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友人問我：假如宋朝發生大火災，致數十人死亡，政府會如何處理?我回答說：拿相關官員問責是少不了的。今人念茲在茲的問責制、引咎辭職制，其實並不是西方舶來品，也不是新鮮事物，中國古時已經形成了比較周密的制度。在宋代，如果發生大的災害，如火患、洪澇、乾旱等等，朝廷事後通常都要對政府的責任人進行處分。責任人大致可以分爲三類：一是對事故負有直接責任的官員，比如因爲瀆職而引發火災者、災害發生後救災不力者;二是對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行政長官;三是對事故負有政治責任的政府首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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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建築物多爲竹木結構，極易着火，所以宋政府對於火政尤爲重視，不但在京城與各州設立專業的消防隊，而且訂立了很嚴密的火災問責制。制訂於南宋的法律條文彙編《慶元條法事類》即規定：“諸在州失火，都監即時救撲，通判監督，違者各杖八十。雖即救撲、監督，而延燒官私舍宅二百間(以蘆竹草版屋三間比一間)，都監、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間以上，知州准此。其外縣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縣同)並鎮寨官，依州都監法。”這一法條我們需要先來解釋一下，意思是說：州城失火，都監是救火的直接責任人，通判爲監督人，二人必須立即組織消防員撲滅火患，否則都處以“杖八十”的刑罰;如果大火焚燬官私舍宅200間以上，都監與通判即使盡力救火，也要處以“杖六十”之刑;如果燒掉房屋300間以上，負有領導責任的知州也必須受罰;縣城的火災問責依照州法，問責順序爲縣丞、縣尉、知縣。
有人說了，法條是法條，實際執行恐怕又是另一回事，你舉幾個例子啊?好吧，我們就以南宋孝宗朝爲例，從淳熙元年到十四年(1174~1187)，衡州、瀘州、嚴州、鄂州、合州、溫州與臨安府，先後發生過火災，結果“逐州守臣自劾，並放罷”，這幾個地方的知州(知府)都在火災之後上書自我檢討，引咎辭職，隨後他們的職務便被罷免了。又如淳熙五年(1178)，興州有一場大火，燒掉了三百餘間房屋，知州楊絳因“宴飲，不親救撲”而受彈劾，被朝廷罷官。淳熙十二年(1185)，郴州失火，知州趙大人卻“不行賑救，刻剝百姓”，很快便有“監司奏劾”，趙知州當然也被撤了官職。
再來看北宋的一個例子。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六月，汴京皇城內的玉清昭應宮受雷擊着火，燒燬宮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餘“一二小殿”倖免於難。劉太后聞訊大哭：“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不久，領玉清昭應宮判官的翰林學士宋綬被免去學士職;負責打理昭應宮的內侍亦被停職或降級、處罰金;昭應宮的道士“杖脊者四人，決杖者五人”;知宮李知損的處罰更重，“編管陳州”，即押送陳州看管，因爲有御史檢舉：昭應宮起火之前，李知損“與其徒茹葷聚飲宮中”，輕漫神明，違反清規，可能因此觸犯天怒，引來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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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要問：如果是單純的天災呢?是不是也要問責?沒錯。在古人的觀念中，是不存在純粹之天災的，古人相信天災乃是人事的感應，是上天給予人間執政者的警告與懲罰。因此，當天災降臨時，政府首先要惕厲自省。如果災害長久不得緩解，或者災害太嚴重時，作爲政府首腦的宰相往往就要引咎辭職。如天聖七年的那次昭應宮火災發生後，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後罷相出守青州。王曾當宰相時候，宋仁宗年幼，劉太后垂簾聽政，她的一些姻親想走後門跑官，都被王曾擋住了，所以劉太后對王曾有些不滿。這次王曾引咎辭職，可能正中劉太后下懷。
不過我們卻不能因此指謫劉太后，因爲發生大災，宰相請辭，以表示負政治責任，乃是宋朝的慣例。我們以宋仁朝爲例，來看看宋朝宰相的引咎辭職：皇祐元年(1049)，宰相陳執中請辭，原因是當時發生洪澇之患，“災異數見”，陳執中身爲宰相，卻“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於是臺諫官接連彈劾，最後陳執中被“罷爲兵部尚書，出知陳州”。寶元元年(1038)出現“冬雷地震”，而政府尸位素餐，諫官韓琦連上數疏，彈劾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副宰相)韓億、石中立庸碌無能，迫使四名宰執同日被罷。有意思的是，後來宋神宗朝時，韓琦任宰相，御史中丞王陶上疏彈劾韓琦專權跋扈，雖然神宗皇帝並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韓琦自己還是堅持辭去宰相之職。按照宋朝慣例，君主將“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宰相團隊)”，宰相組織一個責任政府，負責治理國家;但“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則宰相待罪(停止職務，等待裁決)，或者引咎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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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嚴重的天災，有時候皇帝也要下詔罪己。嘉祐元年(1056)，由於“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宋仁宗下了一道罪己詔：“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譴，致茲災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孚、王政多闕，賞罰有所不當、詔令得非未便、獄訟頗枉、賦役煩急，既民冤失業者衆，則天災緣政而生。思聞讜言，以推咎罰，道有消息，志在更張。應中外臣僚，並許實封言時政闕失，凡當時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陳，無有所諱，庶幾弭塞變異、召致和平。”在這道詔書上，仁宗皇帝向上蒼、向羣臣、向萬民檢討了朝廷在賞罰、詔令、獄訟、賦稅各個方面的過失，請求上天原諒，併發誓改正自新，請中外臣僚進言時政闕失。
受過現代理性啓蒙的今人恐怕會認爲罪己詔是玩虛的形式主義，因爲皇帝實際上並沒有受到什麼處罰。其實對古人而言，他們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上天一直監視着人間，皇帝下詔罪己並不是徒有形式。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罪己詔意味着皇權之上有天道，天道乃是人間秩序的監察者;皇帝也承認這一點，所以要向天道表達敬畏，並自覺接受天道的約束。
