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仍然是中國歷史上腐敗十分嚴重的一個時期。明代的腐敗伴隨明王朝的始終，如影隨形，相伴而終，影響明王朝的興衰，直至推動它的滅亡。
明代的腐敗跨度之長久，涉面之廣泛，行爲之猖獗，程度之深重，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少見的。明代的貪官污吏爲何如此膽大妄爲，明目張膽的貪污受賄, 對腐敗趨之若鶩, 甚至把貪腐看的比生命還重, 顧炎武認爲是低俸造成的，在他看來，官吏俸祿低，無以養家，只能通過收受賄賂來創收，養家餬口的窘境迫使他們不得不去貪取。
明代折俸制度的實行使官員本來就低的俸祿更少。折俸時，所折之物如同賤買貴賣，很不划算，官吏實際所得就比應得減少許多，而且有時所折之物根本就不能夠兌現，這也就意味着官吏俸祿的一部分是拿不到的。《皇明紀略》記載:“國初定製，百官俸給皆支本色，如七品官月支本色米七石，足以養廉。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拆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拆色，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餘皆拆色。拆色以鈔爲準，米一石拆鈔十五貫或二十貫。鈔法不行，不值一錢。布一匹值銀不過五錢，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或通不得支。其何以養廉，其何以使之不貪?”
就連最高統治者也認識到這一點，承認官吏折俸之薄,。官吏折俸之薄，薄到什麼程度，從《明史》的記載中可見一斑，“是時鈔法不行，一貫僅直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看，僅直二三十錢，而布直僅二三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
明代官員依靠俸祿養家是比較困難的，常常是捉襟見肘，更無談過上安逸的生活。有的官員俸祿十日就可花光。官吏俸祿不足以養家，只能去收受賄賂，他們的衣食沒有得到保障，所以治理貪腐纔會沒有成效。
爲何官吏的俸祿如此經不起花費?除了俸祿低之外，很大原因還在於官吏的日用開支過大，除了衣食住行，還有很多花銷。
正統六年二月，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曹泰上奏:“夫衣食缺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仕，妻子隨行，然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祿薄者一石、二石而已。其所折鈔，急不得濟。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具，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移其所守，此其所以陷於罪者多也。”曹泰認爲，官吏祿薄，而花費繁多，如養育兒女，贍養父母，人情往來，道路交通，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而俸祿不足以應付各種花銷，所以才導致官吏貪污受賄。
崇禎時期，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也就此上言:“諸臣言蠹民者，俱歸咎守令之不廉。然州縣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票取, 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抵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多則十金以上，少則十金以下。欲結心知，不在此例，歲送不知幾許。至巡按薦謝每百金，旁薦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於例。遇考滿朝覲，或費至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人號爲開市，臣兩月內，辭書儀可五百餘金，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
韓一良指出，在公務活動中，各種花銷名目繁多，少則十金，多則千金，動輒百金已爲常事，其本人寡交猶然，交往頻繁的花費就更大了。可以看出，官員在公務活動中，花費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目，可以說是無事不花錢，這僅僅依靠低廉的薪水是解決不了的，這也就促使官吏收受賄賂，以解花費之需。
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公務往來，都需要不少的花費，日常生活加公務往來，對於官員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甚至是巨大的, 而俸祿在這個開支面前就微不足道了，甚至是杯水車薪。官吏爲計所迫只得去尋找更多的金錢，而貪污受賄就成了一個很好的途徑，因此貪腐也就自然而然的發生了。
明太祖出身貧寒，對百姓疾苦深有感觸，因而建立明朝後，認爲官員俸祿過高會產生奢靡之風，因而實行了底薪養廉的制度。明代中後期，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社會風氣逐漸糜爛，鋪張浪費的現象遍佈城鄉大小角落，如在婚嫁過程中，婚配論財，婚娶求盛，在太湖流域, “湖中聘親之初，即大加財禮。”在浙江紹興，“嫁女者以富厚相高， 歸之日， 擔負舟載， 絡繹於水陸之途，繡袱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謝肇淛爲此說:“每見往年之婚禮府第，至今日之費用， 未有不數倍之者也。”開支數倍於前， 而官吏俸祿難以支撐這些龐大的開銷，俸不抵支的情況由此產生, 當二者的矛盾難以解決時，貪污受賄就出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