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改變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我們被要求留在家中，自我隔離，社交活動一切停擺，習慣於匆忙追趕時間表的人一下彷彿處於失重狀態，漂浮在空中，失去了標的。
牛頓、莎士比亞、達芬奇這三個人都經歷過大瘟疫，而且都善用了瘟疫期間的“社交隔離”，潛心創作，“出關”後都大放異彩，造福人類。
1665年英國劍橋爆發鼠疫，是倫敦地區延伸過來的瘟疫。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也隨之關閉。教職員、學生、居民都紛紛走避郊區，實施“社交隔離”。年輕的學士艾薩克.牛頓也是其中之一，那年他才22歲。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伍爾索普莊園進行“閉關”。
在這個清淨，隔離的環境中，牛頓不用上課，也沒有社交活動，更沒有手機、網絡。但其實他腦子一點兒也沒有閒着，他有許多自己想要思考、探索的議題。這段期間的深入鑽研的確碩果輝煌。在數學上，他發展了現代微積分、解析幾何學的雛型;設計實驗測量重力，醞釀萬有引力定律的概念。他還在臥室裏做光學實驗。他在百葉窗片上穿一個小洞，讓白光射進來，然後他運用三棱鏡觀察可見光譜的七彩變化。
日後他回憶這段時光，說這是一個“神奇的年代”(拉丁文：Annus Mirobilis， 英文：Years of Wonders)——“那段日子是我發明的巔峯時期，我對數學與哲學的深度關注是空前絕後的。”
始發於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The Great Plaque)蔓延在1665年到1666年之間，英國有四分之一人口感染死亡。這是英國本土繼十四世紀黑死病之後爆發最大規模的致命瘟疫。
牛頓在1667年回劍橋後，發表了大量論文，半年後便成爲院士;兩年後成爲教授。終其一生，他繼續思考着物質、時間、光學、色彩等等主題。
低調的避難期 莎士比亞完成三大悲劇
威廉.莎士比亞一生經歷過很多次瘟疫，其實，據說他本人一出生就是瘟疫的倖存者。席捲倫敦的瘟疫中，莎士比亞有許多親人感染過世，包括他的兒子。
爲了避免疫情蔓延，劇院通常是第一個勒令休業的。莎士比亞所屬的倫敦環球劇場(Globe Theatre)在1593年、1603年、1606年都關門休演過。據文獻記載，有高達百分之六十的時間是無法演出的。劇團只好四處出遊，在各鄉間表演，團員都在心裏祈禱，但願造訪的村落尚未被疫情波及，也有許多演員另起爐竈，改行他去。
這時的莎士比亞轉而潛心創作。《李爾王》(King Lear)、《馬克白》(Macbeth)與《安東尼與克麗奧佩脫拉》(Antony and Cleopatra)據推測都在這時完成。這低調的避難期，也正是他才華洋溢的創作期。
當時的倫敦鼠疫肆虐，整個城市的慘狀十分恐怖。沒有下水道，垃圾就直接傾倒在泰唔士河中，空氣污濁沉穢。感染到鼠疫的人三四天就會病發而死，膿腫腥臭，蔓延甚廣。
也許是這樣的愁慘氛圍，這三部都是有名的悲劇。
達芬奇爲遭瘟疫肆虐的米蘭 訂做都市計劃
1485年，意大利的米蘭。當時名畫家/雕刻家/發明家列奧納多·達·芬奇在米蘭爲大公盧多維科·斯福爾札做事。米蘭此時正爲發生在1484年、1485年之間的鼠疫所蹂躪，總共造成五萬人死亡，整整三分之一的米蘭人口。
達·芬奇目睹了狹窄、骯髒、擁擠的米蘭城被瘟疫肆虐的慘狀，心中開始構思如何改善都市規劃的結構，讓這個城市能夠康復，且日後能夠更健康。他的構想包括統合地下水道與運河、城市往高處垂直髮展、開闢行人專用道等等。
達·芬奇在十五世紀已經設想了大城市都會面臨的諸多問題，由他的手繪圖與手稿註解可以看到，規劃中包括：交通、地下水、新舊城區共存，人口的發展等等。而且他更強調美感、潔淨、效率並重。雖然他過於激進的主意沒有馬上被實現，但當代的都市規劃多有所借鑑。十九世紀新巴黎的建設和達·芬奇的概念就有共通之妙，這位多才多藝的文藝復興巨匠又再次證明，他的卓見領先了世人好幾個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