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2日，發生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白人至上主義運動和反種族主義人士的衝突持續發酵，並有愈演愈烈之勢。繼最早因爲拆除內戰時南方邦聯軍隊司令官李將軍的雕像而爆發的衝突之後，與邦聯相關的其他一些雕塑也難逃厄運。
時任總統特朗普拿出“華盛頓和傑斐遜也蓄奴”的例子以求平息爭端，卻反倒使建國之父們也遭到攻擊。在芝加哥，已經有黑人民權領袖表示應當將用於紀念傑斐遜與華盛頓的公園改爲紀念姓氏相同的黑人領袖，白人右翼也開始舉行“火炬遊行”乃至焚燒林肯雕像……無論此事最後如何收場，這場衝突都有可能成爲美國社會共識分裂大背景之下一個相當重要的事件。
圖 “美利堅聯盟國”(南方邦聯)的國徽
上圖主要圖案正是起家於南方州弗吉尼亞，自身也擁有黑奴的美國國父華盛頓的戎裝騎馬像。四周是南方盛產的玉米和棉花等農作物。
不過，雖然當代美國社會中可以引起族羣衝突的現實因素複雜繁多，但雙方卻並沒有簡單地就事論事，而是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拿對方的歷史象徵，尤其是各種紀念雕塑開刀。這釋放出了一個頗爲不祥的信號——曾經在美國建國之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對提高美國的國家凝聚力居功至偉的美國曆史，現在也成爲了某些人士互相攻擊的工具。這不禁令人惋惜，美國的歷史如何從大衆的“黏合劑”變成了少數人的“武器庫”?這要從兩百多年前的建國時期說起。
與中國和法國這樣由世代生活在此的人民組成的國家不同，外來殖民者建立美國初期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國家認同”或者“民族意識”。正如美國史學家阿普爾比等人在其著作中所說，歐洲人可以從其祖先那裏繼承來的團結意識和民族象徵，對於美國人來說必須自己創造。也就是說，在不存在現成的“美利堅民族”的情況下，美國人必須自己完成建立國家認同的任務，才能保證美國這個由十三個殖民地聯合起來的移民國家不會因爲其人民不認爲自己是“美國人”而散架。
早期的寫史者通過“建構出美國人的共同過去”，試圖強調美國和“美利堅民族”不同於其他歐洲國家和歐洲人的可貴品格，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華盛頓、傑斐遜等建國先賢的地位被提升相當高的位置。美國人被描述爲天選之民，建國者們則被描述爲英雄和美德的化身。
我們熟知的“華盛頓與櫻桃樹”的虛構故事可能就是在這一時期流傳開來以證明華盛頓高尚品格的。原先分散的各個殖民地通過共享史書中提及的與衆不同的優秀品格和在英雄們領導之下一同參與獨立戰爭的歷史記憶，漸漸融合成一個共同體。可以說，在這個建立認同的過程中，美國曆史起到的作用是相當巨大的。
圖 虛構故事——落櫻神斧華盛頓
但是，這種初期美國史的缺點非常明顯，完全是一部美國白人的歷史。在由這樣的白人中心史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著作中，基本完全沒有美洲原住民和黑人奴隸的任何空間(也有少數例外，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感恩節的起源”的故事中，慷慨的原住民就成爲了美國建國曆史中的重要一部分)。
美洲原住民被白人視爲安全威脅而遭到驅趕和殺戮，白人移民霸佔美洲原住民土地的行爲則在19世紀流行的“邊疆史學派”口中被描述爲正義和必然的“昭昭天命”。
黑人奴隸則與建國之父們口中的自由平等幾乎完全絕緣 ，更難以在歷史書中留下自己的痕跡。在奴隸制被當時的一些美國人認爲是“自由政府的恥辱”的同時，制定美國得以立國的那些自由原則的國父們卻有很大一部分自身就是奴隸主。他們可能異常厭惡與“奴隸制”相關的字眼，但是卻不反感實際存在於自家莊園中的奴隸勞動。這種甚至是有點虛僞的態度在今天受到了許多人的詬病。
