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是萬曆皇帝朱翊鈞和他的兩皇后的陵墓。建於1584到1590年，佔地面積18萬平方米。定陵地宮是目前十三陵中唯一被被開發的地下宮殿，但實際上考古人員最初想要發掘的是明成祖朱棣的長陵，對定陵的發掘只是一次意外，然而這次意外讓考古人員至今想來仍驚魂不定……
【起由】
發掘定陵本爲“練手”
已80歲高齡的定陵發掘親歷者，當年的發掘隊隊長趙其昌老人告訴記者，他擔任考古隊長 時不過是個20幾歲的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生，當初讓他擔任考古隊長，感覺膽戰心驚。而且鑑於長陵勘探毫無線索，所以向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請 示，找一座規模稍小的陵寢“試掘”一下。考慮到定陵營建年代較晚，地面建築保存得比較完整，將來修復起來也容易些。而且萬曆是明朝統治時間最長的一個，做 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會多一些，所以發掘長陵改爲發掘定陵。
【勘察】
城磚塌陷打開挖掘之門
工作隊來到定陵後，從寶城前開始勘察，幾天的勞苦奔波，隊員們個個脖子發木，腰痠腿 痛，精疲力竭，然而回報他們的仍是一無所獲。一天，當隊員們轉悠到寶城一角時，隊長趙其昌突然發現在離地面三米多高的城牆上方，有幾塊城磚塌陷下來，露出 一個直徑約半米的圓洞!由於沒梯子，隊員們便搭人梯上到洞口。經觀察，這個洞口像一個門券的上端，亮處可辨別磚砌的痕跡。“這是地宮入口!”隊員們歡呼雀 躍，把長期以來的困惑拋在了一邊。
後來經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長夏鼐親臨現場勘探，根據他多年的經驗，也估計是通往地下玄宮的入口。
民工意外發現定陵“鑰匙”
由於發掘工作量大，發掘委員會僱請了十三陵周圍村莊的農民60多人。1956年5月17日，發掘定陵的第一鍬土在這天剷起。發掘工程是在寶城內側對着那個發現的洞口外挖一條寬3.5米、長20米的深溝，目的是摸摸情況。
兩小時後，寶城內側砌的石條暴露出來，在一塊石條前，有個民工忽然驚異地大喊一聲： “石條上有字!”大家循聲而至，圍住石條，只見石條上露出了雕刻粗淺的字跡：“隧道門”。吳晗和夏鼐聞訊後驅車趕到工地，一致作出“這裏就是地下玄宮隧道 入口”的結論。10多天後，在探溝挖到離地面4.2米的深處時，發現了兩側用城磚整齊平鋪的磚牆。兩牆之間距離8米，如同一個弧形的衚衕由南向北彎曲伸 張。這由磚牆構成的通道便是史書記載的通向皇陵的第一條隧道——“磚隧道”。
進入1956年9月後，一直不太順利的發掘工作出現了重大轉機。一名參與發掘的民工 欒世海意外地在土中發現了一塊刻有字跡的小石碑，小石碑上刻有這樣一段話——此石至金剛牆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這塊小石碑後來被考古隊稱做“打開定陵 地下玄宮的鑰匙”，至今還安靜地躺在定陵博物館展室的玻璃櫃中。
【發掘】
尋找地宮入口整用一年
在明代，人們把地宮的墓牆稱爲“金剛牆”，顯然，這塊小石條明確提出了地宮的具體位置。就在通向寶頂中心的方向，考古隊挖開了第三條探溝。
第三條探溝開挖不久便發現兩道東西走向的石牆，兩牆南北相隔8米，用花斑石條砌成，全長40米，這便是“石隧道”。找到“石隧道”，說明地宮不遠了。
果然，到了石隧道盡頭，出現了一道橫貫南北的大牆，牆高8.8米，厚1.6米，厚厚的 牆基由4層石條鋪就，石基上方用56層城磚和灰漿砌成，頂端有黃色琉璃瓦檐，這就是小石碑所記載的“金剛牆”。通過工作隊員的仔細觀察，發現金剛牆的中央 是一個圭形的磚砌門券，上窄下寬，由於陵道填土多年的側壓力，它向裏凹進去約兩釐米多。圭形門券上的砌磚沒有用灰漿，是幹壘起的，這爲發掘人員拆牆提供了 便利。可以斷定，進入圭形門券，裏面就是埋葬帝后的地下玄宮了。
這一天是1957年5月17日，從工作隊挖下第一鍬土，到找到金剛牆的封口，正好花了一週年。
戴着防毒面具下地宮
自找到金剛牆的一刻起，各種傳言就在當地百姓和參與發掘的民工中流傳，有的說陵內佈滿了毒箭、飛刀、毒氣，有的說地宮前設置了陷阱，人踩上去就會翻。
爲保障隊員們的安全，考古隊還是決定，隊員們戴着防毒面具進入金剛牆內。
金剛牆被打開了一個缺口，一股黑氣帶着發黴的味道“哧哧”的從洞口涌出，待這股積攢了 300年的腐爛發黴氣體稍稍散去，趙其昌第一個從打開的洞口翻進去。老人回憶，當時爲了保險起見，在腰上繫好繩索、頭戴防毒面具、衣服袖口全部紮緊。儘管 這樣，內心仍難免緊張。“地宮裏面太寂靜了，靜得讓人心裏發慌、發毛、，一股難以名狀的恐怖和淒涼之感滲入骨髓。”
【入宮】
出土文物4000多件
