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瑀是漢末時期建安七子之一，雖然作品不是很多，但也有不少名作，加上他詩歌中隱喻的社會問題，也值得人們下功夫去研究，他的兒子阮籍後來被列入竹林七賢之中。
阮瑀字元瑜，年輕時候求學於蔡邕，被蔡邕譽爲“奇才”，在當時小有名氣。據說曹操在聽聞阮瑀的才名之後，便想着召他爲自己的屬官。
沒想到在曹操的連番招攬之下，阮瑀被迫逃入深山之中進行躲避。不甘心失敗的曹操於是就命人放火燒山，阮瑀終於在不得已之下響應徵召。
因爲阮瑀好幾次駁了自己的面子，曹操在一次宴席之上，故意把阮瑀安排到樂隊裏面，想要讓他在衆多賓客面前出醜，想要以此來解氣。
沒想到阮瑀除了文采出衆之外，更是精通音律，當下就撫弦高歌，先是推崇曹操立下的功績，接着就表示自己願意爲這份事業盡一份力的思想。
曹操在聽了之後喜不自勝，阮瑀不說還不知道自己原來這麼厲害，之前對其的種種不快一掃而光，從此軍中檄文書信大多都出於阮瑀和陳琳兩人之手。
而阮瑀能擔任曹操的司空軍謀祭酒這一職位，才學方面自然有其出衆的地方，有一次曹操請他代寫一封書信，阮瑀片刻之間就將寫好的信呈了上來。
曹操見信這麼快就寫好了便以爲是初稿，正準備提筆進行修改，仔細一看才發現此信渾若天成，以曹操的文采竟也無從下筆，不能增損一字。
阮瑀的散文以“章表書記”聞名於天下，與曹操軍中同樣負責撰寫檄文的陳琳相比，阮瑀的文風少了幾分咄咄逼人的氣勢。對兩人文風不同最簡單的理解便是，陳琳是和你來硬的，而阮瑀是和你來軟的。
在建安十五年，孫權劉備兩家和親，準備聯合對抗曹操，阮瑀就秉承曹操意志著《與曹公作書與孫權》，想要拆散兩家的聯盟，勸孫權和曹操一同侍奉漢室。
全文語氣委婉顯得謙遜心誠，卻又帶有堅定不移的態度，將孫權和曹操置於同等的位置，雖不明加斥責卻綿裏藏針，文中全是對孫權的批判之意。
還把昔日赤壁之戰曹軍的敗北歸於疫病，把周瑜貶得一無是處，言外之意就是讓孫權不要以爲打了一場勝仗，就以爲能夠抵抗曹操的大軍。
除去檄文之外，阮瑀的散文中不得不說的就是《文質論》，正因孔子說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而“文”與“質”就成了後人論述的重點。
對於一個人在“文質”上到底應該側重哪一點，阮瑀的觀點是“文”與“質”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繽紛的文采能更好體現人的內質，而沒有內質的文采便失去了意義。
但是阮瑀在認爲文質兩通、各有其用的同時，又明確指出“質”要比“文”更加重要，他引用器物來對兩者進行比較，“麗物苦僞，醜器多勞;華壁易碎，金鐵難陶。”重質輕文的思想十分明確。
在文章之外，阮瑀的詩歌方面也極具特色，最突出的便是詩中帶有的感傷色彩，儘管阮瑀倖存於世的詩只有十四首，但是各方面涉及很廣無所不容，也十分值得人們深入研究。
這一股感傷色彩同當時社會的環境息息相關，漢末戰亂不休，社會動盪不安，幾乎每個人都在爲能不能見到明天的太陽而擔憂，而哀嘆這種現象變成了當時詩歌的主旋律。
例如在看到成千上萬的百姓死亡時，阮瑀深深瞭解到生命的脆弱，在“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這一首《怨詩》中，阮瑀用他滿腔的悲憤，將來自社會最底層人民的怨聲傾吐出來，即使歷經千年後再讀也能體會到那種傷感。
除了社會環境的影響外，這一股感傷色彩同阮瑀的志向、性格也有關係。他本樂於歸隱，卻被迫踏入仕途;他本安於貧苦，卻願爲其他受苦的人民發聲。
功名利祿對於阮瑀來說如若糞土，在跟隨軍隊時期，從他詩中絲毫不曾見到出征時的壯志豪情，反而全是對這趟行程的不滿和感傷。因爲每一次出征，都代表着又要有不知道多少人死於戰火之下。
一個人的生命長度不能改變，只能努力提高生命的質量，讓自己的一生不留遺憾。阮瑀多愁善感的思想意識，也許是來源於他對生命價值的理解極深，因此面對生命的消逝纔會如此感傷。
阮瑀的感傷不僅僅是對人民所遭遇的苦難，更多是生命本身的價值被一些人所忽視，而自己對這種現象卻無能爲力的憂憤和惆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