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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爲什麼重用酷吏?“酷吏”的存在有什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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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酷吏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序言:

所謂“酷吏”,從籠統意義上來講,就是一些運用殘酷的刑法進行審訊的官吏,從而也就讓很多人都在無形中將“酷吏”跟“苛吏”、亦或者“貪吏”等“惡吏”聯繫到了一起。但是大家想過沒有,“酷吏”跟“酷吏”之間其實也是有區別的呢?

正如司馬遷所說,“雖慘酷,斯稱其位”,漢武帝劉徹執政時期的情況便是如此,雖然出現了許多“酷吏”,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實則都屬於“廉吏”,“執法必嚴”的特性也只是漢武帝爲了維持封建秩序,故而纔在非常之時行非常之法,通過重用酷吏的方式來爲民除害,藉以維持封建秩序罷了。

漢武帝爲什麼重用酷吏?“酷吏”的存在有什麼作用?

漢武帝劉徹示意畫像插圖

據不完全統計,在《漢書·酷吏傳》中,有所記載的酷吏總共有十三位,而其中屬於漢武帝劉徹執政時期的有九位,如若再加上有“專傳”的張湯、杜周等酷吏,也就意味着漢武帝劉徹執政時期的“酷吏代表”就有11位之多,

而且這些酷吏還並非漢武帝執政時期的全部酷吏,只能說是能夠體現出漢武帝重用酷吏,且讓酷吏手握大權的一些典型代表。

雖然單憑這些“酷吏代表”無法讓我們全面的研究漢武帝執政時期的“酷吏”應用情況,但若是隻研究漢武帝劉徹重用“酷吏”的“初衷”和“思想”的話,基本還是足夠了。

畢竟這些酷吏幾乎各個手握大權,無疑就能夠最真實的體現出在漢武帝執政時期,其“高層政治走向”到底是個什麼模樣。

漢武帝爲什麼重用酷吏?“酷吏”的存在有什麼作用? 第2張

張湯示意畫像插圖

“酷吏”並非“惡吏”

那麼我們就從這“酷吏”跟“酷吏”的區別開始說起,就好比一筐蘋果,雖然都是蘋果,但是其中定然不全部都是好的蘋果,總有那麼幾個因蟲蛀而內心腐爛的壞蘋果,“酷吏”跟“酷吏”的區別也大抵是如此。

就好比曾在漢武帝劉徹執政時期位列“三公”,晉升至“御史大夫”的酷吏“張湯”,其曾“與趙禹共定諸律令”,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越宮律》、《朝律》等法律著作,主張嚴刑峻法。——《漢書·張湯傳》

諸如張湯“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也就是務求一網打盡,即便漢武帝劉徹想要對其中曾參與編寫《淮南子》的“伍被”從輕發落,但張湯儼然也是據理力爭,以“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倖出入禁闥,......弗誅,後不可治”的理由將“伍被”治罪。——《漢書·張湯傳》

如果從這些案例上來看的話,張湯確實是“酷吏”,但能說他是“惡吏”嗎?顯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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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湯身亡後的棺槨示意畫像插圖

因爲從張湯遭遇“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長史朱買臣”的誣陷,繼而蒙冤自殺身亡後,其“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的史書記載來看,其屬實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廉吏”。——《漢書·張湯傳》

而且其執法雖嚴,卻也只是他身爲“御史大夫”的本職工作,且針對的基本都是危害百姓以及江山社稷的宗室貴族、亦或者豪強兼併之家,並非是“苛奪民時”、危害百姓民生的“苛吏”,也並非“貪污腐敗”、危害社稷的“貪吏”,那麼自然也就稱不上是“惡吏”了。

再比如同樣被漢武帝劉徹賞識,位列“三公”,曾升任“御史大夫”的酷吏“杜周”,以及升遷至“御史”的“趙禹”、“尹齊”、“鹹宣”、“楊僕”等人,無一不是曾被司馬遷稱之爲“雖慘酷,斯稱其位”之人,即雖然執法必嚴、身居高位,卻能夠廉潔奉公、秉公執法。——《史記·酷吏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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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酷吏示意插圖

甚至於其中的酷吏“尹齊”,在淮南都尉任中身亡之後,其家產甚至都不到五十金,同樣也足以表明其做官的廉潔程度了。

也就是說,我們並不能只是因爲“酷吏”和“惡吏”有些許共通之處,也就是其“運用殘酷的刑法進行審訊”的特性,從而就將其一併視爲“惡吏”,兩者的本質其實是有着顯著的區別和差異的。

