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文天祥
文化傳承是需要人去實現的，一代又一代像文天祥式的人物，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五胡亂華的民族噩夢裏、五代十國的亂世裏、匈奴人的崛起、蒙古人的屠刀下、滿清借勢而行的強改衣冠。靠什麼讓華夏五千年不滅?文天祥在元朝統帥伯顏面前毫無懼色，他義正言辭的說:“若北朝想讓宋爲附屬國，那就請你退兵，然後再商議歲幣金帛之事，此爲上策;若一定要把宋朝滅掉，恐怕許多地方難以攻取，勝負難料，請大帥深思。”
元軍統帥張弘範勸說文天祥投降，但文天祥視死如歸，要求將自己處死。張弘範認爲文天祥是位難得的人才，沒有殺他，把他軟禁在軍船上。
文天祥在船上，面對零丁洋，思緒萬千，如浪濤翻滾，一首詩突然在腦海浮現，遂提筆寫下千古流傳的《過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不知感召了後代多少仁人志士爲正義事業而英勇獻身。在南宋危亡的緊急時刻，文天祥盡己之力，組建義軍，毅然起兵反元，即使被押解到北方途中，僥倖逃生，仍不忘積極抗元。而且他被俘之後，仍威武不屈，視死如歸，最終以身殉國。他的一身浩然正氣永遠值得後人學習。
第二位、屈原
漢武帝是漢代第一個熱愛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賦達82篇之多的淮南王 劉安，則是對《離騷》作了很高評價的第一位文學理論家。劉安稱《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它體現了屈原“浮游塵埃之外”的人格風範，可“與日月爭光”。其後，司馬遷爲屈原作傳，不僅照錄了劉安的這些警句，還進一步把《離騷》和孔子刪定《春秋》相提並論。他盛稱前者“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是屈原偉大完滿人格的寫照。可見，司馬遷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雖然屈原當時所愛的“楚國”與現在的中國並不是一個概念，或者說當時的屈原尚僅是一種“宗國”情結，但用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他堅貞不渝的愛國情懷仍然是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傳統的文化原型與精神典範。屈原的愛國和憂國憂民，不是停留在一般信念和文字上，而是與他的“九死不悔”的獻身精神結合在一起。他的作品和他的生平，構成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傳統精神，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根之所繫、基石所在。今天的中國不僅需要大量優秀的人才，更需要成千上萬富有高尚愛國情操的仁人志士。21世紀的今天，我們仍然要高舉這面愛國主義的大旗，培育全民的愛國情懷和愛國之心，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和騰飛。
第三位、方孝孺
朱棣本不想殺方孝孺，因爲方孝孺的名聲很大，門生更是遍及天下。正如姚廣孝所言：“殺了方孝孺，天下的讀書種子就滅絕了。”奈何，方孝孺太不給面子，人家朱棣剛剛打了勝仗，奪得天下，方孝孺卻痛哭流涕，形容槁枯，彷彿死了親人的似的。朱棣雖然心有不悅，但想着還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以便爲自己的謀權篡位多找一塊遮羞布，也就不以爲意。
方孝孺死也不肯給朱棣寫詔書，對於這種頑固分子，朱棣當然也就脫下了仁慈的面具，露出人性中那最邪惡的一面，威脅方孝孺：“即死，獨不顧九族乎?”一般的人都受不了這種威脅，自己身死道消還可以說“十八年之後又是一條好漢”，若還連累親朋好友，實在是太不負責任，也無法忍心。但方孝孺卻不是一般的人，面對朱棣赤裸裸的威脅，反而用更大的聲音答道：“便十族奈我何?”都知道株連九族，方孝孺卻成爲歷史上唯一一個被誅十族之人，總共873人全部被凌遲處死。
尤爲悲慘的是，朱棣爲了讓方孝孺痛苦不堪，是當着他的面處決他的家人、朋友。最後，再予以千刀萬剮，讓方孝孺被一刀刀折磨死。據悉，生命的最後一刻，方孝孺依舊用自己的鮮血，書寫了12個“篡”字，忠君之心天地可鑑、日月可昭。
第四位、史可法
史可法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他在明朝時期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明朝滅亡後，以史可法爲首的明朝遺臣在南京組建了南明弘光政權，並擁立福王朱由崧(弘光皇帝)爲帝。此後一年時間中，史可法擔任督師職務，坐鎮揚州，統籌江北四鎮軍務，爲防範清軍南下做準備。
不久，多爾袞意欲兵分兩路，一路西進滅大順，一路南下滅南明。其間，大順軍在河南發起了一次反攻，大敗清軍。迫使多爾袞改變進軍路線，兩路人馬同時西進，這才令弘光朝得以延續更長時間。後世多認爲弘光初立，“正人盈朝”，只是馬士英、阮大鋮等“奸臣”敗壞綱紀導致弘光朝頹敗。其實這種觀點完全是由東林黨大肆宣揚而成，而將其發揚光大的正是黃宗羲。
從史料看，南明弘光朝的迅速覆滅，史可法要負上很大責任，他的才能難堪大任，與馬士英等人在政治能力上並無區別，只是史可法的人品道德更爲高尚。史可法可以算一個忠臣，但絕不是一個能臣，甚至有些平庸，歷史的風雲際會把他推向了風頭浪尖。雖然這並不妨礙我們敬仰他的氣節操守，但這些光環之下的，實則是一個文人在亂世之中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