進入地宮，經發掘隊員測量，這座地下宮殿的縱深有67米長。總面積1195平方米，通 體純石結構，不用樑柱，全用券拱。由前、中、後、左、右五個高大殿堂組成。各殿有甬道相通，又各被石門相隔。最後在玄宮後殿發現三個碩大無比的硃紅色棺槨 靜靜地排列在棺牀上。裏面分別是萬曆皇帝和他的兩位皇后——孝靖皇后與孝端皇后。後來新華社消息報道，“屍體腐爛，骨架完好，頭髮軟而有光。屍骨周圍塞滿 了無數的金銀玉器和成百匹的羅紗織錦，這些錦緞時經300年有的還金光閃閃。織錦品的發現，對了解和研究久已失傳的明代特有的絲織技巧，具有極其重要的意 義……”
當發掘人員清理萬曆梓宮時，幾乎將半個身子探下去也無法夠到器物，棺木內還有不少殉 葬品未得到清理，毫無立足的空隙，又不能置文物於不顧，任意踐踏。後來趙其昌想出一個“土”辦法，做了一個方形木箱，箱子四角釘上四條木腿，，木腿頂端再 橫兩根木槓。另外沿着棺木兩側再釘一個稍微高出棺木的長方形木架，把木箱兩根木杆搭在木架上，吊在棺內。這樣既不會對文物造成擠壓，又可以隨時前後移動。 經過一年多的整理，共出土文物4000多件。
帝后屍骨後來被毀
定陵發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貴的文物，使考古工作者掌握了衆多的第一手資料，然而，由於多方面的原因，許多文物未能完整保存下來，直至30多年後才完成有關發掘報告。最令人惋惜的是1966年 “文化大革命”席捲華夏大地，已沉睡數百年的萬曆帝后三人也未能倖免。在紅衛兵“打倒地主階級的頭子萬曆”的口號聲中，保存在定陵文物倉庫中的萬曆皇帝及皇后的屍骨被揪出。
1966年8月24日，三具屍骨以及一箱帝后畫像、資料照片等被擡到博物館大紅門前的廣場上接受批鬥，十餘名大漢抱起大石塊先將屍骨砸爛，繼而點火焚燒，在緊接而來的傾盆大雨中蕩然無存。
明萬曆皇帝陵墓三百年後被掘的報應之謎
明朝的皇家陵園共有四處：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鳳陽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實際上在湖北省鍾祥市還有一處，即明顯陵，只不過陵主朱祐杬生前沒有做過皇帝，死後當上了。景帝朱祁鈺的陵墓獨座北京海淀的西山，“土木之變”中皇兄、明英宗朱祁鎮被蒙古人擄去後，朱祁鈺因禍得繼大位，後被廢。北京的“十三陵”最有規模，分別是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慶陵、德陵、思陵。其中，有三座陵墓規制比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長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鈞的定陵。
這麼多皇陵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由北京最高層批准同意發掘的是定陵。爲什麼定陵會被選擇?根據目前已解密的相關文件，當年發掘明皇陵的“請示報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長陵。這裏面有不少歷史謎團，似乎是一種報應，又好似一種巧合，因爲定陵開始建築的時候，就傳出“風水不吉利”的聲音。
1956年5月19日，定陵最終被確定發掘，確實有巧合。
發掘定陵當初其實並沒有專門的文件，而是一份《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從已公開的文件來看，這份報告最早出現在國務院官員的手裏是發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給時任國務院祕書長習仲勳的。報告下面的簽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范文瀾、張蘇等，都是當時中國大陸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員，由於事關重大和簽名者身份的特殊，報告被及時轉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陳毅副總理，並呈報周恩來總理。時文化部文物局長鄭振鐸、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聞訊後認爲條件不成熟，表示強烈反對貿然發掘，高層形成一場爭論(後挖掘事實證明，鄭、夏的觀點是有道理)。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向當時的“中國一號”毛澤東主席作了彙報，毛點頭後，周才批下了“原則同意”四個字。