同時,這諸多案例也就足以證明漢武帝劉徹對於“酷吏”的重用,實則並非很多人意識中的“重現”法家思想“嚴刑峻法”統治體系的“弊政”。他的“初衷”,其實也只不過是在非常之時行非常之法,想要通過“重用酷吏”的方式來滿足他爲民除害、維持封建秩序的需求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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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高祖劉邦示意畫像插圖

“無爲而治”滋生“兼併豪強”

大家想啊,自漢高祖劉邦於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漢政權以後,爲了能夠儘快的緩解西漢初期因戰亂影響而造成的百廢待興、經濟低迷局勢,故而採用了道家黃老學說中的“無爲而治”統治體系。

也就是想要通過“德行教化百姓”,主張“政簡刑輕”、與民休息、繼而通過幾代人以及數十年的努力,已然是形成了“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的“文景之治”盛世之景。——《資治通鑑·卷十五》

但在“文景之治”的盛世之景下,能說一點問題都沒有嗎?顯然也同樣不能,雖然“無爲而至”統治體系對安定百姓、恢復經濟等方面有着極爲積極的意義,從而也就使得當朝統治者可以通過“不與民爭利”的方式來造福百姓,間接的提升整個西漢政權的“生產力”。

這個我們不能否認,“文景之治”盛世也足以稱得上是“無爲而治”統治體系積極意義的真實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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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諸侯王示意畫像插圖

可問題是“無爲而治”那“政簡刑輕”的特性卻也讓整個西漢初期的社會局勢隨着經濟水平的日益提高,逐漸滋生出了一部分“役財驕溢......以武斷於鄉曲”的兼併豪強勢力。——《史記·平淮書》

並逐漸形成了“富者田連仟伯 ,貧者亡立錐之地”的不良社會局勢,而且也儼然是愈演愈烈,以至於很多的西漢宗室貴族也參與到了其中。——《漢書·食貨志上》

而西漢初期所分封的衆多諸侯王,以及這些諸侯王所擁有的“自治權”、“領兵權”、以及“財政大權”等諸多權力,無疑便是讓這些宗室貴族勢力惡性膨脹的最好倚仗。

偏偏西漢初期的“法律制度”相對寬鬆,就好比漢初之時,漢高祖約束臣民的律法條例也只不過是“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罷了,根本就無法對權貴豪強勢力違法亂紀的事情做到全面管控。——《史記·高祖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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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何示意畫像插圖

就連漢高祖劉邦自己都認爲“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即便後來又有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九章律》,但是大家別忘了,蕭何是“取其宜於時者”,也就是結合“政簡刑輕”的特性纔將《九章律》編訂而成。——《漢書·刑法志第三》

這也就意味着《九章律》只能說是爲西漢的律法條文奠定了一個基礎,或者說是雛形,依舊不是很完善。仍舊會存在《漢書·王尊傳》中所描述的權貴豪強兼併勢力“上幹王法,下亂吏治,併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的不良事件發生。

久而久之,勢必就會成爲西漢“社會秩序”恢復進程的最大阻礙,直接導致封建時期的階層矛盾日益激化,破壞西漢封建秩序的穩固,所以,如何剷除這些危害百姓民生的“土地兼併豪強”,也就成了漢武帝劉徹所不得不慎重考慮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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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示意畫像插圖

漢武帝非常之時行非常之法

那麼到底該如何去解決這錯綜複雜的矛盾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單純的用“德行”來教化這些驕橫跋扈的“土地兼併豪強”肯定是行不通的,否則西漢初期的也就不會出現這樣的不良局勢了不是嗎?

正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記載的,“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面臨的情況不同,對象不同,方法自然也要隨之而發生變化。

而漢武帝南平兩越、北伐匈奴、經營西域、通西南夷、東定朝鮮等諸多政治舉措以及軍事上的舉措,無疑也就足以表明在漢武帝執政時期,實則已經不再是“文景之治”盛世之下的那般“專修內政”的政治格局。

反而是把目光放在了開疆拓土,爲西漢的興盛奠定更強大的疆域版圖之上,換言之,漢武帝劉徹是想要讓西漢“轉型”,繼而也希望能夠通過這次轉型讓西漢變得更爲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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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示意畫像插圖

可是俗話說的好,“攘外必先安內”,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內部安定條件”,那麼漢武帝又該如何去征戰四方、開疆拓土呢?否則內憂外患的雙重打擊之下,勢必就會進一步增加漢武帝對外擴張失敗的風險,這種後果,顯然不是漢武帝所想要見到的。

相信大家從上文中不難看出,在漢武帝劉徹執政時期,剷除土地兼併豪強的事務不但是漢武帝所必須慎重考慮的重要問題,而且還屬實可以稱得上的當務之急,必須儘快解決,最起碼也得做到有效的緩解才行。

