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7日，位於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的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鎮海橋被洪水沖垮，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鎮海橋，始建於明嘉靖15年(1536年)。相傳是隆阜財主戴時亮爲嫁女兒獨資建造。清康熙初年水毀，由程子謙捐資670萬貫，費時兩年建成，通行17年又被水毀，程子謙說：“橋之不固，是我之過也。”遂以獨資復建，橋未成就去世了。他的兒子程嶽，時任廣西清吏司、員外郎，爲繼承父志，終於把橋建成。
鎮海橋是由戴時亮，程子謙這樣的人獨資修建的，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古代是特例還是普遍情況?古代的橋樑除了像今天一樣由政府出資外到底還有誰會出資修建的呢?
官員這個羣體修橋的動力很好理解，無論是爲了滿足所管轄地區人民的切實需求還是爲了自己的名聲和政績，修橋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按照實際出資人不同，我們將官員募資分爲以下兩種：
第一種：出資人全部爲官員。
具體的形式爲官員獨資或數個官員捐出自己的俸祿集資修橋。如德安縣輿樑橋橋志中記載：“知縣顧允諧捐俸重砲，擢鄉老王廷侃、曾憲師督理。”又比如九江湖口縣通仙橋：“嘉靖中因迎景王，各官捐俸，委胡國臣建造”。對於這種出資人全部爲官員的方式，無需政府出資，也不花費民間百姓的財富，官員則得到了名聲和政績，可謂是三贏的局面。只可惜因爲橋樑的造價十分高昂，而官員的俸祿是有限的，因此只存在於少數的例子，並未能夠成爲一種普遍行爲。
第二種：出資人包括官員，地方鄉紳，商人等民間出資人。
在這種情況中，官員擁有比較重要的地位，通常爲帶頭人或直接主持橋樑的修建。如大文學家蘇東坡在惠州任職時修建的西新橋和東新橋，就是由他主導，民間參與募資，鄧守安和希固負責修建的。在他的作品《東新橋》中有這麼一句:“使君飲我言，妙割無牛雞。不雲二子勞，嘆我捐腰犀。” 他又在《西新橋》中寫道：“探囊賴故候，寶錢出金閨。”(自注：“子由之婦史，頃人內，得賜黃金錢數千助施。”)在修這兩座橋的過程當中，蘇軾作爲募資帶頭人不僅捐贈了自己的犀牛腰帶，而且他的弟媳史氏還捐了幾千黃金錢，無論是從蘇軾的號召力對募資的影響或是蘇家實際投入資金的價值來說，蘇軾都是募資行爲的絕對主導者。
鄉紳是我國古代一個特有的階層，主要由科舉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當地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鄉或長期賦閒居鄉養病的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鄉村社會有影響的人物構成。他們不屬於政府機構，但卻又和普通百姓在社會地位上有明顯的區別。不過權力和義務是對等的，鄉紳們在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佔據較多社會財富的同時也要承擔起相當的社會職責，像橋樑這樣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僅針對鄉紳個人而言，募資修橋這樣的公益行爲是在行善事，積陰德。並且衍生出了祈福的含義。如位於福建省福州市馬尾鎮的雙壽橋，建於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橋板上鐫刻楷書：“明嘉靖癸丑磕源陳婦八十娘張氏同夫建立雙壽橋爲父母禱福。”
而對於整個鄉紳羣體而言，募資修橋可以給鄉紳羣體帶來良好的口碑，提高其社會聲望和社會話語權，從而有利於鄉紳羣體佔據更多的社會財富。鄉紳有了錢，募資修橋的客觀物質條件也變得容易了，這對鄉紳羣體募資修橋的行爲又有不小的促進作用。一個良好的修橋生態就這樣形成了，鄉紳滿足了私人道德需求，穩固了鄉紳羣體的社會地位，民衆則切切實實享受到了橋樑帶來的便利。
除鄉紳羣體集資或由鄉紳帶頭，民衆參與的籌資行爲外，鄉紳獨資橋樑出現的很多。我們一開始提到的鎮海橋就是如此，初代修建者戴時亮和二代修復者程子謙均爲獨資修建。《九江府志》中記載過很多這樣的例子：
十家橋是貢生黃錫頊兄弟捐建的;通田橋爲監生劉維翰捐建;黃荊橋由順治十二年舉人周易元重修。《九江府志》中還記載了一位名爲李修教之人，此人在康熙至雍正年間獨資修建高橋、洲頭橋、南港橋、霞紅灣橋。就體現出一個詞——財大氣粗。
橋樑的直接使用者是廣大百姓。對於某個地區的民衆來說，新修一座橋樑可能就意味着節省數裏甚至數十里的腳程，所以作爲直接受益者的民衆其實才是最想要修建橋樑的人。他們沒有什麼政績，名聲的考慮，道德上的自我滿足和積陰德祈福等目的也不足爲重，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了便利幾乎是他們想要修橋唯一原因。即使沒有鄉紳，官員這一類人帶頭出資，百姓爲了自身的切實利益也會自發的進行籌資。
如浙江餘杭的花明村橋，據說在造橋時，施善募捐資助的村民姓氏五花八口，故名"花明村橋"。如湖口下新橋，其募資者中陳遇顯賣田捐錢六十千文，李聯輝賣棺捐錢十千文。如果當地民衆對這座橋沒有切實需求，還有什麼原因能夠讓兩位貧民不惜賣田賣棺也要出資修橋呢?
如果說對於官員，鄉紳，民衆而言，募資修橋的主要原因是自身責任和利益的話。對於僧侶這樣以普渡衆生，做善事修功德爲自我信仰的羣體而言，精神上的自我要求和滿足則是僧侶修橋的主要動力。
當然我們不能否定修橋可以給僧侶羣體帶來物質收益的，交通條件的改善以及僧侶名望的提升都可以使得寺廟香火更加旺盛。但根據臺灣學者黃敏枝根據《福建通志》統計，宋代泉州“由僧徒興修橋數爲44，總數則爲107，其比率約佔泉州的41%。”物質利益驅動不太可能達到這樣高的比例的，僧侶的信仰纔是推動他們修建橋樑的主要動力。
僧侶的募資方式主要是通過其個人號召力進行化緣，與官員和鄉紳不同的地方在於僧侶本身並不會作爲主要出資者，僅僅是一個發起人。由僧侶修建的著名橋樑有著名的廬山觀音橋，蘇州的覓渡橋、杭州的萬年橋等等。
時至今日，由於修建一座橋樑的花費巨大，技術難度高，法律責任劃定等原因，橋樑的投資者幾乎都爲政府，像過去那個人獨資或羣體募資的時代已經隨着鎮海橋一起消失在了滾滾洪流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