長陵是朱棣與仁孝文皇后徐氏(開國功臣徐達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徐皇后在南京病逝後，朱棣命禮部尚書趙x(“羽”字旁，加一個“工”)、知縣王侃、給事中馬文素、江西術士廖均卿、僧人吳永和欽天監的陰陽生等，在北京擇地建陵，最後選定了昌平縣的黃土山，依朱元璋南京孝陵規制建陵，明朝最大的皇家陵園就這樣規劃了出來。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破土動工。據《明太宗實錄》記載，當時朱棣“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山”，而爲什麼封名天壽山也有來歷。朱棣生於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即1360年5月2日，“臨視”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四年後即1413年，長陵地宮基本完成，徐皇后櫬宮從南京千里迢迢移葬長陵。其後，外部配套工程享殿仍在繼續，三年後纔算結束。整個營建時間前後共用了7年，永樂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於內蒙古北征回師途中，當年十二月葬於長陵，地宮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宮裏面靜靜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難逃了，被紅頭文件確定發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發生了變化。
當時，身爲“長陵發掘委員會”委員的夏鼐負責發掘的具體技術指導，便讓其學生、後任首都博物館館長的趙其昌作前期調研。當時去長陵時正好下大雪，趙其昌帶着探工趙同海，在長陵轉了兩三天，也沒有找到可供發掘線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發掘長陵的時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等人彙報後，幾經商討，決定先試掘朱棣的大兒子朱高熾的獻陵，積累經驗再發掘長陵。朱高熾是大器晚成，與他的後輩朱翊鈞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歲才繼承大位，年號洪熙。大概是沒有帝王命，僅當了10個月皇帝就死了，諡廟號仁宗，寶地名獻陵。由於在位時間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長陵的規制簡化而來，僅有基本的建築，可以說是長陵的“精減版”。由於寶城前地勢逼仄，當時爲保證不破龍脈不傷風水，將祾恩殿縮小，陵宮因小山間隔分前後兩院。所以，現在大家到十三陵旅遊會發現，與他老子的長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過去《昌平山水記》上僅稱獻陵所在的玉案山爲“土岡”，可見當年獻陵選址的倉促或說不嚴謹。
就在考古人員一心準備試掘獻陵的時候，吳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認爲，獻陵意思不大，即使開啓了獻陵，也不可能給長陵的發掘帶來多少有價值的參考，吳先是提議試掘嘉靖皇帝的永阮，遭夏鼎強烈反對，理由是這與挖長陵無異;試掘末帝朱由檢的思陵，吳晗覺得沒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後來吳、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楊仕、嶽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宮洞開記》認爲，吳、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個，“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營建年代較晚的一個，地面建築保存得比較完整，將來修復起來也容易些。第二，萬曆是明朝統治時間最長的一個，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會多一些。”這樣的分析依據是，定陵與長陵在營造規制上不會有太大變化，確實可爲以後發掘長陵積累經驗。而作爲明史專家的吳晗，當時力主發掘長陵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目的，就是希望掌握第一手史料(這在“請求報告”上也提到了)，後來發掘的事實證明，定陵得到的考古資料確實豐富。