行事果斷、雷厲風行的“酷吏”,自然也就成了漢武帝劉徹解決這“非常之時”困境的最佳選擇,雖然“以暴制暴”這“非常之法”的方式可能會產生一定的消極後果,諸如酷吏濫用職權,繼而殘害無辜百姓什麼的。

但無疑也正是“酷吏”爲“皇權”所提供的強大“威懾力”,結合儒家思想代表人“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合一”主張,以及因此而衍生出的“陽儒陰法”統治體系,使得封建皇權那至高無上的封建統治地位得以確立,有效維持了西漢時期封建秩序的穩固。

爲漢武帝劉徹南征北戰,爲西漢建立空前遼闊的版圖疆域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更別提漢武帝會輕易放任“酷吏”濫用職權,行危害百姓之事嗎?必然是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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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騎兵示意畫像插圖

“酷吏”爲漢武帝的軍事行動奠定社會基礎

就好比漢武帝劉徹下令對匈奴發動大規模反擊之時,由於多次將軍隊的出征地點設在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西北一帶的“定襄郡”出塞,而當時的“定襄郡”由於地處邊陲,西漢朝廷很難對其實現最直接的管控。

從而也就導致定襄郡一度吏治敗壞,境內的社會秩序十分混亂,官員腐敗、土地兼併、匪盜之風盛行的不良事件層出不窮,甚至還直接影響到了西漢反擊匈奴的軍事行動,故而爲了確保反擊匈奴的軍事行動能夠順利進行。

漢武帝劉徹命酷吏“義縱”爲“定襄郡太守”,藉以整頓“定襄郡”的諸多不良風氣,而“義縱”任職以後,也在第一時間就開始了他的整頓大業,“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欲藉此以殺立威。——《漢書·酷吏傳》

果不其然,經過“義縱”對定襄郡獄中重刑犯的集中問斬治罪,很快就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是時,“郡中不寒而慄,猾民佐吏爲治”,原本官員腐敗、匪盜之風盛行的“定襄郡”很快就安定了下來,爲漢武帝反擊匈奴的軍事行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漢書·酷吏傳》

與此同時,這個案例也足以證明,西漢酷吏的執法針對的屬實並非是普通的西漢百姓,而是本就犯了重大案件,干擾到了百姓正常生活秩序的“重刑犯”。雖然有些過於嚴格,但結合漢武帝執政時期的時代大背景而言,赫然也只有這樣的方式才能最大化實現對“軍事行動”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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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王溫舒示意畫像插圖

酷吏爲漢武帝緩解“盜鑄之風”

再比如漢武帝劉徹於元鼎四年 (前113年) 下令“更五銖錢”的事件,也就是把原本分散於私人手中的“鑄幣權”悉數收歸中央,重新發行了一種名爲“五銖錢”的官方貨幣。

但不曾想,反而導致“民爲奸,京師尤甚”,各種“盜鑄”五銖錢的事件層出不窮,嚴重影響到了西漢朝廷的財政收入。——《漢書·酷吏傳》

而漢武帝本來就因爲南征北戰需要大量的軍費,如果不對這種“盜鑄之風”加以遏制的話,勢必就極有可能因爲財政虧空而影響到“對外征戰”的進程。這還沒算“盜鑄五銖錢”對西漢經濟體系所帶去的巨大破壞作用。

所以,爲了遏制這種“盜鑄之風”,漢武帝又一次派遣酷吏“義縱”以及酷吏“王溫舒”等人回京任職,嚴查“盜鑄”五銖錢案件。

然而由於當時的社會矛盾已然是逐漸激化,各種權貴兼併勢力盤根錯節,早已形成了根深蒂固之勢,即便義縱以及王溫舒等人對盜鑄團伙“誅殺甚多”,但仍舊未能徹底的遏制“盜鑄之風”。——《漢書·酷吏傳》

不過相對於治理之前的狀況,也顯然是好了很多,雖然還時有發生,但卻並不像整頓之前那般肆無忌憚,還是可以稱得上是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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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趙禹示意畫像插圖

酷吏爲漢武帝進一步完善西漢律法體系

繼而再加上張湯和趙禹等人所編訂的《越宮律》、《朝律》等法律著作,明顯也是使得西漢的“律法體系”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

且兩人在編訂這兩部法律著作之時,均官拜“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屬“九卿之秩”,而據史書記載,“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漢書·酷吏傳》

顧名思義,無論是張湯還是趙禹,這兩者在編訂律法時實則“其治尚寬,輔法而行”,這也就足以證明這兩部律法著作其實並非全部都是極爲苛刻的殘酷刑法,只不過是在整體的“時勢大局”上面採用了嚴刑峻法。

漢武帝爲什麼重用酷吏?“酷吏”的存在有什麼作用? 第13張

《漢律》竹簡殘片(局部)

否則又爲何要將這兩部法律著作連同《九章律》、《傍章》一起統稱爲"漢律六十篇",成了構建《漢律》的基本框架呢?要知道,光是《越宮律》,就已然是達到了27篇之多,幾乎佔據了一半的比重。

試問,如果全都是嚴刑峻法的話,那豈不是就跟西漢後來所採用的“陽儒陰法”統治體系相悖了嗎?

