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馬克思主義經典論斷堪稱耳熟能詳。
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不管是封建時代的小農經濟還是大工業的現代市場經濟，這一論斷從未失去價值。
在古代，吃飯穿衣是人們的頭等大事，而保證農業豐收則是封建帝國的重中之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就是這個道理。
雖然安史之亂加速了經濟重心的南移，但是縱觀整個唐朝，帝國的經濟重心依舊在北方，而河東(山西)卻又是經濟發達之地。
如果唐朝各省GDP排名，山西一定名列前茅。
農業是封建經濟的基礎與核心，根據氣候學研究，唐朝大部分時期內的氣候相較於現在溫暖溼潤，處於氣候溫暖期。
山西地處中緯度地區，是典型的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在唐朝氣候溫暖期內氣候條件優越，溫暖溼潤，特別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
山西地形雖然多山，但是也不乏盆地、河谷、臺地等有利於農業發展的地勢。太原、臨汾、運城、長治盆地地形利於農業種植，汾河谷地和黃河沿岸的平坦地區更是農業的中心區。
黃河、汾河等河流爲農業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山西在唐朝時期的水利建設更是走在了時代前列。
山西北部地區和山區林草豐茂，是傳統的畜牧業區域，畜牧業發達。唐朝時期的山西森林覆蓋率較高，山林密佈，自然生態環境明顯好於現在。
唐朝時期，山西可以種植絕大部分的糧食作物，甚至晉中和晉北都有水稻種植的痕跡。
經濟作物的類別和產量也很驚人，大量向周圍地區輸出。
從天寶八年(公元749年)的糧食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河東道的正倉、義倉儲量都名列全國各道之前茅，正倉第一，義倉第三，常平倉第三，這是河東道全境糧食種植全面發展的具體見證。“
由於糧食產量豐富，當時山西不時有大批餘糧外運，以接濟周邊。”
小農經濟中雖然農業是核心，但是手工業的發展也十分關鍵。
唐朝時期的河東地區資源豐富，手工業發達。
一篇《鹽鐵論》道出了封建帝國對鹽鐵資源的依賴，漢武帝實行鹽鐵專賣更是牢牢把握住了帝國經濟的血脈。河東地域鐵鹽資源豐沛，提煉技藝高超，是大唐經濟賴以依靠的支柱。
據《山西經濟開發史》轉引的研究資料介紹，唐時山西冶煉點佔全國冶煉點總數的32%，居於全國第二。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在蒲州津蒲關架設的浮橋，“鑄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維浮樑。”
河東解州、安邑的鹽池是唐朝重要的產鹽地，每年的產鹽量達到上萬斛，除了供給京師長安外，還行銷河南、河北等地。
“河東兩池上交的鹽利佔到全國的四分之一，等於全國財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從而有力地支持了中央集權制。”
除了鐵鹽之外，山西其他手工業發展水平也很高。
採銅業十分發達，有佔全國鑄爐數40%的絳州和蔚州，絳州鑄造的銅錢佔全國的絕大多數。彩陶業同樣集中，是唐三彩的主要產出地。
紡織業中以潞州最爲有名，其產品列爲貢品。釀酒業中汾酒、竹葉青早已是全國聞名。
山西手工業的發達製造出大量的剩餘產品，從而帶動了商業的繁盛，促進了山西經濟的整體繁榮。
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再加之於交通運輸的方便，一定會帶動商業的繁榮。
河東地區物資豐饒，商戶雲集，市場廣佈，城市發達。女皇武則天的父親武士彠是唐朝山西商人的傑出代表，被譽爲晉商的鼻祖。
河東地區貿易的頻繁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城市規模也就成了商業繁榮的一個標誌。
當時的北都晉陽是僅次於長安、洛陽的第三大城市，除此之外還有潞州、澤州、河中府等都是當時的通都大邑。由於地處北部邊陲，除了王朝內部貿易外，山西也成爲了中原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主要貿易地。
雖然多山，但是山西境內的交通還是沒有想象中那麼不便的。
以太原爲中心與陝西、河北、河南以及塞北的大道都通暢無阻。交通的便利方便了人們的遊學、外出，擴大了山西與外界的交流，也方便了外地人到是山西定居。
不同文化的交流匯合也使得山西地域風貌異彩紛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