換言之，雖然美國曆史成功地發揮了團結白人移民，熔鑄“美利堅民族”和“美國精神”的作用，但作爲“未開化敵人”和“無權利非人”的黑人奴隸和美洲原住民從一開始就沒有被納入到“美國人”的身份認同中去，他們也被認爲不能全部具有“美國人應有的品格”。“美國人”的凝聚力也基本與此時的絕大多數美國非白人無關。即使在南北戰爭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這種由白人精英把持美國曆史敘事的情況依然沒有改變。這也爲今天美國人歷史觀唸的分歧埋下了伏筆。
所幸，自20世紀以來，美國曆史學界中的有識之士意識到了以白人爲中心的英雄主義史觀的不足，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加以修正。力求將建國“英雄”們作爲凡人來考察，並努力探索被傳統史觀忽視的事實。
例如著名史學家比爾德的一系列著作就旨在從經濟利益而非傳統的道德使命角度解釋美國建國精英們的作爲。這種修正運動的高潮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隨着黑人民權運動、反戰運動與左翼思想的傳播，加之大學中少數族裔學生與教員的增加，針對被白人中心主義所掩蓋的黑奴、原住民和其他少數族裔的歷史研究也開始增加，並在冷戰結束後達到了高潮。
美國開始被重新描述爲一個由多元文化組成的國家，而非僅由白人精英創建和佔有的國家。平心而論，能將之前被忽略、壓制乃至歧視、奴役的少數族羣的歷史納入國家的整體歷史敘述中，並對他們在美國發展過程中的貢獻基於較爲公正的評價，這從歷史的角度而言是一種相當進步的表現。這不僅給了長期受到歧視的少數族裔研究自身過去的機會，也使得“美國人”這個概念所能團結的範圍進一步擴大了。這對於進一步增強美國的凝聚力大有好處。
然而，多元文化史觀在實行上卻面臨着挑戰，並隨着其在實踐中的擴展孕育出了新的矛盾。一方面，傳統史觀的捍衛者認爲多元文化史觀是“討好少數族裔”而埋沒優秀的傳統文化的體現。另一方面，一些極端的多元文化主義者認爲所謂“國家認同”不過是一個強行構建出來以便白人精英實行其統治的怪物，多元文化主義應當拋棄這種過時的國家認同而做到真正地以本族裔的視角看待歷史，並將其推而廣之。
這樣一來，雖然不正確的白人中心主義史觀被放棄了，這種對“多元文化”理解上的差異卻又促使美國的各個不同族裔爲了爭奪本族羣歷史敘事的主導地位而展開了激烈角逐。而這種角逐的直接不良後果之一就是，雙方陣營中的少數極端分子爲了使本族羣的歷史在國家歷史敘事中占主導地位，而刻意放大對方歷史中的黑暗面，甚至上升到向本次衝突中一樣互相摧毀歷史象徵物的高度，使民族團結的“黏合劑”淪爲互相發掘“黑材料”的場所。雖然這並不全是歷史書寫的過錯，但是某些美國人對歷史片面乃至錯誤的理解一定難辭其咎。
事實上，美國的歷史學者並不是未曾預見到這種後果，在成書於1992年的《歷史的真相》中，作者們極力強調不同歷史觀唸的互相調和，呼籲以務實的眼光看待歷史敘事的作用，並對美國國家在歷史敘述中的作用持肯定態度。這就是爲了防止“多元文化”所代表的包容被錯誤理解爲不同族裔“各幹各的”，削弱國家認同進而“散夥”的情況發生。這種至今還爲大部分美國學者秉持的理念當然是有效的。
然而，比起美國國勢如日中天的1992年，在今天美國國內和國際上右翼勢力崛起，國力相對衰退的情況下，願意帶着客觀和平靜的心態看待本國曆史，願意和國家的過去(儘管可能不甚光彩)達成和解的人變少了。而片面、偏激地理解美國曆史，以當代而非歷史的眼光對歷史上的一切橫加評判，以至於罔顧最基本的團結和現實的行爲，最終只能使美國社會和國家的裂痕越來越大。
只有將歷史重新引導回以團結作爲敘事主題的道路上，引發衝突的“歷史武器”和似乎不容於現代價值觀的“歷史包袱”才能成爲建設國家未來的經驗來源和國家公民的共同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