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中國有句“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常言，它是對無數血的事實的概括。然而這事實在唐太宗這裏卻出現了例外：不僅跟隨他南征北戰的將領無一人橫遭殺戮，而且所有“玄武門事變的與謀者，也無一人死於非命，他們不僅各得厚封重賞，而且繼蒙信任，甚至還獲得前所未有的至高榮譽：圖畫凌煙閣。
據《唐會要》載：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唐太宗下詔，將創業以來的24位功臣圖形畫貌於凌煙閣上，“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産賢之義，水貽於後昆”。這24人是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司空、河間王李孝恭，故司空、萊國公杜如晦，故太子太師、鄭文貞公魏徵，司空、樑國公房玄齡，開府儀同三司、右僕射、申國公高士廉，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特進、衛國公李靖，特進、宋國公蕭瑀，故揚州都督、褒國忠壯公段志元(玄)，
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劉宏(弘)基，故尚書左僕射、蔣國公屈突通，故陝東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鄖國公殷開山，故荊州都督、邳襄公長孫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張亮，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故左驍騎大將軍、郊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戶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戶部尚書、營國公唐儉，兵部尚書、英國公李世積，故徐州都督、胡壯公秦叔寶。——《唐會要》卷四十五《功臣》
享受如此殊榮的這24人中，有創業時期的武將，有治平時期的文臣，有隋朝的降將歸臣，有高祖舊臣，有李建成的黨羽。有的已經死去，有的尚健在。由此可見太宗表彰的包容性大義。而不論是何種情形，他們能夠在貞觀十七年得到表彰，已足見唐太宗對功臣們的長期優容和紀念。他們中的已逝者，非系唐太宗殺戮。
史已明載，尚在者中的一些人後來未得善終，是別有合理原因，如侯君集、張亮等因爲“謀反”而被斬。即使太宗殺得不盡合情，也不能算是“殺戮功臣”，何況太宗對錯殺張亮，亦曾公開表示悔恨。總之，太宗大抵上未因個人私利或嫌猜疑忌而濫殺功臣，可以稱得是歷史上最能善待功臣的君主。
與此同時，君臣契合，古來所重，而古來君臣真能契合者卻少之又少，其重要原因便是找不到適當的契合點。這一點，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們做得很好，向來是歷朝歷代學習和讚揚的典範。貞觀君臣之所以能夠迅速契合，成爲千古美談，乃是因其很快就找到了一致的契合點。魏徵在貞觀十四年的上疏中說：
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禮》雲：“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故”。《書》雲：“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戰，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鑑戒》
其君臣“一體”的認識與太宗如出一轍，這正是君臣的契合點。不過“一體”之中，仍有區別：君爲首爲心，民爲體，臣爲股肱臣，是造成“具體成理”的關鍵，因而君須“明”，臣須“良”。而保證君明的重要條件，無疑是臣的匡救。正是在這種前提下，魏徵引據孟子之論進一步強調，君臣之間應當以嚴格的“禮”作約束：……
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仇。”雖臣之事小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爲人主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鑑戒》“禮”本是人情的原則化產物，腹心與手足的關係，正是強調了義務之外的“同情關係”：君臣在“一體”的統一關係中相對平等的，必須有相應的尊重和情義，否則便會產生疏離和敵對。
魏徵還以《尚書》的“撫我則後，虐我則仇”、《苟子》的“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孔子的“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等論說來提醒太宗要“深思”、“熟慮”、“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地對待臣下。接着，魏徵又論道：夫以一介之夫相結爲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爲光、舜，臣爲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着，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鑑戒》
這就把君臣關係提到一般朋友關係之上，已非至死不渝所能盡其情義。而“君爲堯舜，臣爲稷契”，既表明君臣追求的共同性，又強調了君臣義務的相對性，君有君的責任，臣有臣的責任，臣不可不忠，君不可不信。對於魏徵的這些思想，唐太宗“深嘉納之”。在實際政治活動中，上述原則得到落實的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唐太宗極其殷切、滿懷熱情地求諫、導諫、逼諫和納諫。他將羣臣首先是作爲“鏡子”，讓他們反映自己的得失——主要是“失”，也就是說他首先斌予臣下監督、批評等權力，然後纔是具體的工作職責，也可以說“職責”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諫諍”。
由此看來，唐太宗李世民能夠善待臣下，最重要的兩點，一個是他心胸寬廣，有容人雅量，還有就是他把臣子視作自己事業上的戰友，互相扶持勉勵，一起鑄就輝煌的事業。很多創業皇帝，在取得天下之後，就覺得功臣們沒有用處了，反而是一個大威脅，自然要兔死狗烹。唐太宗認爲，打江山只是事業的開始，功臣們還應該在取得天下後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個事業永無止境，這可真的是思想決定行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