但在這兩個原因之外，定陵首遭開掘，是否還有其它原因?實際上，定陵與永陵是十三陵中的“變種”，規制與長陵變化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規制與長陵相同，地宮設計與地面建築齊全，只是規模、比例變小，是長陵的“簡化版”。如果從積累長陵的發掘經驗來看，從上面七陵中選擇最爲合適。可最後陰陽差錯，也可以說神差鬼使，朱翊鈞的陵寑“中標”了。如果從1956年算起，把時空推到336年前，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鈞在世時的情況，唯心者們或許會看到某種“報應”。
在朱翊鈞執政時期，與現在一樣，從上層到民間有一種不太好的現象，現在民間流傳“要想富去盜墓”的說法，那時也有人眼饞地下的寶藏。當時有不少大臣痛陳盜墓這種惡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於朱翊鈞意在借宦官(太監)之手斂財斂物，竟然“默許”此現象的存在，以致於盜墓之事難禁。
從史料上可以發現，朱翊鈞斂財有術，頗有經濟頭腦，用今天的話來說，應該是一名“外向型”領導。開挖礦藏，徵收礦稅，就是他的一大發明。而默許宦官掘墓盜寶，則是另一種創造。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鈞派宦官陳奉去湖廣一帶負責採礦徵稅。在湖北荊州，陳奉及其手下無惡不作，私闖民宅，欺壓掠劫。甚至做出把懷孕婦女肚子剖開、將小孩摁在水裏溺死的事情，總之是什麼事都想幹，什麼事都幹得出，“悉發境內諸墓”，盜得寶物無數。起初，陳奉看到呈報上來的一份告密材料，說是鄉民徐鼐等人盜挖了李林甫原配楊氏的墳墓。李林甫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奸臣，楊貴妃楊玉環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時的宰相。密告稱盜賊從楊氏墓盜得大量陪葬品，得黃金萬兩。對此事也不徹查，陳奉便責罰徐鼐等人將黃金補齊。聞報後的朱翊鈞心裏暗喜，下旨將這筆黃金全部上繳國庫充公。陳奉從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財路，於是把荊州境內名臣富豪的墳墓都給挖了，當地官憤民憤極大，甚至有老百姓背後偷偷向陳奉扔磚頭，責罵陳奉“該死”。
但陳奉並沒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裏想的是什麼，竟然又動起了位於今湖北省鍾祥市境內的一座皇陵——顯陵的主意。顯陵是朱翊鈞自己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蔣氏的合葬墓，你想想，如果沒有朱翊鈞的意思，陳奉敢盯上顯陵?恐怕有10個腦袋陳奉也不敢。朱祐杬本爲“興獻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風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後，無子嗣，便傳位給堂兄弟朱厚熜，是爲明世宗，年號嘉靖。俗話說，老子英雄兒好漢，兒子當了皇帝，老子自然有至尊地位，雖死猶榮。於是，在中國帝王史上一場罕見的“大禮制”風波之後，朱厚熜追尊朱祐杬爲恭睿獻皇帝，王陵改爲帝陵。《明世宗實錄》記載，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太監楊保上奏，“(顯)陵殿門牆規模狹小，乞照天壽山諸陵制更造”。從正德十四年(1519年)開始造陵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營造改建顯陵前後花去了47年的時間。
顯陵在棗陽礦山旁邊，陳奉便以開礦作掩護，進行盜掘。當地官員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開採，結果都遭到了陳奉的彈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陳奉，由此還引發了多起“民變”。朱翊鈞卻沒有“嚴肅處理”陳奉，僅是召回了事。這樣的皇帝，連敢挖自己祖墳的人都放過，昏不昏?罪該萬死啊!三百多年後，自己的陵墓被掘是不是遭到了報應?不知道當年吳晗、夏鼐決意發掘定陵有無想到朱翊鈞這個“罪過”，由於當事人均已過世，吳、夏當年到底是怎麼想的，與朱翊鈞的葬式(見前文《萬曆皇帝棺槨開啓後發現的天大祕密》)一樣，也已成了歷史之謎。
定陵三百年後遭掘，還有一說，就是風水不好，當年擇地建陵之初，就發現了不吉之兆，預示以後要出大禍。
