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的每次氾濫都會給兩岸人們帶來巨大災難，所以黃河的治理，歷來是我國治河史上的大事。但是歷次治河除了完成治洪防災的目的外，有時又會給沿岸百姓帶來沉重負擔，甚至造成民不聊生、社會動盪。這首《早發黃河即事》作於元順帝至正十年(1350)，賈魯治河之前，反映的是在此之前元朝治河的現實，其目的就是爲即將進行的賈魯治河提供借鑑。
自金代起，黃河改道，由淮河流入海中。元朝建都大都，離黃河較遠，因此對黃河防災重視不夠。直到黃河威脅到大運河之時，纔不得不整治黃河。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五月，黃河白茅堤決口，六月金堤決口，沿河城鎮均遭受水災，黃河之水又溢入會通河，威脅到運河安全。朝廷內部就水患問題，展開激烈討論。至正九年，元順帝令羣臣商討治河，丞相脫脫召大臣研討治河方略，賈魯(1297～1353)力排衆議主張“河必當治”、“必疏南河塞北河”，主張整治黃河。賈魯提出治理黃河的兩種方案：其一，修築北堤，制止決口，費用開支小;其二，採取疏、塞並舉的方法，使黃河改道東行，恢復原來的水道。當時，賈魯這兩個方案均未被採納。至正九年閏七月，黃河災情更加嚴重，復出的脫脫深感問題嚴重，抓緊了治河計劃，元順帝召集羣臣，商討治河大計。當時參加討論的大臣，議論紛紛，提出了種種方案。賈魯以都漕運使身份，參加此次討論，並重新提出了他的治河二策。丞相脫脫力排衆議，採用了賈魯的第二種方案，決定開始治理黃河。
賈魯畫像
賈魯的這兩個方案，都是經過實地考察、並針對現實的問題提出的，有很大的可實施性。但是第一條方案，是針對元朝財政不足提出的，只是以保住眼前漕運和鹽場的安全爲目的而提出的下策。這是因爲修築北堤，開支雖低，用工節省，但是北溢到山東境內的河水，在沛縣一帶形成巨大湖泊，而此後泄洪能力又小，這就使得洪水無法排泄，只能停留在沛縣周圍一帶，新筑北堤也只能阻止河水繼續灌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果黃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筑北堤仍有被沖決的危險，到那時舊的積水沒有排泄，新的洪水又溢，將會加劇災情的程度。而第二方案，採取疏、塞並用的方法，使黃河恢復故道，卻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最科學、最有效的方案。這一方案，工程規模巨大，所耗費的時間、人力、物力、財力都將會大大超過第一方案，但其效果更好，不但可以解決黃河洪水氾濫問題，而且可以確保運河和鹽場的安全。
至正十一年四月，賈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防大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領河南、河北諸路軍隊，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二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八翼軍二萬人投入治河。這次治河主要方法就是疏、浚、塞並舉，先疏後塞，首先要疏通從黃陵崗至哈只口的黃河故道，以及疏通凹裏村到楊青山的減水河，兩者全長二百八十里。其次，就是堵塞缺口、豁口，修築堤壩，主要工程是堵塞白茅決口，這是決定治河成功的關鍵一役，經過七個月的治理，十一月白茅決口堵塞成功，黃河返回故道，與淮河匯於一處，向東流入大海。賈魯回朝，向順帝上《河平圖》。賈魯在堵口技術的重大創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成功。工程結束後，賈魯被召回京城，擢升爲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至正十二年八月，隨從丞相脫脫進攻徐州起義軍芝麻李。同年冬天，賈魯奉命與總兵月哥察兒圍攻濠州，至正十三年五月，逝于軍中，年五十七。
賈魯爲官恪盡職守，尤其在治理黃河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在總結前人治理黃河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把疏、浚、塞等治河方法結合起來，把氾濫成災的黃河勒回了故道，保證了運河的安全，有利於漕運順利進行，使黃河下游也獲得了相對的穩定，賈魯治河的業績是值得肯定的。同時元順帝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製“河平碑”，以及編撰《至正河防記》，記載這次治河經過、方法和經驗，這也是治河文獻第一次詳細地記載治河方法，爲後人治河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鑑。但是賈魯治河也帶來了負面影響。黃河的泛濫，造成百姓流離失所，民不聊生，加劇了元末的社會矛盾。賈魯治河時又勞民傷財，整個治河工程耗資極大，據統計，總費用爲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工程之大，是古代治河史上不多見的。巨大的開支，加重了百姓的負擔，而且治河民工又遭受治河官吏的剋扣和驅使，正如詩中所寫：“驅夫如驅囚”，“飢餓半欲死，驅之長河流”，這使得原本已經很深的社會矛盾更加激化，紅巾軍領袖韓山童、劉福通等利用這次時機發動了元末農民大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