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上海青浦，槍炮轟鳴不息，空氣中瀰漫着刺鼻的硫黃味。凜冽寒風吹來，路旁尚未熄滅的戰火左右搖曳，似乎還沒擺脫方纔太平軍與華爾洋槍隊惡鬥的陰影。
洋槍隊首領華爾身中五槍，副司令福瑞斯特被活捉，洋槍隊死傷三分之一，不得不狼狽而退。吃了虧的“洋大人”越想越覺得窩囊，氣呼呼地去找李鴻章，要他給洋槍隊一個交代。
爲安撫洋槍隊，李鴻章吩咐手下，無論花多少錢都要把被俘的洋大人贖回來。最後，李鴻章向太平軍交納100萬發彈藥、數百槍械及10箱上好鴉片，這才換回福瑞斯特。
勒索錢就罷了，怎麼還要鴉片?難道太平軍都成了癮君子?常年戰鬥的太平軍當然不可能都是癮君子，他們之所以索要鴉片，是因爲鴉片在當時可是硬通貨。
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大量鴉片涌入中國，民間興起“鴉片熱”。不論商賈富豪還是升斗小民都搶購鴉片，這並非僅爲口腹之慾，而是鴉片具有金融屬性，能給人無限便捷的支付體驗。
鴉片到來前，在外奔波的商旅往往要帶沉重的銀箱，常因行李過於顯眼而成爲盜匪眼中的肥羊。現在他們只需帶少許鴉片，就能輕輕鬆鬆地做買賣，降低了他們因露富而被劫的風險。於是，鴉片迅速得到人們的青睞，一些赴京趕考的人也用鴉片支付食宿費。
清政府起先還試圖禁絕鴉片，後來發現越禁越多，乾脆躺平裝死—與其大力禁菸，不如靠鴉片收稅，也好補貼捉襟見肘的國庫。於是清政府打着“以徵代禁”的旗號，面向全國徵收鴉片稅。
一開始，清政府主要是在貨物通關時收“鴉片厘金”，嚐到甜頭後乾脆將鴉片銷售合法化，還發展出洋藥厘金、土藥厘金、土藥稅、罌粟畝稅等名目。於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27992萬兩銀子中，有3302萬兩是洋土藥稅釐貢獻的。
高額稅收誘惑下，清政府再也不願禁菸。原先清政府雖也收鴉片稅，但鴉片主要靠進口，大頭都讓洋人賺了。胃口變大的清政府靈機一動，乾脆開放鴉片種植。
鴉片自產自銷後，效果立竿見影。19世紀70年代，鴉片進口量幾乎維持在每年6萬擔以上，1879年更是高達8萬餘擔。國產鴉片進入市場後，立刻憑低價的優勢瘋狂蠶食市場份額，短短數年間銷量便增長10倍，直接導致進口鴉片數量銳減，以致留下“土藥”打敗“洋藥”的傳說。
由於鴉片利潤豐厚，川中百姓紛紛將耕地改種鴉片，到1906年，鴉片種植面積約佔全省耕地面積的16.4%。此後，鴉片種植規模不斷擴大，全川“百四十餘州縣，除邊廳數處，幾無一地不植鴉片者”。
與此同時，吸鴉片的人也越來越多。在四川，城市中吸鴉片的男女比例分別爲50%和20%，農村吸鴉片的男女比例則爲15%和5%。川東一帶的集市除了桐油，遍地都是鴉片。而放眼全國，人們在鴉片的禍害下瘦骨嶙峋，被諷刺爲“東亞病夫”。
瘋狂的鴉片貿易，就這麼一邊侵佔大量耕地，一邊摧殘人們的精神和肉體，甚至讓人完全失去勞動力，以致催生出席捲天下的丁戊奇荒，也將晚清摧殘得千瘡百孔，讓清朝在完全病態的環境中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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