朱翊鈞是明穆宗朱載垕，即隆慶皇帝的三兒子，他10歲登基繼承大位。擇地建陵是首輔大臣張居正病逝，並被朱翊鈞治罪後的事情，繼任首輔、內閣大學士張四維的建議。萬曆十一年(1583年)正月，當時朱翊鈞只有21歲，還是位有理想有抱負雄心尚契的“憤青”天子，便借去天壽山春祭之機，動起了擇選萬年吉壤的念頭。當時欽天監爲他擇選了幾處陵址，朱翊鈞都沒有看好，風水不佳。如有一處在石門溝，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狹窄。而其它幾處要麼位次參差，要麼砂水傾倒。但另有兩處在風水師看來卻都是上佳的風水寶地，一處是形龍山，風水師的評價是主峯高聳，諸山拱抱，河水繞腳，衆水來賀，形如出水蓮花，案似龍樓風閣，明堂開亮，輔弼森嚴，堪稱至尊至貴之地;另一處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風水寶地格局，山脈主勢尊嚴，水星行龍，金星站穴，左右四輔，拱顧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朱翊鈞在當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親自去看了形龍山和小峪山兩地，現場初定小峪山，請求兩宮皇太后之後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兩宮皇太后之命，朱翊鈞再借秋祭陵之機，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現在的定陵陵址，並易小峪山爲現名大峪山。
當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動土，至萬曆十八年建成。但在開挖地宮時卻出現了不祥，風水師定下的將來置放棺槨的地方出現了意外，挖出了一塊大石頭，寶牀下無土，這嚴重犯了風水大忌。出了這麼大的風水漏子，也算當時的“政治事件”了，當初推薦陵址的大臣嚇死了。名叫樑子琦的大臣藉機上疏參劾禮部尚書徐學謨、輔臣申時行等人的“罪過”，樑子琦當初也推薦過陵址，但徐學謨、申時行認定大峪山纔是真龍穴。樑子琦建議，爲了大明的萬年江山，趕緊擇地重建。當時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鈞似乎不信邪，一反常態，竟然作出了讓大臣破感意外的決定，稱祖宗山陵既卜於天壽山，聖子神孫，千秋萬歲，皆當歸葬於此山。並下詔，勸大臣不要再爭論了，壽宮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說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還遭受了處罰。據說朱翊鈞嘴上雖然不信邪，說得好聽，心裏還是打不到底，覺得疑惑的，“出事”次年曾帶人悄悄看過幾處地方，仍不是很理想而作罷，徹底死了易地建壽宮的念頭。但在6年的建陵過程中，官場和民間關於定陵風水不吉利的議論一直沒有停息過。巧合的是，在三百年後，決定是否發掘明陵，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場爭論。
史載，萬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當年開國功臣、風水大師劉伯溫的十一世孫劉世廷，仍上疏奏稱，“大峪山壽宮龍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劉伯溫給選的址，劉世廷的風水理論應該是祖傳之術。果然在24年後，李成自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後又讓關外滿人奪走了江山。明亡清興，就此又是三百年，這是後話了。而更巧合更神奇的是，在三百年後，劉世廷的話再次應驗——定陵被新中國發掘了。如果要說報應還真有一點，朱翊鈞和皇后的屍骨在“文革”中被同樣不信邪的紅衛兵拖出了地宮，“破除迷信”後焚燒，大峪山的風水真的有點不吉利。
從當初選址，到三百年後被掘，報應也罷，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確定有太多的謎團，不由你不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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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
十三陵是中國最集中最完整的陵園建築羣，是明朝十三代皇帝及皇后的陵墓，位於北京西北約44公里的昌平天壽山下。定陵修建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規模宏大，僅當年役使的軍卒、工匠就達3萬餘人。裏面埋葬的是萬曆皇帝朱翊鈞和他的兩位皇后——孝靖皇后與孝端皇后。
定陵地宮通道
1956年5月17日，定陵開始發掘。這是經國務院批准的第一座按國家計劃發掘的古代帝王陵墓，也是我國惟一主動發掘的皇陵。在這裏共出土了4000多件文物，是研究明代陵寢制度、社會發展的重要實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