶山土地開發已經飽和，開始與周邊的地區爭奪土地的狀況。
縱觀普洱茶在雲南地區的種植與製茶歷史，可以發現清代正是其從發展走向鼎盛的時候，尤其是清代中後期，大大小小的茶莊、茶號開遍六大茶山。當地的元寶茶不僅被送進京城，更是遠銷東南亞地區。茶馬古道的“交通”意義也在這個時期真正的體現出來，不僅進一步豐富了省內接通川藏的交通網，更是向南發展連接緬甸、老撾等地區。普洱茶從源起到興盛，體現的正是不同民族文化與技術在衝突與交融中的“柳暗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