畢竟不管怎麼說,法家思想中的嚴刑峻法統治體系,在跟“儒家思想”融合後所形成的“陽儒陰法”統治體系中,也只是佔據着“輔助地位”罷了,真正的主體,依舊還是“儒家思想”的“德政”主張。

這也就足以證明,漢武帝對“酷吏”的重用,其所秉承的思想及初衷也主要就是爲了針對性的打擊豪強兼併地主、以及一些宗室貴族的囂張氣焰罷了,從而使得西漢能夠儘快的從西漢初期那政簡刑輕的政治局勢中轉型,進一步確立皇權地位,鞏固中央集權,維持封建秩序的穩固。

漢武帝爲什麼重用酷吏?“酷吏”的存在有什麼作用? 第14張

權貴豪強示意畫像插圖

漢武帝重用酷吏的實質

簡而言之,漢武帝劉徹之所以會重用“酷吏”,不是說他這個人的本性就推崇法家思想中的嚴刑峻法統治體系,相反,漢武帝雄才大略,不但在軍事上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爲西漢奠定了空前遼闊的疆域版圖。

更是在內政的治理上能夠清晰的意識到當時諸多問題的“癥結”之所在,故而也就有了漢武帝劉徹採納了董仲舒的提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事件的發生。

而漢武帝“重用酷吏”的實質,也不過就是漢武帝劉徹在實現“獨尊儒術”,繼而確保“天人合一”思想的順利推行,鞏固皇權地位之時的一個“過渡”舉措。

否則直接就讓一些文質彬彬的西漢官員去治理那些驕橫跋扈的權貴豪強,且西漢在漢武帝劉徹進行轉型期間,各項法令也都只是一個雛形,根本就無法實現對這些權貴豪強勢力的直接管控,那又該如何去實現對“權貴豪強兼併”勢力的打擊呢?顯然行不通。

漢武帝爲什麼重用酷吏?“酷吏”的存在有什麼作用? 第15張

農民起義示意畫像插圖

久而久之,百姓又該如何去抵抗這些豪強勢力的肆意掠奪和侵佔呢?勢必就會因爲豪強兼併勢力的大肆剝削而導致百姓無力承擔,最終爆發農民起義,民心離散。

正如史書所說,“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也唯有重用“酷吏”,才能在漢武帝執政時期那個律法不完善、且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之際,以最短的時間取得最顯著的成效。——《漢書·貢禹傳》

這也可以說是當時的時代大背景所促成的一個必然結果,司馬遷之所以會對漢武帝執政時期的一部分酷吏做出“雖慘酷,斯稱其位”的高度評價,也多是因爲這個原因。

漢武帝爲什麼重用酷吏?“酷吏”的存在有什麼作用? 第16張

顏師古示意畫像插圖

漢武帝劉徹對於“酷吏”職權的限制

至於酷吏所可能引起的諸如濫用職權、殘害百姓等消極結果,其實從唐初著名的歷史學家“顏師古”對酷吏所做出的“言觀天子之意”評價中就能看出,“酷吏”的行爲,其實也可以說是“皇權意志”的一個體現,其代表的實則正是皇帝的“真實意志”。

那麼等“酷吏”做出殘害百姓、濫用職權等違法亂紀事件之時,當朝統治者會放任不管嗎?否則也就不會出現漢武帝因“義縱”在執行抓捕時未請示他而下詔“使杜式治”,繼而將“義縱”治罪的事件了。——《漢書·酷吏傳》

這也就意味着在漢武帝劉徹執政時期,“酷吏”的所有行爲其實也都在時時刻刻接受着漢武帝劉徹的掌控,其所有的權力也都等同於是皇權所賦予,如果出現了危害百姓,甚至可能導致“民心離散”的事件之時,那麼漢武帝劉徹也可以很輕鬆的就對其加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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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劉徹確立皇權地位示意塑像插圖

筆者結語

因此,從客觀意義上來講,漢武帝劉徹重用酷吏的舉措,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對漢武帝劉徹維持封建秩序的穩固、鞏固中央集權、確立皇權地位,甚至是對“陽儒陰法”統治體系的順利推行等諸多方面都有着極爲積極的意義。

屬實並非我們現代很多人意識裏“酷吏”就幾乎等同於“惡吏”那麼簡單的,大可不必放在一起相提並論,而是要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來出發,並加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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